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0月11日，星期四，天像往常一样下着大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行进。我们先咨询了一下从大西洋沿岸徒步去普罗文斯敦的可能性，以及我们是否会遇到些实际性的障碍，比如小溪或沼泽。希金斯说没有什么障碍，而且比起走大路也远不了多少，不过他觉得由于下雨，大路就已经很难走了，更何况是沙地，因为沙地走起来会倍感沉重，马蹄可能会陷进沙里。不过客栈里有个人刚走过那条路，他说我们能够顺利通行。不过要是碰到涨潮和刮东风，在海岸下面行走将很麻烦，甚至可能会有危险，因为沙滩可能会塌陷。起初大概四五英里，我们沿大路走，也就是科德角的肘部，那里是海岬最狭窄的地方，由此向北拐，我们便可以绕过一个小海湾，这个小海湾在我们的右侧，是奥尔良瑙塞特港的一部分。我们发现，虽然路中间对马匹来说有些“泥泞难行”，但路两侧对行人来说却非常好走。由于今天和昨天一样风雨交加，雾气弥漫，我们只好把雨伞放在背后，这样，大风就会推着我们飞快地穿越沙地了。一切都表明我们来到了一处陌生的海岸。一条曲折的小路高低起伏地在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延伸，零零落落的几座房屋矮小陈旧，但看上去保养得不错，门前院落也干干净净，实际上就是没有围栏的海岬，或者更确切地说，似乎是风把房子周围的地面吹干净的。这景象或许与这里缺乏树木，因而没有木料堆和其他木制品有关。那些房子看上去好像是刚上岸的水手，为了能坐下来享受片刻安稳，全然不顾坐姿和装束了。对他们而言，这里只不过是熟悉的坚实土地，并不肥沃，也没有活力。在我眼中，凡是阴郁的景色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比如这里，正是由于这阴郁的天气才使这景色的永恒性更加强烈。甚至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大海的波澜壮阔，没有听到大海的翻滚咆哮时，这里的一切就已经在向我们讲述着大海了。这里的鸟儿尽是海鸥，田里尽是马车，小船底朝天地摆放在屋子周围，偶尔可见鲸鱼肋骨编成的栅栏竖在路边。这里的树木甚至比房屋更罕见，几乎没有树，仅在低洼地里有一个苹果树果园。果园里的苹果树要么又细又高，顶部平平的，没有旁枝，好像开阔土地上的野生大洋李树一样；要么异常矮小，就像榅桲树一样，刚出地面就分叉了。这些苹果树体现出在什么样的生长环境里，树木就会有什么样的生长习性。后来我发现科德角的许多苹果树都只能长到一人来高，整个果园的苹果只要人站在地上就能全部采摘下来，不过要从树下钻过就不太可能了。据主人讲，有些树已经长了20年，却只有3.5英尺高，长到离地面6英寸的时候就开始分叉，向四周伸展至5英尺。为了捕捉尺蠖，树上还挂了一圈装着柏油的盒子。这些树看上去很像盆栽植物，仿佛冬天都能把它们搬进屋似的。我还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了比醋栗大不了多少的苹果树，要是把这些树紧挨着放在一起的话，我一下就能跳过去，不过主人告诉我，那年秋天果园里结出了一桶半苹果。在特鲁罗的高地灯塔附近，我曾量过一些苹果树。那些树是在还是幼苗的时候从周围的灌木林里被移栽或嫁接过来的。有棵树已经移植了10年，却只有18英寸高，树顶枝杈向外延伸的范围有9英尺，两年前已经结了1蒲式耳[　计量体积的单位，在美国，1蒲式耳约相当于35.24升。]的苹果。还有一棵树，从育种时算起大概有20年树龄了，却只有5英尺高，枝杈伸展长达19英尺，也和其他苹果树一样刚长出地面就开始分叉了，因此你根本无法从树下钻过。这棵树两年前结了一桶苹果。果园主人谈起这些果树时都用人称代词，例如“我把他从树林里移植回来，可他却不结果实”。我在那附近看到的最大的一棵苹果树，从底部到顶端的叶子共有9英尺，从地面开始就向不同的方向分叉，向周围伸展可达33英尺。

在一个院子里，我看到了一棵看起来非常茁壮的树，可其他的树已经死了或是奄奄一息。树的主人说，他的父亲用刚产完卵的鲑鱼给这些树当肥料，唯独没有给那棵树施肥。

某些基督教科学派的术士曾建议应毫无疑问地促进苹果树的这种生长习性，并建议不要给它们剪枝。1802年，南部奥尔良的邻镇查塔姆连一棵果树都没有。在奥尔良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说法：“距离大海1英里以内的地方是种不出果树的。即使将果树种在更远的地方，也依然会被东风损害。在春天的大风暴过后，树皮上会明显地带有咸味。”我们注意到，树皮上常常覆盖着一层铁锈般的黄色苔藓——石黄衣。

