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聚仁不十分出名，但有空翻翻他的书，收获也并不会少。他一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立言四千万字。日前读《曹聚仁书话》强烈的感受是他的思想的标新，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他的性情，学者的严谨，作家的任性，以及报人的洒脱。

曹聚仁一生爱书，但他对书的态度，却是十分的洒脱。前几年读余秋雨的《藏书忧》，让人读出来的是沉重，平添了十分的忧愁。曹聚仁也写藏书，由海源阁写到老师单不庵，他感慨地说：“千卷万卷的书，求其有一句值得研究，一页值得诵读的，已不多得；要找一种和现代人生发生关涉的，那真难之又难。属于死人的骸骨，保藏在图书室里，已是它的幸运；还让它躺在生人的大路上，做生人的绊脚石吗？”心为物役，便失去了玩物的本意。“我们藏的书，不过是供给我们所要研究的材料，一本书之在我的架上，其价值并无异于桌上的小螺壳。‘神奇腐臭’，‘腐臭神奇’，全在我的乾坤袋的变化呢！”他的书籍，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散而又聚，聚而又散，置而又毁，毁而又置，一生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的，而他最后留给家人的，也仅仅是书籍，对书的洒脱也竟和人生的洒脱如此地切合。

曹聚仁标新的思想性还表现在他的治学上。他对于古文的态度，实在是有些特别，让人深思。他说，“我是一直反对青年人读古书的，至于唐宋古文，也是在可读可不读之列；我并不相信读了韩柳古文，会对写作有什么帮助。”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反对青年人对四书五经的阅读。对《四库全书》，他说，“我曾下过三字评语：‘残’、‘陋’、‘错’！我们不必看重它！”而这些结论，他都是以学者的严谨作风考证索隐得出的，也并非狂人妄语。他说，“我的文字，多少近于讲义，要源源本本，有根有据，引经据典，一本正经地说。所以，我做不了怪论，虽说从前也做过翻案文章，仍觉得做文章总该言之有物。”

曹聚仁还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幼年烂熟于心的《孟子集注》，待中年重读时，就读出了问题，说朱熹的“见解并不高明，有些地方十分穿凿，借了朱洪武的光，因为科举制艺文的准绳，那就更给酸腐之见所局限了。”有趣的是，他在《谈黄犁洲〈明夷待访录〉》中评论李敖说，“其人算不得狂士，而是一个妄人，学识很疏浅。”并指出了李敖的一些错误。先生还有许许多多思想的闪光点是十分值得回味的，这本书里随处可见，而处处都展示了先生不唯古，不唯世，只唯实的批判态度。

因为读了这本《曹聚仁书话》，自己就发生了读曹的兴趣，先后翻阅了曹著的《万里行记》、《北行小语》以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书，受益匪浅，先生的博大精深，是有目共睹的。

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国赴港，1972年殁于澳门，他的文字，内地的年轻一代不太熟悉，最近几年却行情看涨，人世间的变化，往往在倏忽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