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然而今尚无有也。盖今始创为之。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臆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藉（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而国人或自以为已别有信仰，脱离崇儒之范围，此亦不自量之谈耳。
凡昔人所记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杀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后于乾隆时改叶赫）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汉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至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未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
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存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宗人府事例》封爵：“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案语云：“谨案：天命年间，方立八和硕贝勒，共事议政，各置官属。凡朝会、燕飨，皆异其礼，赐赉必均及，是为八分。天聪以后，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亲王余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贝子，准入八分。如有过降至公，仍不入八分。”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东华录·太宗录》首：“丙辰年，太祖建元天命，以上及长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弟贝勒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大贝勒，阿敏二贝勒，莽古尔泰三贝勒，上四贝勒（清《国史·旧代善传》载此事尽同）。”
据此，八和硕贝勒中，有明文授此爵者为四人，而太宗居其一，且以齿为序而居最后。今考之《太祖实录》，则并无此明文。而天命元年未建号以前之劝进，已称由此四大贝勒为领袖，则以为建元时授此爵者，亦不成文之赏典也。《东华录》所据之《实录》云然。仍以《东华录》证之：
《东华录·太祖录》：“天命元年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贴黄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前跪，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
上复升御座，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
《录》载此时已序大、二、三、四贝勒，则以四人为和硕贝勒，应早在其前。又以此四贝勒冠八旗贝勒之上，似四大贝勒之分，高出八旗。此皆昧乎太祖时八旗八和硕贝勒之事实。
乾隆四年修订之《太祖高皇帝实录》，大致与《东华录》同，而所叙四大贝勒，则更含混至不可通。《录》云：“丙辰正月壬申朔，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八旗贝勒大臣。”此以“四大贝勒”四字当太宗，若不知太宗与诸兄合称四大贝勒者，愈改愈不合。
《武皇帝实录》最近真相。《录》云：“丙辰岁正月朔甲申（日误，应从后改本作壬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虾为满语侍卫）厄儿得溺榜式（榜式即巴克什，皆由汉文博士之音译，后来作笔帖式，亦此音变）接表。厄儿得溺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于是离坐（座） 当天焚香，率诸王、臣三叩首，转升殿。诸王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时帝年五十八矣。”
