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以来，伏莽遍地。太平军兴，响应附和。炽则百难并发，平则百孔皆填。同治四年十二月，嘉应州克后，凡与太平军相属者，已悉被戡定矣。唯有两起性质不同之叛变，不可与太平军并为一谈者，曰捻、曰回，当附存其略。

捻子之起源甚久，不与太平军同时生，亦不名太平军之名，随其名号而灭。捻子驰骑冲突，旧称马贼，亦曰红胡，称一股为一捻，故曰“捻匪”。军兴时，捻亦炽，其捻中人数特多，公然与大军搏战，有异于前后无兵乱时。其实今亦有之，最著者乃东三省耳。咸、同时记载，多所附会，称捻为捏，或谓有捻物为号，皆非也。

《东华录》：嘉庆十九年十一月戊申，谕军机大臣等“御史陶澍奏红胡匪徒日炽，敬陈缉捕事宜一折。河南南、汝、光一带，以及安徽颍、亳等处，向多红胡匪徒，屡经降旨饬缉，总未敛戢。今据该御史奏称，近来日聚日多，横行益甚。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成群结队，公肆抢劫，或夺人赀财，或抢人妇女，甚至挖人目睛，且有头目指挥。河南之息县、光山、正阳、罗山、汝阳、项城为尤甚。其在逃未获之王旋子，即属头目，而地方官捏称为从。其在安徽者，有李东山、马大旗二人，最为出名，现在藏匿阜阳县境内，每人手下约有千人，州县颟顸不办”等语。

《山东军兴记·皖匪篇》：起于皖北颍、寿、蒙、亳之间，有庐旅，有妻孥，不饥寒而抗榷税。国家因用兵粤匪，挞伐稍稽，遂乃子弟父兄，相率为盗，私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当时号曰“捻匪”。恒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

此皆得捻匪真相，但咸丰时之每捻以数百人、数千人为量，则扩大于陶文毅所云。盖乘军事方启，无暇捕此不立大号、不据地方之小丑，遂放胆为此耳。咸丰初，捻为颍、亳间土匪，不甚著。三年，太平军陷安庆，踞金陵，分党进至皖、豫，于是匪踪蜂起，张乐行起于蒙城雉河集，为群寇冠。朝廷遣重臣剿办累年，忽聚忽散，此起彼灭。太平军陈玉成久踞皖北，常与捻合而扰官军，以救九江、安庆之危，捻匪奔突，踪迹愈远。同治二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方为钦差大臣剿捻，攻破雉河集老巢，斩张乐行，其众仍属乐行侄张总愚，奔突如故。当是时，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挟捻上窜，由豫、鄂入陕，连陷兴安、汉中各郡邑，已开西捻之路。旋因金陵围急，得才等复纠捻东还，豫、鄂、鲁、皖遂所在皆捻氛矣。得才闻金陵陷，服毒自杀，余太平诸王多降，赖文光遂入捻党。僧格林沁奔命不遑，官文堵御累败。三月十日，朝命曾国藩赴楚、皖、豫交界督兵剿贼，李鸿章暂署江督。鸿章奉命至金陵，国藩与商，东南军事告竣，楚军急应裁撤。北捻未平，淮军旧部在乡里团练，素为捻所畏，属鸿章留淮勇剿捻。于是淮军仅裁老弱数千，是为国藩急避拥兵之嫌，暂留后起之淮军，以靖中原之余匪，而平捻遂为淮军所专任之绩。国藩又以僧王、官相，并为钦差大臣办贼，己再加入其间，启匪轻视，疏请但驻安庆调度。会朝廷知陈得才大股或死或降，命国藩仍留江督任。四年四月，僧格林沁追剿张总愚、赖文光等大股于曹州，全军败殁，仍命国藩赴山东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捻又窜海、沭，向徐、淮，官军与战而胜。然捻已并合大众，疾驰日数百里，非官军所能跟踪。国藩以贼成流寇，若寇流而兵与俱流，则彼之资粮无限，我之兵力有穷。乃定议以四省十三府州之地，设四镇重兵，安徽以临淮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另派马队一支，为游击之师。从前各军剿捻，以追截为能事，自四镇设而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此应流寇之一胜招。又议捻迹太广，完善之区皆彼掳掠之地，虽欲坚壁清野，而相距甚远，不及预计，然匪倏忽可达，收保无及。于是就山东之运河东岸，沿堤筑墙，以兵守之，不令捻越运河而东。捻自五年二月图渡运，徘徊于曹、徐、淮、泗者两月余，不得逞。官军就所在与战，辄破之。时捻众至十万，张总愚、牛洛洪等股，渡沙河而南，入苏、豫之间；任柱、赖文光等股，渡贾鲁河而西，入豫。国藩以运防有效，再议防河，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上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逼贼于豫之西南山多田少之处，使贼骑队不便冲突。河督张之万谓贾鲁河沙淤已久，万难兴挑；豫绅亦执是言。国藩奏言：“河防上下千余里，地段太长，本是极难之事，惟（唯）马队不敌贼骑，贼可随地掠夺骡马，官兵购马喂养，皆有所限制，战事别无把握，不能不兼筹防守。防河之举，办成有大利，不成亦无大害。”仍力任其难。并请将朱仙镇以上至黄河七十里，中间有开封省城，上距河三十里，下距朱仙镇四十里，商豫抚驻省坚守，不得议豫军顿兵不进，至全河防局无成，愿独任其咎。因进驻周家口调度。自借用水道设防以限戎马，又为应流寇之第二胜招。既而于八月十六日，捻由豫抚防地窜入，河防无成，国藩以所策失效，自请开协办大学士及江督缺，以散员留营效力，另简钦差大臣接办。时诸军力战贼于山东境，保运防，贼屡败。九月，遂复西窜，而分为二：张总愚一股回豫境，经剿益西，遂入秦；而任柱、赖文光盘旋楚、豫间。从此捻分两大股，世谓东捻、西捻。十一月，朝命国藩回江督任，授鸿章钦差大臣剿捻。时西捻已由湘军刘松山蹑其后，捻不得东还。而陕中有回乱，朝命左宗棠以陕甘总督为钦差大臣，兼剿回、捻。东捻则回窜山东，鸿章方踵国藩成规防运，而运河在济宁以北防段由山东巡抚任之。会天旱水涸，人马可行，六年五月，突破运防，议者哗然，以为防河防运有同儿戏。鸿章不为动，乃创倒守运河之策，截东捻于运河以东。捻更东趋入登、莱，鸿章乃更于胶莱河设防，蹙贼于海隅而歼之。并严运防，以为胶莱河防之重固。七月，捻又反扑，由海神庙潜渡潍河，山东军不能御，胶莱防溃，急扼运防，追贼至赣榆，降人潘贵升阵毙任柱，余赖文光众无几，复流窜至扬州，守运军击擒之，东捻遂平，时在六年十二月。御流寇之法，以不流之兵待之，限以河道，守以长墙，无河之处，掘濠续之，其事甚拙而不能保其无失；一失，则谴责随之。疆臣尤不乐于境内设防，以为战斗乃督帅之责，代分防线之任，又且域而限之，使久战于其土，皆所不便，故訾议防河之说甚盛，朝廷亦疑之。鸿章坚持国藩始议不少诎，虽累遭失败，然办贼得多迎战而少尾追，防贼得缩小其区域，而少保聚不及之患，使贼之掳掠日少，损折日多，以至于亡。此亦曾、李有功以后之威信足以坚持之，不然亦败于群口矣。

