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的阳台上，迎着初春温暖的太阳，袁世凯兴致勃勃地唤道：“蔡廷干，过来！”

蔡廷干走到他面前。

袁世凯硕大的头颅一甩，将身后的一条长辫子甩到了面前。手握着辫稍，他看了好一会，这才大声地说：“把它给我剪了。”

蔡廷干愣愣地站在那里，仿佛没有听见一样。就在两天前，曾有许多人劝袁世凯把辫子给剪了，可袁世凯就是不愿意，最后恼了还说：“谁要是再让我剪辫子，我就把这人的脑袋给砍了。”

“怎么，还站着不动。”袁世凯望着发愣地蔡廷干，知道他这是为什么，也没生气，反而笑着说：“这回不但剪辫子，还要连根都斩掉，你给我剃个光头。”

蔡廷干这才回过神来，忙着动手。

对袁世凯来说，这两天来发生的大好事实在是太多：先是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职务；接着是南京参议院选举他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然后是接到孙中山热情漾溢的电文，“民国大定，选举得人。”

既然是民国了，既然已经是做了民国的领袖，看来，这大清王朝说没还就真是没了。大清王朝都没了，这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无论如何也应该剪掉了。袁世凯一早醒来就这么想，现在便就这么做了。

袁世凯虽然将象征清王朝的辫子剪去，却不肯将清朝陆军的将官服脱去。当他穿着这身将官服走进总统府时，许多人看着这头颅光亮，衣着依旧的袁大总统，都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

这一年，袁世凯53岁。他深知怎样使旧制度运转，对新制度的种种，却还只是略知皮毛。严格地说，他这个共和国的大总统，此时还是一个孝顺、迷信、封建、独裁的旧式人物。

可是，此时中国多数爱国人士，却己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必须迎头赶上，这需要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主持行政的内阁，他们各有各的权力，而不是凡事都得听命于总统。

1912年3月，在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组建的内阁中，所有阁员都还是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此时的总理内阁，就同原本袁世凯的北洋嫡系一样，大家都“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

唐绍仪这个总理，既没有预算，也没有党组织，当然也就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时，在一片不满声中，唐绍仪只好辞去总理的职务。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应该举行国会选举。唐绍仪辞职两个月后，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只得公布了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和议员选举法，下令在全国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议员选举法规定：

选举人和被选人都得有一定财产和社会地位，工农大众是没有资格参与这种“民主政治”的。这样一来，在当时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全国有选举权的“公民”，只有四千零八十六万七千余人。

对于这种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袁世凯心里虽然很不乐意，但因大势所迫，也还是作出一副十分欢迎的样子。

资产阶级各派系看到了袁世凯如此模样，以为共和国的春天已经到来，于是乎：“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总计大小将近二十团体”。

为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非常活跃。特别是同盟会领袖宋教仁，他对议会制民主的西方理想有着很深的研究，此时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

1912年8月，宋教仁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接着搞了一次全国性的选举，使全国大约5%的人口有资格参加。

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来“驾驭袁世凯”，真正实现共和，这是宋教仁衷心的希望。对于各党派的种种活动，袁世凯一直是十分密切地注视着，特别是对于与他为敌的国民党。

袁世凯一面暗中派人打入国民党，刺探情报；一面千方百计地拉拢国民党上层人物。国民党人如孙毓筠、胡瑛等，在袁世凯的利诱和威胁下，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这些人嘴上喊着“共和”、“民主”，实际上却费尽心力揣摩袁世凯的心意，以便迎合，从而引起袁世凯的重视得到封赏。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极力笼络仍在日本的梁启超，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来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

袁世凯虽然用尽了全部的伎俩，来削弱和分散国民党的力量，结果还是不能像以往那样如愿以偿，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大选中，国民党仍然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国民党共占了三百九十二席，而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由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统一党三党合起来，也只占二百二十三席。

袁世凯对此大为失望，国民党人却因此踌躇满志，并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 由宋教仁来担任内阁总理，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

袁世凯一生最爱的就是权力，何况是他到手的权力，当然不容许他人来削弱。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全国一片大哗。国民党动用一动力量，抓紧侦破。三天后，宋教仁案破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

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

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

在铁证如山、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袁世凯并没有低头服罪，而是在暗令洪述祖到青岛租界内躲避起来，自己则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

“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言下之意，像他这样一个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而后，袁世凯再反守为攻，指挥京津警特机关制造“血光团”假案，硬说黄兴是“血光团”团长，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

尽管袁世凯伎俩玩尽，已从政界退出、只想用十年时间替中国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孙中山，还是从这惊心动魄的血案中猛醒过来，明白靠袁世凯来实现中国的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要实现共和，“非去袁不可”。

