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之所以能较轻松就夺取了帝位，关键是他掌握了军权。后周时的禁军是国家军队的主力部队，分隶殿前、侍卫两司，分别由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为统帅。

赵匡胤就是利用了自己担任殿前都点检这一重要职位，掌控了国家军队的主力。

石守信等一批掌握重兵的将领解除军职后，赵匡胤立刻意识到：旧人去了，新人还不能再来，原本的军事机构必须加以调整，不然的话，不久又有新的军事实力人物产生出来。

这么想明白了，赵匡胤对军事机构进行了重新构建。军事实力将领们去地方做了节度使，他们曾经担任的一些重要军职也随之撤消，特别是不再设他自己曾经担任过的殿前都点检、还同时撤消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样的军队要职，至使禁军只能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来分别统领。这样就使国家这支最主要的部队形成了一种“两司三衙，分天下兵而领之”的格局，将军们从此再没有谁能像过去那样，一人统领三军了。

尽管如此，赵匡胤还是感到三衙权柄过重，于是又规定：三衙只有带兵权，而没有调兵权，调兵大权归枢密院。同时又规定：枢密院虽可以调兵，却又没有带兵权。于是，三衙与枢密院虽然各执一权，却又都不便就用，真要有军事行动，还得皇帝下令才可以有动作。这样一来，若遇战事需要出兵时，或者是皇上临时亲自任命将领统兵出战，或者是皇上自任主帅率军亲征。待战事一旦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继续衙、院互相牵制，皇帝一人从中驾驭，这就从制度上很好地防止了军事实力派的产生。

为从各方面加强这支皇帝一人驾驭禁军的实力，赵匡胤还规定禁军必须挑选国内最精壮的男丁充任，为此他亲历亲为，在禁军中捡选出强壮骁勇的士兵作为“上军”兵样，标准是：大腿要粗壮，称为琵琶腿；肩要宽腰要细，名为车轴身；身高得有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算得上是高个。

按这兵样挑选之后，余下的老弱者淘汰为“剩员”，让他们去干看仓、守护、清洁等杂役。经过一番“去其冗弱”，禁军缺编了，需要大量人员来补充，宋太祖再令人带了他在禁军中捡选出来的“上军”兵样送到各州，让长吏们从地方部队里按样召募。后来因带着活人四处做样品不尽方便，就改为木梃，规定尺寸，由地方官依样挑选送往京城。

这样挑选之后，各地的强兵锐卒，统统都集中到京城、集中到皇帝身边来了，结果一箭双雕，既强大了皇帝亲自指挥的禁军队伍，又削弱了地方部队的力量。

待这么一个个挑来的禁军聚集京师后，太祖一定要亲往教阅，说几句贴心地话，演示一招半式自创的三十二式长拳。于是，这些昨日还在山沟里见一个小吏也要心惊肉跳的士兵们激动了、热血沸腾了，有不少性情中人，竟泪流满面，甚至哇地一声痛哭起来。皇恩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士兵们的激动是发自肺腑，皇帝的施恩是来自功利，看到士兵们这么激动，皇帝更加慷慨了：从今往后，希望你们努力训练，忠于朝廷。我保证，你们的俸禄，一定远远地高于地方部队！

皇帝的慷慨从来都是最合算的，他拿出从百姓身上收刮到的一些钱财回过头来施舍给从百姓中招募来的禁兵，换回的是他们的忠诚和生命。

难以得到温饱的地方部队里都出现许多忠勇之士，何况各方面待遇都这么好的禁军，可赵匡胤还没有完全放心，又在禁军的布防上下了一番功夫。

当时，国家全部禁兵共有22万，宋太祖将约10万禁军驻守京城及其附近，另10万禁军分别戍守边境与内地若干重镇。这两部分的禁军要每年或两年换防一次，而且是兵换将不换。

