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心里话，于丹讲《论语》和易中天讲《三国》我都不喜欢，不喜欢他们在荧屏上晃来晃去。《三国》是我的童子功，年少时读过的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年有不同于一年的认识；《论语》是在大学里读过的，短短的章节片羽，也曾消遣过一段日子，它是教人怎样入世的一部书，---我是受它影响了，最大的感受是，做事循规蹈矩，放不开，有时自己竟有些痛苦，可能是没有领会其精神实质吧，没有学好。

我不喜欢凑热闹，琼瑶热，金庸热，余秋雨热，我都没有赶时潮，于丹的《论语》热，易中天的《三国》热，我头也没有抬过几回，不过自己却确实了解了一些有关的文化动态。这种现象，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开端的中国大地，是值得学问家思索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曾经有人拿中国和韩国说事，说“一个孔子，两种命运”，我觉得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很必要，也是很可取的，不这样做，研究这个问题就有缺陷，有可能就偏离了这个问题的主题。

物质与精神是人类生存的两个重要元素，缺一不可，怎样维持一种平衡，一种和谐，特别是在物质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精神这种形而上的东西怎样促进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是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于丹的《论语》热，易中天的《三国》热，它们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问题上，这种现象背后，暗示着人民群众的某种文化需求，尤其是很多人认为目下社会的发展有道德失范倾向时，就更应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建构问题了。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古典文学作品，历来注者纷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关《论语》的注解，于丹的《论语》心得，是不能算做什么的，至于说它吸引了大众的眼球，那也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她对《论语》的理解，在学术体系建构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诠释方面仍然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这还不算观众与读者一直在争论的古汉语、古习俗等方面的硬伤。她有自己的局限性，她难以完整地驾驭《论语》，拟或说是儒学核心内容的宏观体系，但却在试图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因而很多学者告戒大众，最好还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读读原著，文化快餐终究不很耐饥，但并不是一点益处都没有。

不是把眼球放在于丹身上，而是要放在这种文化热现象身上，也许更能解读《论语》，更能解读中国优秀的儒学文化。我的一位朋友说，他相信还有许多天天在说着《论语》的读者，一定连《论语》的“论”字的读音都没有读准确，这也是一种奇怪的文化现象。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较系统地看着于丹的《论语》心得，就随便地发些感慨，收益也还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