对内陆人来说，在科德角看到的最陌生、最独特的建筑物，当属风车房——它们的八角形塔楼看起来老态龙钟，后面插着一根斜向地面的长长的圆木，圆木向下倾斜安装在车轮上，风车的叶片可以通过车轮转向迎风的一面。这种结构似乎多少能够起到些抵挡风力的支撑作用。车轮在建筑物的周围磨出了一条大大的圆形车辙。附近的居民有时会协力把风车转向迎风面，而且他们似乎不需要风向标就能知道风向。那些风车看起来并不是很牢固，有点晃动，就像一只受伤的大鸟拖着一只翅膀或一条腿，这些不禁使人联想起“风车王国”荷兰的美景。这些风车建在高高的地面，而且自身又很高，因此这些风车便起到了地标的作用。因为这里通常没有高大的树木或是其他能在远处一眼望到的东西。不过，这里的陆地的轮廓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锥形凸起，甚至是沙崖，在远方的海面上也能够望见。航海者们通常根据风车或礼拜堂的方位来把船驶向海岸。在乡下，我们只能靠礼拜堂来确定方向。然而，礼拜堂是一种七天才转一次的风车，它要么靠教义或舆论的压力推动，要么靠上帝的力量推动，而后者情况比较少见。礼拜堂那座风车下磨出来的是另一种面粉，如果不全是麦麸或已发霉的东西，如果也不是石灰，那么我相信它是可以制作生活中的面包的。

田野里到处都是成堆的贝壳，里面的蛤蜊已经被挖出来吃掉了。奥尔良以盛产贝类闻名于世，特别是蛤蜊，或者如我们那本书的作者所言：“称其为软体虫可能更为恰当。”海滨地区比干旱地区要富饶得多。居民们计算自己的收成，不仅通过那些以蒲式耳计算的谷物，还通过那些以桶计量的蛤蜊。1000桶蛤蜊肉的价值相当于6000至8000蒲式耳印第安玉米。过去，挖蛤蜊并不需要耗费比收玉米更多的劳力和成本，而且蛤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为，”那本历史书上记载，“在一片海滩上的蛤蜊几乎全被挖光之后，过两年，蛤蜊又会和从前一样丰富。有些人甚至还断言，产蛤蜊的海滩必须像锄马铃薯地那样经常翻一翻沙，因为要是不肯花这个力气的话，蛤蜊就会因挤得太紧而没法长个儿。”但是我们听说蛤蜊幼体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可能是因为产蛤蜊的海滩被翻锄得太频繁了。不过有一个人曾告诉我，有一年冬天，他在特鲁罗挖出了一个蛤蜊，打开之后的蛤蜊肉价值126美元，他对那些挖蛤蜊肉喂猪的做法非常不满，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蛤蜊越来越少。

我们跋涉过一条不到14竿长的小溪，这条小溪在奥尔良和伊斯特姆之间，叫作杰里迈亚沟。据说大西洋与科德角湾有时在这里交汇，将科德角北部隔断开。由于海岬上没有足够的地方供溪流流淌，这些小溪必须形成非常细小的水流，多绕几道弯才能汇入大海。此外，我们还发现沙滩虽然足够宽阔，但在沙滩上行走却非常艰难。因此，即使是最小的水沟，只要其中还有一点水在流淌，或者是可能还有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从书中了解到，邻镇查塔姆就没有活水。这片贫瘠的土地甚是荒凉，即便描绘出来也很难令人相信。这样的土地，从外表来看根本算不上耕地，只能说是陆地，内陆没有农民会在这上面耕种的，甚至连在这里圈养家畜也不会考虑。大体上看，科德角的耕地几乎都是这样黄白参半，像是拌了盐的玉米粉一样，这哪能叫土壤呢？一个内陆人如果到过一次这样的地方，他对土壤和肥沃的认识都将产生很大的改变，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将区分不清什么是土，什么是沙。查塔姆的历史学家说，这个镇子的一部分源自大海：“一种土壤在最初的形成阶段，外表都是不容易看清的，因为有些人没有看到过这种土壤形成的过程，也许会否认它是土壤。”我们认为对科德角的大部分地方而言，这个描述都恰到好处。伊斯特姆的西面有一片“海滩”，第二年夏天我们曾经路过那里。它有半英里宽，一直延伸到镇子的东面，面积有1700英亩，那里虽然曾经出产过小麦，但现在已经没有一点植物性土壤了。这里所有的沙地，无论是被海浪还是被气流冲击而成的，都统一被称为“海滩”，因为它们最初都是海岸。伊斯特姆的历史学家说：“有些地方的沙子已经堆积成50英尺高的小山，而在25年前，那些地方是没有山的。另一些地方的沙子则填平了溪谷和沼泽。在灌木丛稳稳立足的地方，风景非常独特：沙和土堆在灌木的周围，形成了一座座小堡垒。有几个地方原本覆盖着土壤，如今连地下的岩石都**了出来，它们被风沙打磨得像是刚从采石场中挖出来的一样。”