这样一来，京城及其附近的兵力可以控制边境与内地若干重镇，防止发生兵变；而边境与内地若干重镇的兵力又可以牵止京城及其附近的兵力，提防可能的骚乱，从而形成一种京城内有亲卫诸兵，城外是“诸营列峙相望”，所谓 “内外相维”、互相牵制的格局，以便有效地防止军事将领祸乱中央的现象发生。

而且，随着两部分的禁兵每年或两年的一次换防，既可以使禁军们习于劳苦免于怠惰，又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如此一番动作之后，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了皇帝手中。

武将出生的赵匡胤，不仅善于集中军权，对士兵的招募与训练都很有一套。他的趁荒年养饥兵这一做，可以说是皇帝们在养兵方面的独创。遇有荒灾凶年了，赵匡胤便大量招募饥民来当兵，这既可以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防止了饥民的造反、稳定了王朝的统治，又可以非常廉价地得到大量兵源补充。这样的募兵制度，后来竟成为宋朝皇帝的传统政策。

至于士兵的训练， 宋太祖在“习其筋骨，以戒其骄惰” 这一点上十分注意。他对驻扎在京城的部队，常常是特意让城东的部队去城西的仓库取军粮，而却让驻扎城西的部队去城东的仓库领军粮，城南城北，都是这样。他这么做，为的是让兵士们挑负着军粮，来回多走几十里路，得到一种锻炼。

赵匡胤尽管把他的主力部队——禁军方方面面打理得都很到位，让自己的手中直接掌控着一支强大无比的军事力量，他的一颗心还是没能完全放下来。作为国家的主力部队，禁军是控制得可以了，但地方部队呢？得想个招把地方部队也控制好。颇具集权天才的赵匡胤很快又想到一招，取名曰“强干弱枝”。

像后周、北宋这样，以禁军为国家主力部队时，若把国家的军事力量比为一棵大树，干自然是在京城，而枝应该就是地方了。宋太祖的这招“强干弱枝”，首先就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兵力部署，把重兵、精兵布防在京师，让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选送入禁军，结果使得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这么大力地削弱地方兵力，使地方部队根本无法同京师兵力相抗衡。

除此之外，赵匡胤还同时又使两招，一招是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为达此目的，赵匡胤一方面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另方面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这些地方官3年一换，直接对中央负责，有事向朝廷奏请，不用听命于节度使。对于某些久居一方形成势力的节度使，赵匡胤重演，“杯酒释兵权”之法，让他们另任闲职。这样还不能使赵匡胤完全放心，不久他又在地方上设置通判，来分去知州的部分权力，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大权不致于由知州一人把持，以防止他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另一招是把地方的财权收归中央。赵匡胤在各路设置转运使，将每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下少量的能够应付日常经费外，余下的钱帛全部上交中央政府，至使地方的财权，完全收归中央。

通过这么一些措施，唐末五代曾有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很快就在宋初的大地上完全消失了。从此以后，地方再也没有能力跟中央抗衡，只能乖乖服从。

赵匡胤不愧为一个天才的集权者，不仅很善于把军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上，同样也善于把政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上，在驾驭群臣方面，做得丝毫也不比驾驭将军们差。

作为政府的最高长官，在治理国家的中央集权里，宰相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他统率百官、总掌政务，由此也权倾朝野。相权这般显赫，对皇权往往会造成一种威胁。为此，历代帝王，稍有想法的，总是采取各种手段，来削弱宰相的权力。

在这方面，宋太祖赵匡胤可谓是高招频出，招招见效。

他首先在宰相之外又设一个参知政事，并给这参知政事以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等方面权力，使其与宰相轮流充任，如副相一般。

接着又流氓似地故意降低宰相的礼遇，让宰相少些面子和威风。在赵匡胤刚登皇位时，宰相上殿奏事，他这个皇帝都得让座献茶，这才谈事。后来宰相范质上殿奏事，太祖照例赐座，可在范质奏事时太祖却说：“最近我眼睛有些昏花，请把奏章拿近来看。”范质只好离开自己座位，走近太祖。太祖却早吩咐了宦官，宰相一起身就把座位撤了。从此，宰相来见皇上，就只能站着说话了。

