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人，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应举后，即出为江都相，终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学阿世”的伪儒公孙弘（虽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决理著”“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仅等人。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的影响甚小。儒家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谏过的。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输、平准和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的“与民争利业”，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天理”的。

不过除了形式上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外，武帝也着实做了几件使当时儒者喝彩的事。

第一件是“受命”改制的实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自战国末年以来已成了人们普遍的信仰，在汉初，这一派思想已完全给儒家吸收了过来，成了儒家的产业。秦朝倒了，新兴的汉朝应当属于什么德呢？当初高帝入关，见秦有青、黄、赤、白帝四个神祇的祠，却没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说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为汉朝继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关的制度，一仍旧贯。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办法。贾谊却以为汉革秦命，应当属于克水的土德，提议改正朔，易服色，并于礼乐、政制、官名有一番兴革，还亲自草具方案。在当时的儒者看来，这种改革是新朝接受天命的表示，是不可缺的大典。贾谊把草具的方案奏上文帝，但在道家“无为”主义的势力之下，未得施行。这方案的内容现在只知道“色尚黄，数用五”，这两点都给武帝采用了。为着“改正朔”，武帝又征集民间治历者凡十八派、二十余人，互相考较，终于采用浑天家（浑天家是想象天浑圆如鸡子，地是鸡子中黄，天空半覆地上，半绕地下的）落下闳等的测算，制定“太初历”。这历法的内容，详在《汉书·律历志》，这里单表它的两个要点。以前沿用的秦历以一年的长度为365又1/4日，现在则以一年的长度365又385/1509日，较精密得多。此外，秦历“建亥”，现在改用“建寅”。这句话得加解释。古人以冬至所在月为子，次月为丑，余类推；建寅就是以寅月（冬至后第二个月）为岁首，余类推。相传夏历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太初历建寅（后来直至民国前相沿不改）就是实行孔子的话。

第二件是商人的裁抑。除了特别增加商人的捐税外，武帝又规定商人不得“名田”（即置田为产业）。“告缗令”施行后，据说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破家。

董仲舒曾对武帝建议裁抑富豪和救济农民的办法，他说道：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专，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卒）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谓限制人民私有田地的数量），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废除奴婢制度），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这是第一次学者为农民向政府请命，这是封建制度消灭后农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写出。这血史并没有引起好大喜功的武帝多大的同情，但他禁商人名田的法令，似乎是受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议的影响。

第三件是教育的推广。在西周及春秋时代，王室和列国已有类似学校的机关，但只收贵族子弟，孟子“设为庠序”以教平民的理想，至武帝方始实现。先时，秦朝以来的太常博士本各领有弟子，但博士弟子的选择和任用还没有定制，而他们各就博士家受业，也没有共同的校舍。至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中设立学校，招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卒业的则按成绩差使。太守平常治事，每选高材生在旁听遣，出行也带着他们，让其代为传达教令。县邑人民见了这些学生都钦羡不已，争着送子弟入学。这是我国地方公立学校的创始。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献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教于邑”。后来武帝便于长安城外给博士弟子建筑校舍，名叫“太学”，并规定博士弟子名额五十，由“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当。这些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设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无定额），由郡国县官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少年充当。正式弟子和旁听生均每年考试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于太常外，武帝又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但这诏令实行到什么程度现在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