伊斯特姆的土地实在太贫瘠了，但我们万万没想到当地据说还种植了许多玉米。我们在奥尔良住宿时的房东告诉我们，他每年都种植三四百蒲式耳玉米，还养了很多头猪。在尚普兰[　萨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1567—1635），法国探险家、地理学家、魁北克城的建立者，也是法国同北美贸易，特别是皮毛贸易的开拓者。]的《旅行》一书中，有一整版版面的插图描绘了1605年印第安人在这一带耕种的玉米地，图中还有他们的棚屋。1622年，清教徒早期移民就是在这里向瑙塞特印第安人“买了八到十桶玉米和豌豆”才没有被饿死。后来他们停靠在一个叫玛塔奇斯特的地方，在那里又买了些玉米，但是他们的船被风暴刮走了，总督只好步行50英里穿过树林，回到普利茅斯。根据《莫特的报告》记述：“他平安到家，但筋疲力尽而且脚很疼。”“1667年，伊斯特姆镇通过投票决定每家的主妇必须消灭12只黑鹂或3只乌鸦，因为这些鸟糟蹋了许多庄稼，这个决议一直执行了很多年。”1695年又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镇上的每个未婚男子在单身期间必须消灭6只黑鹂或3只乌鸦，违抗者将不得结婚，直到遵照执行了此法令为止。”然而黑鹂仍在糟蹋玉米。我曾在第二年夏天就亲眼看见过它们在做这种事，看来田地里那些经常被我认成活人的稻草人并没能吓住黑鹂和乌鸦。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不是因为许多男人还没有结婚，而是因为许多黑鹂还没有成婚。1802年出版的《通史》一书中曾这样介绍伊斯特姆：“出产的玉米超过居民的消费需求，每年约有1000蒲式耳的玉米被送往市场销售。土壤里没有石头，耕犁起来非常快。玉米出苗后，一匹仅比山羊略大点的科德角马在两个年轻人的帮助下，一天可以轻轻松松地耕三四英亩田地。有些农民通常每年能生产500蒲式耳作物，不久前有一位农民在60英亩的土地上收获了800蒲式耳作物。”如今也依然有着类似的记载。的确，最近的记载中有些情况有照搬老一套资料的嫌疑，不过我敢肯定，他们的记述总是建立在以特例为规律的基础上的，实际上贫瘠的土地占了大多数。不过在这种土地上竟然能种庄稼，这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有人认为这也许是因为这里空气非常湿润，沙土温热又很少发生霜冻。一位正在磨石头的磨坊主告诉我，40年前他曾在这里做过剥玉米的工作，一个晚上就剥了500蒲式耳，中间堆起来的玉米足足有6英尺高，但现在，1英亩地平均产量只有15至18蒲式耳。我从没见过像这个镇的地里长出的这种又细又小的玉米，看起来不太健康。大概是镇上的居民对这种广种薄收的状况很满足吧。最肥沃的土地未必能获得最大的收益，耕种这里的沙地也许会与耕种西部肥沃的低洼地得到同样的收益，而且据说沙地上种出的蔬菜，就算不施肥也非常甜美可口，特别是南瓜，不过如果把它们的种子播种到内陆的田地里，则很快就会退化。我可以证明，这里的蔬菜成熟时看上去非常清脆健康，虽然这有可能是沙地形成对比的结果。科德角镇上的居民一般自己不种粮食也不养猪，他们的园子通常都是在湿地和沼泽边缘开垦出来的一小块地。

