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先生说我中文底子不错，意在鼓励。其实我是学数学出身，中文底子薄，所以，一有机会就想向人请教该看些什么书。

汝龙先生劝我多读《水浒》，并举了林冲风雪山神庙那一段，说这等叙事状物的好手段，搞翻译的人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王辛笛先生得知我在译普鲁斯特，就要我读读废名的作品。辛老还用诗的语言给我提了译文的要求：缠绵。

黄裳先生当时跟我住同一个弄堂。我走进那幢有高高的榆树蔽荫的大楼时，很自然地想起了他那本《榆下说书》。忝为邻居，我向黄先生请教读书翻译之道。他建议多读《聊斋》。谈到翻译，他很不喜欢媚俗的文风。

陈村先生跟我说过，不妨多读《史记》和鲁迅书信。他还推崇沈从文的《湘行散记》。

郝运先生呢，记得就在在我初次登门拜访之时，建议我每天看一点中国作家的作品。他说自己挺喜欢李广田的小说和散文。

这段文字，是周克希先生《译边草》中的话，就象这样短短的一节一节的文字，是书的第一部分的体例。一节一节，象山野里一朵一朵的羊耳朵花，羊耳朵花在山野里尽情开放，随风摇曳。这是先生们给先生在开书单。开书单的事，要说古已有之，那实在不是客气，现在也是很常见的现象了。不过有名的几桩开书单的事，如茅盾先生一九六二年给青年作家开书单，延安时期毛泽东给远在苏联的儿子们开书单，所开内容，随便也是能查到的。当然，最有名也最有个性的还是鲁迅先生，一九二五年在《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一文开书单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说完似乎还不解气，又在附注里说：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是一桩文坛公案，多少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先生的话，明显是一时一地偏激之语，较不得真，毕竟后来，他还是给好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了书单。那是一九三零年秋天的事，许世瑛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系，鲁迅先生为他开列了一份应读的文学书目 ,这份书目见于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后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书目收入《鲁迅全集》，题名就称《开给许世瑛的书单》，算是对一桩文坛佳话的记录了。

不过开书单这种事，委实不是什么好差使，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难断定开得好不好，用贾平凹的话说，我觉得好的你不一定觉得好，这要看个人的情况。因而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是很难能给另外一个人开好书单的，不同的人给同一个人开书单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前面的事实都能说明这个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开不开书单，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关键是自己要尽量地寻找适合自己口味的经典来阅读。经典的作品，毕竟还是经过大浪淘沙，成为人类文明的传承纽带了。我最庆幸的是自己有一年里通读了《史记》。那年夏天单位办公楼装修，场面有些乱，中午同志们在临时办公的大会议室里搓麻，我在用功看书，有一天还偶然看到坐在斜对面的搓麻的女士有意无意地撩起裙子，桃红色的底裤在我的视线里与《史记》争风吃醋，我那时年轻，心猿意马可想而知。现在回想，人世间的**终究太多，经典不经典的，有时实在是顾不上，遑论还有让人给自己开书单的心情了，但能做到这一点，且能坚持着读了下去，就真是难能可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