西捻之窜陕也，由湘军刘松山蹑之，不令停足。唯陕中回匪方炽，捻酋张总愚乘机奔进，终以湘军紧追，无从久踞。六年，宗棠入陕，声势益壮。时总愚窜渭北，屡为官军所败。宗棠虑其回窜鄂、豫，檄诸军扼渭上，并檄山西按察使陈浞防河。而贼无所恋于关中，急趋北向，窜陷绥德，分扰米脂。以十一月二十二日，由龙王庙乘河冰已合，呼啸过河，山西平阳、蒲州并警。晋、豫急急防守，贼已由绛州、曲沃、垣曲山僻小路窜豫。十二月初九日，过晋、豫界邵原关，抵济源县境，遂遍窜怀庆、卫辉两郡地，逼近畿辅。其时正东捻就歼、论功行赏之日，近畿骤警。宗棠自贼窜渡河，急督所部入晋，请敕刘典暂行督办陕省剿回事务。至是，由翼城东趋入直，已奉“调度无方，革职留任”之旨，而山西巡抚赵长龄、防河按察使陈浞，则遣戍矣。刘松山之军，由宗棠饬从北路径向畿南，朝命又严催鸿章入援。时直督为官文，亦以毫无布置被责。七年正月，松山军追贼及之于河内，大捷。贼窜直隶境衡水、定州等处，再降宗棠二级。而松山军已抵保定，宗棠亦抵获鹿，又有旨奖之，而切责鸿章不即至，亦夺职。鸿章疏陈：“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川、楚教匪办理十数年，卒赖此收功，任、赖捻股流窜数省，畏圩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风强悍，被害已久，故圩寨到处高坚，与城池等，捻不能久停肆扰。湖北、陕西素无圩寨，筹办不及，贼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步贼多改为骑，我军骑少步多，即骑兵每人不过一马，追逐病毙，即已无马，贼每人二三骑，随地掳添，狂窜无所爱惜，官军不能也。又彼可随地掳粮，我须随地购粮，劳逸饥饱，皆不相及。今欲绝贼粮，断贼马，惟（唯）赶紧坚筑圩寨。如果十里一寨，贼至无所掠食，其技渐穷，或可克期扑灭。”盖以平东捻之经验言之。时朝命恭亲王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督抚，又命宗棠总统各军。宗棠连破贼于献县、深州、束鹿、博野、深泽、饶阳、肃宁等处。二月，贼再窜卫辉，直至临清；官军追剿。四月，突回窜直境，袭天津，宗棠又以落贼后降三级留任。鸿章亦到，遂与宗棠会筹且防且剿之策。闰四月，黄、运两河增涨，官军既逐捻南下过沧州，沧州南有捷地坝，在运河东岸，当减河口，乃开坝导运入减，就减河北筑墙，以为沧、青、静海屏蔽，复圈之于徒骇、黄、运之间，湘、淮诸军就而蹙之。六月二十八日，诸军追捻至东昌之茌平境，水溜泥陷，总愚奔走无路，携八骑至徒骇河滨，下马投水死，西捻亦平。诸大帅所被降黜严谴皆复，且有加赉焉。治马贼之法，卒用阻水筑墙，坚壁清野，是为长策。明之亡于流寇，盖以将帅不足任此。捻祸之与闯、献，相去能几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