统称八固山诸王，固山即旗，当时自表尊大，对汉称王，对满称贝勒，原无差异，但系随意自尊，无所谓爵命。于太祖则尊之曰皇帝，八旗旗主亦皆称王，皆随意为之之事。所叩贺者原系正旦，亦更不知有登极之说。自此以下，更不言于诸王有所封拜，而代善以下四人，则于后此二年，时已当天命三年，直犯明边，袭破抚顺、清河时，称之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从此常以此为称。则当天命初年，实于八固山中尤重视此四子，则确矣。
清一代封爵制定，原无和硕贝勒一爵。盖自崇德改元，始有模仿帝制之意，而封爵有亲王之名，即仿明制。后更斟酌明宗室封爵，定为十四等，等级较明为多，而待遇实较明为薄。明皇子必封亲王，且有国可就，亲王诸子又必封郡王。清皇子封王，除开国八王外，例不世袭。迄光绪中叶以前，破例止一次，即世宗所特异之怡贤亲王也。封王无国，虽其降袭多贝勒、贝子两等，然皇子受封，或仅封公，而并不得贝子。虽亦旋有晋等，乃以示功过赏罚之权，无子孙必贵之例。此亦见清开国以后，能以明宗禄之病国为戒，自为长治久安之虑。而天聪以前之所谓和硕贝勒，实即后来之亲王，且即与国君并尊。此非详考不能见也。
清宗人府封爵之等十有四：一和硕亲王，二世子，三多罗郡王，四长子，五多罗贝勒，六固山贝子，七奉恩镇国公，八奉恩辅国公，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一镇国将军，十二辅国将军，十三奉国将军，十四奉恩将军。皇子之封，降至辅国公世袭。亲王以下余子之封必考授，且降至奉恩将军乃世袭。
明《诸王传》首：明制：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诸子年十岁，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皇子皆世袭亲王，亲王诸子皆世袭郡王，郡王诸子乃降至奉国中尉世袭。
观清代所定宗室封爵，和硕之号，止冠于亲王，贝勒所冠之号止有多罗字样，与郡王同。又崇德以前，清不封亲王，崇德改元，仿明制而封亲王，并稍定亲王以下之宗室封爵。顺治九年，始仿明制设宗人府，即于此时斟酌明宗人府所掌封爵之制，而行清一代之制。其先清之大政皆出八和硕贝勒所议行，宗人府所掌其一也。
《清史稿·职官志》宗人府：“初制，列署笃恭殿前，置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顺治九年，设宗人府。”
此所叙宗人府之原始，乃天聪以前事。笃恭殿为天聪以前原名，笃恭殿前之列署乃天聪以前之旧制。太祖都沈阳后，以迄天聪，所营宫阙无外朝与内廷之别，笃恭殿即正寝，亦即正朝。所谓列署，即殿前东西各五楹之屋。崇德二年，始建外朝，以宫前已临大道，无地可拓，乃于宫之东别建一殿，谓之大政殿。左右列署十。而笃恭殿亦改名崇政殿，左右屋但名朝房，不为列署。凡此因陋就简，皆见清创业时，实亦能撙节以养战士，无致美乎宫室之意。
《清一统志》盛京宫殿：“大政殿，在大内宫阙之东，崇德二年建，国初视朝之大殿也。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十，为诸王大臣议政之所。又大内宫阙，在大政殿之西，南北袤八十五丈三尺，东西广三十二丈二尺，正门曰大清门。（崇德元年始改国号曰清，则此门名亦太宗时所定。）太祖时于门砌旁设谏木二，以达民隐。朝房东西楹各五。旧制，正殿曰崇政殿，原名笃恭殿。”
当清代未有宗人府、未定封爵制之前，并崇德未改元、未知模仿帝制之前，所谓贝勒，乃沿女真旧有尊称；所谓和硕，据满洲语译汉为方正之“方”字。初以此为美名而取之，其后则贝勒之上既累亲王、郡王两级，仍以和硕冠亲王，明乎亲王即以前之贝勒也。后来之贝勒止冠多罗，与郡王同号，多罗在满语译汉乃“理”字，以此冠贝勒上，明乎后来之贝勒非以前之贝勒也。
四大贝勒称和硕贝勒，原非若后来有封册之典。考清《国史》清初宗室《济尔哈郎传》：“幼育于太祖宫中，封和硕贝勒。天命十年十一月，同台吉阿巴泰等援科尔沁有功。”叙封和硕贝勒在天命十年前，则济尔哈郎乃太祖时和硕贝勒见有明文者。自太祖之子侄，除四大贝勒外，皆称台吉。唯太祖长子以诛死之褚英其长子都督（后改杜度）以天命九年封贝勒；代善一子岳托、二子硕托、三子萨哈廉，太祖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俱云天命十一年封贝勒；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俱云初封贝勒，不书年，当俱是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后。盖其时多尔衮年方十五，多铎方十三，其母被太宗逼从太祖死时，犹以此二子托于诸王，则其先固未有分府置官属之机会，而于太宗之嗣位，已以贝勒之名义在誓告天地之列。又太宗长子豪格，初封贝勒，天聪六年晋和硕贝勒。豪格之封贝勒，亦当是太祖崩时，《传》言其以从征蒙古功，不过叙所以封之之故。豪格亦与于太宗嗣位誓告诸贝勒之列，盖皆一时事。凡预于誓告者亦尽于以上数人。其杜度之贝勒，《传》称封于天命九年。是年二月十五日与科尔沁盟时，杜度尚称台吉，或封贝勒在其后。济尔哈郎之封和硕贝勒，《传》叙在天命十年前，然十一年四月初九领兵收喀尔喀人民，尚称济尔哈郎为台吉，则《传》文亦未必尽确；即使确矣，太祖诸子侄中，亦唯济尔哈郎一人为天命年间四大贝勒以外之和硕贝勒。合之天聪间豪格为和硕贝勒，清一代为和硕贝勒者不过六人，豪格尚不在天命间，则所云天命间之八和硕贝勒，皆为口语随意所命，无明文可据，凡为八固山之主，即是和硕贝勒。故求八旗之缘起，但当考其旗主，不当拘和硕贝勒之爵以求其人也。
