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狎妓、捧戏子、赌博这一类事以外,自命风流或附庸风雅的人,则进而搜集古董书画,沾沾自喜,号为“收藏家”。明代前期称这一类人为“爱清”。陆容说:

京师人家能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辄谓之爱清。盖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润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68

嘉靖以后,此风大盛,巧取豪夺,无所不至。沈德符说: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稽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携李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叶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相国父子(严嵩、严世蕃),朱成公兄弟(朱希孝、朱希忠),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张江陵(居正)当国亦有此嗜。董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69

严家籍没后,抄没清单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金绣子卷册共三千二百零一轴,70这些书画的内容和源流都具见于文嘉的《钤山堂书画记》。71内中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画,据李东阳的《怀麓堂集》、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四艺蘅《留青日札》和《钤山堂书画记》、钱谦益《初学集》等书的记载,此图的主人有宜兴徐氏(溥)、西涯李氏(东阳)、陈湖陆氏、昆山顾氏(懋宏)、袁州严氏(嵩)、内府、嘉禾谭梁生等主人。徐、李、严三家都是宰辅,陆、顾则为世族。72由此可见这时代这风气之盛!可是从学术的立场看,这时代人对于古物的态度只是一种玩意、珍宝,收藏的风气虽盛,研究的成绩像两宋的《集古录》《金石录》《钟鼎彝器款识》《东观余论》《隶释》,讲形制,讲花纹,究文字,正史实的著作,却一部也没有。金石学、考古学的成为专学,直需等到下一个对明学反动的清代,在学术史上虚过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勉强地说,这时代人对金石学的贡献,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给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础。

他们另外一种兴趣是刻书,由于上文所说“书帕”的需要,外任或出使官进京时的人情或贿赂都以新刻书为贵,于是各地竞相刻书,各官竞相刻书,刻前人著作,刻经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丛书,刻类书。书籍数量的陡增和普遍,可说是这时代对于近代文化的一大贡献。我们试读明初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这一段时期书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难得。这种情形直到正德末年还是无大进步,顾亭林说:

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73

到正德以后,随吏治风气之日坏而刻书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坏,所刻书日益滥,内容芜陋,灾梨祸枣,嘉靖时唐顺之至大声疾呼抨击此等陋习,他指出当代文集之多而滥说: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减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竹木煤炭当尽减价矣。可笑可笑!

他又说:

居常以刻文字为无廉耻之一节,若使吾身后有闲人做此业障,则非吾敢知。至于自家子弟,则须有遗嘱说破此意,不欲其做此业障也。74

又说:

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做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亦可谓木灾而已。75

可惜他身后仍然有闲人替他刻文集,刻杂著,做此业障!其实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滥而已,丛书、类书也一样。刻书到无新书可刻,而又非新书不够炫耀,不够送“礼”时,只好偷工减料,杂抄、类书应市。或者取巧,窃取已刻丛书,截足去腕,改头换面,伪造作者和书名,作为一新丛书面世。欺世盗名,贻误学者,明代后期刻书之草率,和类书、丛书之饾饤瓜剖,恶劣万状,原因就在于此。

再就现存的明人文集而论明代的文学,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说到底还是曾经钻研经史,博读子集,学有根底的。自科举兴而开始有不读书的风气,士子除“四书”以外,不读他书。到中期王世贞、李攀龙反抗这潮流,提倡复古,不读唐以后书,唐以前的书,《史》《汉》诸子还是非读不可的。到后期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力反王李之说,遍主唐宋,文坛上有公安体、竟陵体之目,却索性唐以前也不读,唐以后亦不读,空疏之上加上浅薄,矫揉造作,模仿晋人语调,造一二隽语,今人名之为小品文。其弊正如禅宗不立文字,白痴村夫只要会一两句口头禅,会喝会打,便可自命禅学,机锋。这是八股制度所产生的机锋文学,也是亡国文学。

由于乡里的、同年的、同门的观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党立派,乡谊重而国事轻,年谊重而是非乱。谈迁说:

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埈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闽、楚、粤、蜀远不具论。庚戌大计,江右淮抚李三才庇东林而诸党左矣。时攻东林俱见罪,四明至楚粤无一人台省者。天启初东林独盛,起邹元标,而江右亦东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东林也,福清叶白高、归德侯执躬秉政,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径,非东林不灵,波及诸生,如复社、几社不一而足,家驰人鹜,恐汉末标榜不是过也。76

大致地说,可以分为东林和非东林两派:

万历三十八年(1610)……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峻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织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挑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77

非东林系统复杂,即东林亦以地分左右:

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魏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78

东林党人多名儒学者,以讲学相高,其意见往往可左右政治。非东林则多不为物论所予,为东林所攻击,窘而附于内廷的阉宦,由此又成为外廷的清流和内廷的阉人争夺政权的局面。两方互相排挤攻击,争门户,争封疆,争“三案”,争京察,不胜则纠纷错杂,不可究诘,这一派上台,那一派下野,此伏彼起,只图顾全乡谊年谊,置国家利害于不顾。这一阶级是大明帝国政权的基础,基础崩溃,所建设的政权自然也就瓦解了。

年轻一点的举、贡、生员,贵家公子,受了上一代分党立派的刺激,则组织文社,自相标榜,以为名高。顾公燮说:

文社始于天启甲子(1624)张天如等之应社……推大讫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复社。云间有几社,浙江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于复社。79

其学风好糅杂庄老,混合儒释,顾亭林说:

当万历之末,士子好新说,以庄老百家之言,窜入经义,甚者合佛老与儒为一,自谓千载绝学。80

空谈性命,不切实际。有讲求经世实用之学者则共目为迂,为疏,为腐,陶奭龄说:

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之为迂为疏为俗。于是一入仕途,即相师相仿,以求入于俗而后已。如相率而饮狂泉,亦可悲矣。81

以抨击剿袭为能事,一书新出,即有一书讥评之,诗文则仿效时贤,亦步亦趋,了无生气。82黄宗羲讥为学骂,他说:

昔之学者学道也,今之学者学骂也。矜气节者则骂为标榜,志经世家则骂为功利,读书作文者则骂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骂为俗吏,接庸僧数辈则骂考亭为不足学矣,读艾千子定待之尾则骂象山、阳明为禅学矣,濂溪之主静则曰盘桓于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则曰是有方所之学也。逊志骂其学误主,东林骂其党亡国,相讼不决,以后息者为胜。83

这上下两代人有四字宝诀,在登政府时应用,曰调停,曰作用,于慎行说: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宝诀,自谓救时良方,不知乃其膏肓之疾也。进退人才用调停二字,区画政机用作用二字,此非圣贤之教也。夫贤则进,否则舍,何假调停?政可则行,不可则止,何烦作用?君子以调停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为方,而小人之弥缝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兴也。84

甚至以留心国事为多言多事:

编修倪元璐屡疏争时事。同乡前辈来宗道谓曰:渠何事多言!吾词林故事,惟香茗耳。时谓宗道清客宰相云。85

又有三法,谢肇淛说:

今之仕者,为郡县则假条议以济其贪,任京职则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闬则假道学以行其私。举世之无学术事功,三者坏之也。86

我们可以学他的话说:明代之无学术事功,是由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重心,这个特殊的新仕宦阶级所构成的社会风气和制度。由于这种风气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学是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学术不能疗贫,事功不能致富,则此时代之无学术事功,正是此时代之本色。何怪之有!

1943年1月10日于昆明瑞云巷三号

注释:

1.《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九。

2.《垂光集》卷一,《论治化疏》。

3.《承启堂稿》卷二六,《故锦衣党蓝田墓志铭》。

4.田艺蘅:《留青日札》。

5.《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

6.《涌幢小品》卷九。

7.《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8.《徐文长文集》卷二〇,《赠妇翁潘公序》。

9.《杨文弱集》卷三三,《访据疏》。

10.《堵文忠公集》卷二〇,《救时二十议疏》。

11.《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12.《万历野获编》。

13.王崇简:《冬夜笺记》。

14.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

15.参见《明史》卷三〇七,《陆炳传》。

16.参见林时对:《荷锸丛谈》卷四。

17.《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18.《小柴桑喃喃录》卷下。

19.《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20.参见《弇州山人四部稿·游金陵诸园记》。

21.参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娄东园亭志》。

22.参见《燕都游览志》。

23.《七修类稿》卷二。

24.《撰杖集·张南垣传》。

25.《小柴桑喃喃录》卷上。

26.《陶庵梦忆》卷四,《方物》。

27.《陶庵梦忆》卷八,《张东谷好酒》。

28.《五杂俎》。

29.《云间据目抄》。

30.《云间据自抄》。

31.参见余永麟:《北窗琐语》。

32.《明史稿·五行志二·服妖》。

33.《云间据目抄》。

34.《三冈识略》。

35.《己疟编》。

36.《见闻录》。

37.《明史》卷一〇五,《刘观传》。

38.《明宣宗实录》卷五六。

39.《明宣宗实录》卷五七。

40.《万历野获编》卷二四。

41.《旧京遗事》。

42.《暇老斋杂记》卷四。

43.参见《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二〇。

44.《板桥杂记》。

45.《板桥杂记》。

46.《识小录》卷上。

47.《陶庵梦忆》卷二。

48.《陶庵梦忆》卷四。

49.《陶庵梦忆》卷四。

50.《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一七。

51.《刘子文编》卷八。

52.参见黄宗羲:《南雷集·子刘子行状》。

53.《识小录》。

54.《菽园杂记》。

55.《荆川文集》卷一〇,《唐郎中嘿庵墓志铭》。

56.《泉南杂志》。

57.《陶庵梦忆》卷四,《张氏声伎》。

58.参见《陶庵梦忆》卷七,《冰山记》。

59.参见《陶庵梦忆》卷七,《过剑门》。

60.《陶庵梦忆》卷八,《阮圆海戏》。

61.《万历野获编》卷二四。

6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63.《日知录》。

64.《荆园小语》。

65.《菽园杂记》。

66.《绥寇纪略》卷一二。

67.《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

68.《菽园杂记》。

69.《万历野获编》卷二六。

70.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

71.参见《胜朝遗事》本。

72.参见吴晗:《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文学季刊》,1934年创刊号。

73.《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

74.《荆川文集》卷五,《答王遵岩书》。

75.《荆川文集》卷五,《典卜无锡书》。

76.《枣林杂俎·逸典》。

77.《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78.《明史》卷二四四,《魏大中传》。

79.《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80.《亭林文集》卷五,《富平李君墓志铭》。

81.《小柴桑喃喃录》卷下。

82.参见《南滣楛语》。

83.《南雷文案》卷一〇,《七怪》。

84.《谷山笔塵》卷一六。

85.林时对:《荷锸丛谈》卷二。

86.《五杂俎》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