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章的题目来说,准确点应该写作“裤中物”或“衣裤中物”，然而按照汉语的习惯，“裆中物”更通俗，也更痛快淋漓一些。陕西关中一带的方言说某人“扎势”，就说：“装的跟棰子一样。”“棰子”约定俗成就是指男性的“裆中物”。不过这实在是一句低俗恶俗粗俗俗不可耐的话，让人恶心。文章还得从刘伶做起。《世说新语》“任诞门”中有则故事说刘伶经常纵酒放任，有时脱掉衣服呆在家里，有人看见了，讥笑他，他却说：“我把天地作为房屋，以房室为衣裤，各位先生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

读过《西游记》的朋友一定还记得第三十六回中孙悟空说的话：“若以老孙看时，把青天为屋瓦，日月作窗棂，四山五岳为梁柱，天地犹如一敞厅！”何其相似，但刘伶的话更粗野。《晋书·刘伶传》中说刘伶个头不高，丑陋，纵酒，经常喝得一塌糊涂，也滑稽。有回喝多了和人发生冲突，人家挽袖挥拳要打他，他慢慢地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那人笑着就停手了。还有就是他经常出门带一壶酒，后面让人扛铁锹跟着，说：“死便埋我。”似乎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他的传记不长，他写的有名的《酒德颂》就占了几乎一半的篇幅，《颂》中的部分语句就和前文引用《世说新语》故事中的语句的意思相近，故事中的话有所发挥。

刘伶字伯伦，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酒鬼，“刘伶醉酒”的故事是有名的民间传说，现在还有好多酒店都用“伯伦不归”四字作招牌。他还是魏晋时期有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崇尚庄子的“无为”精神，因此官也做的不好。他的人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贤”，一方面是“酒狂”，《傅雷家书》中有段傅雷先生的话：“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俊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我们有时也难免存在这样的困惑。

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时期”和“文学的自觉时期”，人的自我意识中都有一种“宁作我”的思想倾向，追求个性是时代的潮流，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那样，“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另外，魏晋时期又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和社会最黑暗、最动乱的时期之一，人人自危，力求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多面人，有官场撕杀的，有隐逸山林的，有疯癫狂怪的，等等，刘伶就是以酒乱性的典型人物。喝酒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但酒也仅仅是一种寄托而已，因而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

自己心里有许多不情愿，还须选择适当的方式发泄出来，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求得生存，一方面不丢失自我的真我个性，另一方面还要顶住外界的压力，在这样的矛盾中，人格扭曲的现象就十分普遍。真醉与假醉外人看不清楚，长期下来自己也会糊涂的。

刘伶视“先生们”为“裆中物”这种狂怪举动，现在看来就不必奇怪了，是有些粗野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确实以这种方式保全了自己，因而《晋书·刘伶传》最后四字是“竟以寿终”，对于刘伶，真如庄子所说的无用之木反而长寿了。

原文

【任诞23·6】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