天命间既以八和硕贝勒为后来永远隆重之八分，至天聪间，四贝勒已为君矣。然《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戊子朔，上御殿，命孔有德、耿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于第一班行礼。”此时第一班仍为八和硕贝勒，尤可见八和硕贝勒为八分之通名，既非天命间原有之人，当时四大贝勒原人，唯大贝勒在列，二贝勒四年幽禁，三贝勒六年死，四贝勒正位为君。至八固山之贝勒，则两黄、正蓝又归太宗自将，所云八和硕贝勒，其为永存之空名可知矣。
太宗时革共治制为君主制，然于诸旗主之各臣其所属，犹立法保障之。
《八旗通志·典礼志》，王府庆贺仪：“崇德元年，定亲王生辰及元旦日，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郡王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贝勒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一跪三叩头礼。若该属官员无事不至府行庆贺者，治罪。”
据此，崇德元年之亲王皆为旗主，故皆有所谓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郡王即无之。因此可为太宗时之旗主加一考证。凡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即是旗主，亦即是天命间之和硕贝勒。自此以后，贝勒只有多罗之号，尤可见和硕亲王之即为和硕贝勒所蜕化也。考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凡六人，追封者一人：代善为和硕礼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济尔哈郎为和硕郑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萨哈廉于是年正月死，不及封而追封为和硕颖亲王，以其子阿达礼袭为多罗颖郡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至阿济格则为多罗武英郡王，直至顺治元年始封和硕英亲王。则于太宗时阿济格虽有太祖遗命，命为全旗之主，迄未实行，至籍没时仅有十三牛录，即系他旗中分受之少数，盖当在睿王之正白旗内分给，而豫王又分以七牛录，仍非全旗之主也。阿济格之为人，狂稚无理，不足重任，虽有遗命，靳之亦无能为。而太祖所云四小王，济尔哈郎、多尔衮、多铎三人自无疑义，又其一必为代善长子岳托，豪格乃太宗亲子，固不应径取阿济格所受遗命而代之，其同封和硕亲王，不过示将来可以代兴之意，即欲使主一旗，亦当在太宗自领旗分内给之。岳托封和硕亲王，必为旗主。阿济格于是年封郡王，即非旗主。再证以镶红旗之包衣，只见克勤郡王之遗迹。克勤郡王乃岳托由亲王降封，子孙遂以此世袭，列为八铁帽之一。萨哈廉之后，虽亦以顺承郡王世袭，然非太宗时旗主，故包衣遗迹，顺承王之包衣尽在正红旗内。两黄、正蓝为太宗自领，余五旗归一大王四小王。至此而主名定矣。
旗主及近亲子弟之有郡王、贝勒爵者，属人于生辰及元旦不诣庆贺，即须治罪。此其本旗主臣之分，有国法为之保障。特旗主则并旗内大臣亦为其臣，旗主之近亲则以府内官属为限。即包衣内旗员为纯粹之家臣，本旗旗员兼为国之臣，对本旗唯尽臣礼于旗主，不必尽于旗主之子弟也。
本旗旗员之尽臣道于其主，生辰元旦如此，婚丧等事可知。而《八旗通志》于婚丧礼唯详乾隆时之见行制，不及初制。唯于雍正朝《上谕八旗》，得有反证：
《上谕八旗》：“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嗣后贝勒、贝子、公等，如遇家有丧事，将该属之文武大臣，着吏兵二部开列具奏，再令成服。其官员内有在紧要处行走者，着各该管大臣指名具奏，令其照常办事。特谕。”
此所云该属之文武大臣，需吏兵二部开列者，及旗下人见为文武大臣，非旗内之大臣。旗内大臣唯有都统、副都统，无所谓文武，亦无（毋） 庸吏兵二部分开。至其他官员则并非大臣之列者，世宗皆不许旗主家任意令其成服。则旗下属人之不容专尽臣道，且有明谕。至本非属人，由朝命任为本旗之都统以下等官，更不待言。虽对贝勒、贝子而言，亲王、郡王或临于属人加尊，其不能臣朝廷之臣，不能与崇德元年之规定相合，亦可理推也。
