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因。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书，及御纂、御定、御制之书，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宫史》，不备列。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因。统观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为中主，宜可少得罪于吾民，而卒有此涂（荼）毒士大夫之失德。今文字狱已有专辑，其不出于档案者，余亦稍有搜辑，当别成专著，不能列入本篇。唯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

文字狱不暇细数，果属触犯而成狱，虽暴犹为罪有可加，谓其为违梗也。即无意中得违梗之罪，而遽戮辱，犹谓使人知有犯必惩，不以无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惩违梗之嫌疑也。雍乾间文字之狱，有最难解者三事。谢济世注《大学》，从《礼记》本。不从朱子《四书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补《格致传》。顺承郡王锡保参奏济世谤毁程朱。此因济世以参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镜得罪，希意摭拾其过。然《礼记》亦颁定之经书，既与《四书》并行，信此信彼，必无大罪。乃世宗则云“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云云。遂深辩田文镜之不当参，己之非拒谏，令议济世罪。九卿等议斩立决，后得旨免死，交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此谢济世之幸而不死，后卒释回而以名臣传于世者也。夫济世既注经文，经文自是如此意义，而竟议斩。则如宋儒之说经，多涉事理者，圣经贤传，孰非警戒人君之语，一涉笔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余矣。乾嘉间天下贬抑宋学，不谈义理，专尚考据，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一也。陆生枬作《通鉴论》今已不见其书。生枬与济世，均广西人，得罪亦同时，同在锡保军前，为锡保所奏。世宗逐条谕驳，所引原文，具在《东华录》。可见生枬就《鉴》论《鉴》，所见与世各有异同，要是作论本色，绝无桀骜不驯耸听激变之语。一曰论封建，则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害深祸烈，不可胜言。”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二曰论建储，则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三曰论兵制，则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凌）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四曰论隋炀帝，则云“后之君臣，傥（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五曰论人主，则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六曰论相臣，则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七曰论王安石，则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八曰论无为之治，则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托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在。”又云“绛度数谏，异镈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

以上皆世宗所举《通鉴论》之原文，驳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将陆生枬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云云。夫《通鉴论》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为罪恶所在无过于此数语。今试由读《史》读《鉴》者平心论之，有一语可致杀身否？即其论人君而作危词，古所云“城高池深，兵甲坚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之定理。温公作《通鉴》本以为法为戒之故，分别诏人。学者能加以发挥，正是忠君爱国之真意。以此掇杀身之祸，复谁乐致力于史实，以与国家社会相维系乎？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二也。

尹嘉铨为故父会一请谥。又请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其父会一，从祀文庙。事在乾隆四十六年。奉旨拿交刑部治罪，并查伊家有无狂悖不法字迹。此为因冒昧渎奏而引入文字之狱。有司查得嘉铨所著书籍，嘉铨主聚徒讲学，其文有云：“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谕旨则云：“显悖世宗《御制朋党论》。”又有“为帝者师”之句，则云：“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又著有《名臣言行录》，胪列本朝大臣。则云：“朱子当宋式微，又在下位。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实为莠言乱政。”又自称古稀老人。则云“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以自号”云云。嘉铨不以朋党为非，又袭讲学家自重之习，学孟子“为王者师”之说，纂集当代大臣言行，乃留心文献之要务。七十曰古稀，自杜工部有此诗句，人尽习称，岂可以帝王专其利？高宗于上年刚及七十，自称“古稀天子”。嘉铨之称古稀，是否在其后，今尚未明，姑不论。此外日记中家庭琐屑语，即有迂腐可笑，岂有杀身之罪？乃大学士等竟定拟凌迟处死，家属缘坐。满廷无救正之言，唯以逢迎为宰相之责，是何气象！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及缘坐，谓之加恩，是此案归结。而谕旨又特提嘉铨二罪：因日记中记有任大理卿时，与刑部签商缓决事，谓之“市恩”。又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则云“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借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阘冗而言。我国家世世子孙，能以朕心为心，整纲维而勤宵旰，庶几永凝庥命，垂裕万年”云云。此则视大学士为赘疣。谓清沿明制，不设宰相，则不知明大学士五品，后来兼尚书宫保，其位乃尊，何云大学士非宰相？清则大学士正一品，礼绝百僚，何得云非宰相？有宰相便是阘冗，并戒世世子孙，不许倚任大臣襄赞，此真亡国之言。是以当时之大学士，只能希意议尹嘉铨之凌迟缘坐矣。孟子所谓“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当时自大学士以下，孰非谗谄面谀。又是何气象!天之厚清，实异寻常。康熙六十一年，享国之久，古已仅有。高宗二十五岁始即位，自称在位六十年必退休，居然满六十年，以八十六岁之年，内禅仁宗，称太上皇训政逾三年，以嘉庆四年正月始崩，享寿至八十九岁。西陲拓地万里，臣属至葱岭以西，卫藏以外。国内太平，文治自然兴起。而顺、康、雍、乾四朝，人主聪明，实在中人以上，修文偃武，制作可观。自三代以来，帝王之尊荣安富，享国久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而乃盈满骄侈，斩刈士夫，造就奴虏，至亡国无死节之臣，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