一个上午我们都能听到东边数英里外的海岸上传来的大海的咆哮声，那场使“圣约翰”号遇难的风暴余波仍未消尽，但是我们意外碰上的一个小男孩却无法理解我们的感受，他的耳朵已经习惯大海的这种咆哮了。如果他用贝壳就会更清楚地听见这种声音。海浪拍岸的声音充溢在空气中，离海岸几英里远都能听见，在这种声音的陪伴下前进，令人倍感精神振奋。这不是一条狗在你的门前狂吠，而是大西洋在对整个科德角咆哮！总的来说，我们对于暴风雨感到很兴奋，因为它使我们看到了盛怒之下的大海。查尔斯·达尔文曾信誓旦旦地说过，一阵大风过后，智鲁岛海岸夜间的浪涛声可以在“21英里以内的山林地带”听到。我们让刚才提到的那个男孩躲到我们的伞下，边走边和他聊天，他大概有8岁了，我们觉得了解科德角的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与了解其之于成人的意义同样重要。我们从他那里得知这一带长得最好的葡萄在哪里。他提着一个装有午饭的小桶，我们没有贸然询问他带了什么吃的，但最终还是看到了他的午餐。对于好奇的人来说，最平常的事实总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最后，我们在到达伊斯特姆的礼拜堂之前离开了大道，穿越田野，向瑙塞特灯塔所在的海岸走去，那里有三座紧邻的灯塔，距离我们两三英里远。灯塔如此之多，令它们显得别具特色，但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与众不同的目的似乎显得没有志气而且成本太高。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无边无际的平原，这里既没有树木也没有围栏，只有一两处地方有个房子，其余什么都没有。泥土堆成的小田埂取代了围栏。我的同伴把这里比作伊利诺伊州风中起伏的大草原。我们穿过这片平原时，正值风雨交加，这无疑使它显得比平时更辽阔、更荒凉。这里没有山丘，只有这一块那一块的干涸洼地，而且远方的地平线又被雾气遮盖，因此我们不知道这里是高是低。有个孤独的旅人正在远方漫步前行，背影看起来像个巨人。他走起路来无精打采的，仿佛半空有皮带从腋下穿过吊着他，又好像脚下的平原在托着他一样。距离稍远一点儿就无法区分是大人还是小孩了，因为没有参照物。实际上，对于内陆地区的人来说，科德角的景色是永恒的海市蜃楼。这样的荒野向四周延伸了一两英里，也就是“瑙塞特大平原”。这里曾经覆盖着森林，冬天狂风大作，纷飞的雪花欢快地迎面扑向行人。我为自己已经走出了城镇而感到高兴，因为在城里我总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羞愧感和自惭形秽的感觉。我暂时忘却了马萨诸塞州的酒吧，在那里，成年人那粗鲁恶俗的陋习永远改变不了。不过我依然抽雪茄，我的外表看上去越忧郁，我的心情实际上越美好。城镇需要新鲜空气，诸神看到自己的圣坛上那纯洁的火焰，也会感到高兴的。雪茄的烟雾无法使他们真正满足。

在到达普罗文斯敦之前，我们没有进入过任何村庄，都是从镇子后面绕过，一路都在雨伞下阅读这些村镇的历史资料，也很少遇到什么行人。这些古老的记述对地形的描绘最为丰富多彩，而这也正是我们最想知道的。实际上我发现，书中所记述的有关近代这些村镇的其他方面的事情，具有可读性的大多是引用一些得到公认和未被普遍认可的引证，而没有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新事物。村镇的历史最终变成了当地教会的历史，因为只有在这方面他们才有事可记，而且这类历史都以引用某位古代牧师的拉丁文墓志铭而结束，那些墓志铭创作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盛行的年代。这些史料会追述每一位牧师的圣职授任仪式，尊重史实地告诉你是谁做的开场祷告，谁进行的布道，谁做的授任祷告，谁授予的圣职，谁伸出了右手以示合作，以及谁宣布的仪式结束；还介绍了为调查某一牧师的正统性而经常召开的神职会议一共召开了多少次，以及所有的与会人员姓名。由于走完这片景色独特却单调的平原需要花费一个小时，我便利用这段时间来阅读一些伊斯特姆的历史。

当从普利茅斯来的一个委员会买下印第安人在伊斯特姆的这块领地时，曾问道：“谁曾提出过要获得比林斯盖特的所有权？”比林斯盖特就是指他们所买的那块地北面的海岬。回答是：“它不属于任何人。”“那么，”委员会说，“这块地就属于我们了。”印第安人回答说：“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要求和认同真是具有纪念意义。由此可见，清教徒早期移民认为自己有权做“无主之地”的代表。也许这开创了以温和的方式为一块未被占领的土地“发言”的先河，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方式没有得到应有的改进，而且他们的后代时至今日仍在广泛使用。看来在美国人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成为过整个美洲大陆的唯一拥有者。不过史书上却说，清教徒早期移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拥有了比林斯盖特这片土地了，可最后却“冒出个自称安东尼中尉的印第安人”，声称这片土地属于他，于是他们从他手中买下了这块土地。谁知道有朝一日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安东尼中尉来敲白宫的大门呢？总之我知道，如果你以不正当的手段占据了某样东西，到头来一定会有许多麻烦事要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