昔年京朝士大夫传言，松文清筠既为相，一日召对不至，询之，乃主家有丧事，文清方着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帝乃令抬入上三旗，免为主家所压抑。此说固不确，文清乃蒙古，非满洲，其生在嘉道间，为相在嘉庆十八年以后，已在雍正谕禁之后。此或雍正间之事，因有此事而有此谕，要皆为世宗革除八旗旧制之一端也。
太宗虽兼并他固山，乃求强而非以求富，八固山之负担，仍以八家为均分之准，则两黄旗未尝不作两家负担计也。满洲新兴之国，地广人稀，得人力即可垦地，聚人先资养赡，八家负担养赡之费。在天聪八年，正蓝尚未取得，而两黄久归自将，初不因自将之故而与六固山有殊，亦不因一人兼将两固山而不负两家之费也。
太宗时虽收各固山之权，而处分之法，仍视八固山为八家私物，以夺此予彼为惩劝。夫牛录而可随时予夺，必非太祖八固山并立之本意。太宗能立予夺之法，是即改革八家之专据。然自将之三固山，亦在予夺处分之内，则并立之遗迹尚存也。崇德改元时，正蓝已归太宗，故云三固山为自将。
《八旗通志·兵制志》军令：“崇德三年谕：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临阵交锋，若七旗王贝勒贝子却走，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七旗获全，即将七旗佐领下人丁给拒战之一旗。若七旗拒战，一旗却走，即将却走人丁，分与七旗。若一旗内拒战者半，却走者半，即以却走人丁，分给本旗拒战者。有因屯札他所？未拒战而无罪者，免革人丁。其拒战之王贝勒贝子，别行给赏。若七旗未及整伍，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得功者，按功次大小俘获多寡赏之。野战时，本旗大臣率本旗军下马立，王贝勒贝子等率护军乘马立于后。若与敌对仗，王贝勒贝子大臣不按队伍轻进，或见敢寡妄自冲突者，夺所乘马匹及俘获人口。”
观此军令，八旗于战时，皆以王贝勒等为主将，大臣即都统以下，其责任乃主将负之，大臣可以进退，旗主之事也。旗主则以旗下人丁为赌胜之具，焉得而不以所属人为旗主之臣，使号令得行也。
自此经睿王摄政之局，天子与亲王，各挟固山之武力，与政权为消长。世祖亲政初一大改革，睿王之正白旗尤为充实，而收为自将之上三旗，遂成一定之制。余分属诸王贝勒之五旗，谓之下五旗，已绝不足言平立之旧矣。以天命间之四大王论，一王化帝，一王剥夺（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一王递嬗（阿敏之镶蓝旗，移转于弟济尔哈郎），其为原主者，仅一代善之正红旗。以天命末遗属（嘱）所定之四小王论，其三可知者乃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太祖有此殊宠之三子之母，遂遭诸王所公嫉，而迫使殉，又夺阿济格之一小王，以益代善之子。又太宗自擅两旗，无可分给而暂缺其一，迨取之阿敏以予济尔哈郎，始具四小王之数。实则入诸王手者已止有五旗，所谓下五旗，其中已无原来旗主，供朝廷随意分封者两旗（镶白、正蓝），有原来旗主者三旗。又分天命间原属大王之旗，止有一旗（正红）。子孙众多，逐渐分封，世袭罔替之王，乃居其二（礼亲王、克勤郡王）。余郡王贝勒随世递降者不计，倘亦汉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意。天命后原属小王之旗，则有二旗：一由原主获罪，递嬗而来（镶蓝之济尔哈郎）；一由不遵太祖遗属（嘱），别授充数（镶红之岳托）。其权源本不强固，故皆有随时封入之王贝勒，而镶红为尤甚。盖旗主之武力，已减削无余，各旗自有固山额真，为天子任命之旗主，非宗藩世及之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乃养尊处优之地，旗之行政，天子之吏掌之，则不啻有庳之封也。亲贵虽或典兵，所指挥者非有自主之本旗，特假天潢之重，以临禁旅之上，而镇摄后来归顺之杂军。所谓八旗，皆朝廷之所运用，天子特于六卿兵部之外，自为一积世之军阀，而亲贵则皆不得分焉。此清代特殊之养威居重之地也。旗主消散而禁旅归公，威棱所由极盛，旗人堕落而异军特起，种族所以渐形，此一代兴亡之大数也。
顺康间，八旗之武力，已为国家所统一，而亲王之体制，乃因从前八和硕贝勒之平行，对国家犹存各臣所属之旧，此已无碍于立国之大计，故圣祖临御甚久，尚无革除之意。至世宗因嗣统不无取巧，诸王间不尽诚服，而诸王各有臣属，视各忠其主为祖宗定制，此本八固山以来，太祖设定特殊之纲纪，旗员中有视为天经地义者。世宗于诸王，束缚驰骤，呵谴诛戮，诸王所饮恨，所属亦问与同抱不平。此为高宗以来绝无之事。盖经世宗朝之刬削芟夷，乃始全一人威福之柄，诸王之帖服，与朝士至无交往之自由。八固山对抗朝廷之习，可谓无余。而宗室与士大夫间，隔绝气类，积数十年，衣帛食粟，养尊处优，尽为尸居余气，种族益不可沟通，行能益无从比较，是为满人衰亡之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