宋教仁的被杀使孙中山坚定了这一想法，于当年7月，他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

可是，这时的国民党，由于内部成分过于复杂，号令不能统一。不但从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极不一致，就连黄兴等人，对武装讨伐袁世凯也缺乏信心，极力主张“以法律解决”。这么一来，虽然拥有几万军队，却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就在国民党人还在辩论不停、莫衷一是时，袁世凯先发制人。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遭到失败。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国会选举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袁世凯任职不到一个月，11月4日，就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

国民党解散后，因人数不足，国会无法举行会议，到1914年1月，袁世凯干脆宣称：“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 悍然下令解散国会。3个月后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之后，袁世凯再擅自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而且任届没有限制，还可以指定三个新总统候选人。

至此，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政体已经建成，作为总统的袁世凯，跟原本的皇帝一样，成了没有任何制约的天下第一的独裁者。

就在这时候，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前来晋见袁世凯，很得意地递交了一分文件，还要求袁世凯对此要“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日置益递交的这份文件就是所谓的“二十一条”。

早在1914年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提出德国直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遭到拒绝后，采取了中立的立场。此时，美国的注意力已由亚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盟友。日本于8月对德国宣战，趁机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

1915年1月18日送给袁世凯的文件——“二十一条”，就是想独占中国的权益。

他们看到袁世凯平定了二次革命，又把临时约法修改为大总统一人独大，而新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又彰显了总统职位世袭的倾向。凡此种种，日本政府都认为这他们独占中国权益最好的时机，便派大使日置益将“二十一条”直接送进袁世凯的总统府。

对于日本人，袁世凯历来是深恶痛绝的，更何况是面对如此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可是，美国此时已不注意亚洲，英国也成了日本的盟友，目前的东亚地区，因欧战的爆发，已经陷入国际权力真空。面对一国独强的日本，袁世凯担心他的军队抵抗不了。如果硬着头皮与日本人开战，一旦败了，他这个总统的位置肯定是保不住了。

袁世凯这么苦苦地思考着，最后还是决定来软的。4月，袁世凯一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泄露“二十一条”的内容，目的是希望由此能够获得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来共同抗衡日本。

结果是，英美视中国的利益根本不顾，熟视无睹。倒是中国人知道了“二十一条”后，国内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

对此，日本明目张胆地动用武力，来威胁中国。仅在1915年3月内，就共向山东等地派兵3万余人。

袁世凯心中暗自叫苦，让他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绝日本要求中的部分内容，迫使日本作出一些让步后，于5月9日，在全国人民的铺天盖地的反对声中，被迫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全国骂声一片，袁世凯多年建立的威性大损，加之新型的机构权力分散，以至于袁世凯的命令常常无法得到执行，正如袁世凯究究专家骆宝善所言：

“分摊权利的机构太多，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任何事情都反对，又说不清原因，永远在扯皮。这种花样翻新的选举和分散权力，对于习惯了独断专行的中国首脑来说，近乎谋害。而分散权力有什么好处，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想到独裁的皇帝制度，开始劝说，袁世凯立刻心动，他相信：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约束他们革命党人自己，而是用来约束他袁世凯。

有了这想法，袁世凯像往常一样，立刻行动起来。

于是，由杨度一手策划了一个个公民、商会、乞丐、妓女、人力车夫等各种请愿团，鱼贯登场。“大家”一致请求，袁世凯来做中国皇帝。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则强奸了民意，弄了个什么“筹安会”。

就在袁世凯要称帝的事搞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有《独立周刊》的记者来访问此事，袁世凯却矢口否认说：

“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

这时候，袁世凯虽没有否定帝制，却明明白白地说了就是恢复君主制，也会有相当长的时间。结果，这篇访谈还没有发表，就在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

1915年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请求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以无德无能婉拒；到第二天，袁世凯突然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

翌日，袁世凯下令：1916年新朝帝制重新开启，名为“洪宪元年”，恢复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国，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

袁世凯称帝，全国有识之士一致反对。

即位当天，护国军内乱再起；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就连侵华列强，担心袁世凯称帝后中国会强大也不断对他提出警告。

12月24日，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紧接着，贵州、广西相继响应。

袁世凯称帝第54天，因局面太乱，只得宣布推迟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袁世凯，做到第80天时，感到再也做不下去，召来秘书张一麟，起草了撤销帝制的文告。

洪宪帝国的国号、年号、国旗都定了，龙袍、龙椅也做好了，只是袁世凯这个皇帝还没来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终结了。

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长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说：“那天，项城（袁世凯）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退位不到两个月，袁世凯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袁世凯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