再接下来，赵匡胤在宰相府之外，又设一个枢密院。这枢密在五代时期就存在，那时的枢密院的权力在宰相之上，是宰相之外复有的宰相。赵匡胤改了一下，将枢密院权力改为主持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方面工作，与宰相形成对峙。这样一来，每逢入朝奏事，太祖就把两府错开，使他互不相见，结果各说各的，使得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有个对比分析，更好地掌握实情，又分割了宰相的兵权。

到此宰相实权早己大不如从前，赵匡胤仍不罢休，又设“计相”，来分掌宰相的财权。按旧制，宰相统辖着军、政、财权；宋太祖却设置三司使，把财权从宰相手里生生夺去。本来，按旧制，三司原只负责盐铁、度支、户部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太祖有意提高三司的地位，把主持三司政务的三司使抬到仅次于宰相的地位，称为“计相”，如此这般地剥夺了宰相的财权。

宰相的权力眼看所剩无几，宋太祖还是不放心，又采取“官职分离”、“ 名实不一”的方法，继续干扰宰相行使权力，使宰相根本就无法去统率百官。譬如侍郎与给事中，官职响当当，却并不负责本省的政务；而司谏官，如果没有皇帝的特旨，也不能过问谏诤的事情；就连中央政府的三省主官，不过只有奉旨行使本部职责范围的权力。

经赵匡胤这么一弄，全国上下，都成了“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就更是常常是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在这样的一种官场制度下，“官”成了品位的一种名称，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如中书令、尚书令，官位很高，但却无权参与朝政。“职”只是具有某种权力的标记，而且一个职位虽具有某种权力，却没有固定人员，做“官”的只有担任了某“职”，才具有此“职”的权力。“差遣”指的是受到指派，派某人去行使某种职权，这才有了某种实际权力。如中书令、侍中都是“官”，只有得到上级的“差遣令”，方可行使实际权力。。

宋太祖在剥夺了军队中重要将领的兵权，又解决地方的藩镇遗患，再逐步改由文臣代替军人执掌一州行政。文臣似乎比武将更少危险，宋太祖也并不是就全了放心。思来想去，他在任命的知州前面又加上“权知”二字，这就明明白白地正告这知府：“名若不正、任若不久”。本本份份地工作，千万不要有什么野心，否则这美差就没了。

单这样也就罢了，赵匡胤又在“知州”之外再设“通判”，而且把这通判地位提得相当高，权力给得也很大，使他们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权力足可以同知州分庭抗礼，意见可直接传达到中央，至使有的通判以“监州”自居，以“我是朝廷派来监视你的”狂语表示自己权重过知州。后来宋太祖知道这事，感觉如此下去对知州正常行使地方职权不利，才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从而牵制着双方，让他们都老老实实地听命于中央。

至于县级机构，五代时期大多是由军人把持的。军人直接做县令的并不多，常常是以“镇将”的身份来干涉地方政务，县令要任免官吏，不得不去征求他们意见。除此之外，军权在握的“镇将”们每年还利用征集军粮的名义，在地方上横征暴敛；利用掌管盗贼、斗殴的权力，肆意欺压百姓，以至在县一级大多是“事权旁落，县官失职”的局面。对此，宋太祖一面令吏部选派强干官吏，分到各县担任县令，抑制地方军人的跋扈势力；另一面又在每县设置“县尉”一职，专门负责地方盗贼、斗殴等事宜，使“镇将”不得再行插手。

如此一番动作之后，县令这才真正成了一县之长，总管境内的民政，平决狱讼、催收租税、劝课农桑；军人干预地方政务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这样，赵匡胤通过改变之前王朝的政治体制，把他的大宋帝国，从五代政治极不稳定带进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