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的朋友不分男女老幼官民工商，包括那位老中医。

老中医退休后闲不住，自个儿开了间诊所，与老伴继续挑起济世活人的行当，其门庭若市，日复一日。我说您二老不缺钱花呀，光退休金就绰绰有余了，大女儿美国当教授，二儿子香港开大药房，三儿子猪肉卖得好，还开起了连锁店，如今孙儿满堂，该安享晚年才是，何苦自我施压？他说小子你不懂，咱这叫献身革命事业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被病人需要而自己又能满足病人，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我这条命差点在40年前就丢了，所幸险而不死，就愈发懂得生命的宝贵，如今儿孙孝顺长进，老朽知足了，老朽尚想做的，便是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尤其穷而病者，我纵是不收钱也要把他们治好！我屈指一算，说40年前应是那个新中国极度荒唐动乱的时期，想必老先生深受其害吧？他长叹一声，对我讲了以下故事：

那年头，我还是中山医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毕业前，上头把我派往英德农场体验生活，我于是成了驻场工作队的队员之一。我的日常工作无非拿个本子下下农田，登记登记农作物生长态势；或走家串户，了解了解百姓对上级政策的意见；再有就是我练就一手好字，农场的宣传标语也常请我去帮着写……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半年，鉴于我的出色表现，学校通知我回去办毕业手续。

照常理讲，故事到这就功德圆满了，可接下去的事实令人无法想象：我返校不到一周，就有4名农场的红卫兵开着大东风前来找我，我认识他们，可此时他们的表情何其严肃，全然没有昔日那种阶级兄弟般的感情。我问啥事？他们说无可奉告，是上级要我们专程接你回农场的。我顿感不妙，可也无法抗拒，只得乖乖跟着他们走——要知道那红卫兵呀，就如同明朝的锦衣卫，势头迅猛无比，能摄人心魄，他们没掏手铐就算很给你面子了。

到了农场，我立刻被关押收审。审我的是革委会主任老莫，老莫之前与我是忘年交，哥俩个常凑一块喝粗茶品劣酒谈天说地，此时却同我划清界限形同陌路，他啥都不说，也不容我提问，只板着脸孔叫我写毛笔字来看，字内容有二，都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一句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另一句是“毛泽东思想万万岁”。我自问无愧，一切照写，写罢他拿在手里反复考究自言自语，时而说“像”，时而又说“有点不像”……我隐隐感到，我的“问题”就出在这两句话上。

“交待你的问题吧！”老莫说。

我莫名其妙，报怨道：“我说老莫，你们要我交待啥子问题嘛！我有啥问题你能不知道？到底出了啥事你倒是明说呀！成天叫我写这两句话，我手都被你们整麻了！”

“大胆！英明神武的话写了怎么会手麻？你这不是纯粹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吗？……不交待是吧，那就天天写、慢慢写吧，写到像为止。”老莫一副慢条斯理无所谓的样子。

就这样，我被禁闭了，我日复一日地被革委会要求“坦白”，日复一日地用毛笔在报纸上写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毛泽东思想万万岁”，起初他们只要我每天写个五遍十遍，后来居然发展到五百遍、两千遍！……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四个月，我情愿到外头参加组织摊派给我的任何义务劳动哪怕掏大粪也不愿在里头没完没了地写那两句烂熟于心的话！我想我疯了，我绝食、撞墙、披头散发、鬼哭狼嚎，但这只能加深我的“罪孽”，让他们认为这是我做贼心虚的表现。

然而，大概是上天造物弄人，就在我身体濒临虚脱、意志处于崩溃边沿、准备“坦白”一切的时候，我又意外得到了释放——这个结果让我始料未及无所适从，差点又疯过一次。

后来我才辗转知道，我的无罪释放，因了真犯——一个邻近乡里的小学教师的落网。原来，在我离开农场的第二天，一名小干部在我房间外的走廊上捡到一张折叠着的报纸，本想用它来包东西的，孰知展开一看，里头写有五个在当时属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的大字——也许你联想到了，这五个字恰恰与他们叫我写的那两句话有关，两句话本没啥歧义，但从中分别提取出一个词组合成一个新句子问题就大了。他们别有用心反复叫我写那两句话，意在看其中的五个字与原件上的五个字相不相同。由于我和那名小学教师写的都是柳体字，所以粗看略同，但在用笔方圆、粗细、提按等方面好像又不尽相同，他们便不好定夺。说白了，在“五字案件”中，我的嫌疑最大——农场里头能写字的人不多，又偏偏在我房间门口发现的报纸，且上边的东西与我字体相似，但他们拿不出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加上真犯迟迟未现，于是乎他们放我不是不放我也不是，只好一头对我循环提审聊以度日，一头对外抓紧侦察摸清对象，直到对象认罪伏法。换言之，真犯一日不落网，我便得呆里头再写一天的毛笔字。

你说这叫啥事？什么世道？过后我常想，我是该痛恨老莫翻脸不认人不近情理对我大加修整呢，还是该感激他对我认真负责没有草菅人命？他是为我着想还是为了他个人的升官发财？要知道革委会主任大权在握，那家伙一个“疏忽”或一句话下去我就得死翘翘呀。

说到这里，老中医呷了口茶，慈祥地看着低头深思的我，笑问道：“年轻人，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吧？”

我说：“是的，那位小学教师后来怎样了？”

他长叹一声：“唉，被抓半个月后枪毙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我说：“小学教师为何不知深浅偏要写那五个字？那张报纸是怎样掉在你房门口的？革委会的老莫他们又是如何查到那位教师身上的？”

他说：“这也是我一直想了解而未能了解的，如今看来，只能永远成为一个谜了。”

我说：“老莫后来如何？”

他说：“不晓得，没联系过。我离开那鬼地方，再也没回头。”

我忽然想到最为关键的东西，问道：“那五个字，究竟是哪五个字？”

……此时他眼中泛出少许泪花，他哽咽地说：“请原谅，这是我知道却不能说出口的，因为，‘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太沉，太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