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横滨,空气中有一种馨人的香味,扑鼻的甜爽让人直想深深地吸几口气。宋庆龄心里充满欢乐,跟着父亲宋耀如和姐姐宋霭龄,前去孙中山在日本的寓所。
1908年,宋庆龄15岁,带着妹妹宋美龄去美国留学;5年后,1913年她获得了佐治亚洲威斯瑞安女子学院文学学士学位。当她坐上了归国的远洋轮船,刚到加利福尼亚时,收到父亲的一封电报。
“庆龄,速来日本横滨!”
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北京见面后,便倾力来发展中国的实业。
“在十年内,我要在中国修建20万里的铁路。”孙中山给自己定下了十年的奋斗目标,立马到各省去实地考察。
不久,1913年3月,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结果查出袁世凯是指使人。孙中山只好暂时放下为谋民生、发展中国实业的事,振臂高呼,号召南方各省起兵武力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
可是,此时的袁世凯羽翼早已丰满,兵强马壮,很快镇压了各路革命军。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遭到袁世凯通缉,只好赶赴日本寻求支持,再图发展。
宋耀如一直都是孙中山革命最坚定的追随者,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也跟着到了日本。
孙中山第一次在宋家见到宋庆龄时,她还只有一岁。二十年过去,原本一张稚嫩的小脸已然是花样的美丽千般的妩媚,再辅之以高雅的仪态,灵慧的神情和一种独有高贵的风韵,致使孙中山第一眼看到,就为之心头一颤,原本有些冰冷的心,也勃勃然热腾起来。
孙中山到了日本后,很快在日本建立起中华革命党,两次发表讨伐袁世凯的宣言。基于原本组织有些涣散的状况,这时的孙中山要求党员要按手摸宣誓,对他绝对效忠。这要求遭到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反对,一些原来在同盟会中重量级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表示异议,甚至离他而去。
孙中山的心感到有些冷,却因宋庆龄的出现,一下子就腾腾地热呼起来。
而宋庆龄呢,由于父亲的影响,一直就很仰慕孙中山,她到横滨不久给老师的信中写道:“我也很自豪地带了一封致他(孙中山)的私信。”这时的孙中山,已是她心中非常敬仰的人物。
事也凑巧,就在宋庆龄到横滨后不久,1914年9月,姐姐宋霭龄要回上海与孙祥熙结婚。于是,宋庆龄替代了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
“我当时还不是爱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的工作,是发自一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宋庆龄后来对这时的自己回忆说。
在她给留在美国的妹妹宋美龄的信中,更是坦率地陈叙了自己工作的愉快和对孙中山的情感:“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爱情让孙中山变得年青,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开展他对所爱女人的追求。经常地送她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把一些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放在她的书桌上,鼓励她的工作,同时也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
有一天,孙中山从宋庆龄的目光中读到了一种女人的爱恋时,便不失时机地向她求婚。
结果,羞涩中不乏欣喜的宋庆龄果然答应了。可就在这时候,母亲病了,宋庆龄要陪母亲回国看病。
孙中山送她们母女到港口,回来后竟然出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茶饭不思的现象。他把打开了的书放在面前,目光却凝视着远处,满眼都是宋庆龄的仪态和神情。
“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经验丰富的房东梅屋夫人看出来了,担心地问孙中山。
“是的,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可是,你只比她父亲小三岁,你们俩年龄相差太大,结婚是会要折寿的。”
“是吗?就算是这样,如果能与她结婚,我即使是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
梅屋夫人听了孙中山的话,眼睛湿润了。一个女人,一生能遇到这样爱她的男人,是幸福的!她在心里说。
这时的孙中山,在思念宋庆龄的同时,一种担心涌上心头:“她的父亲,会不会接受我呢?”
于是,孙中山给宋耀如写信,一封非常委婉含蓄的信,他想试探一下宋耀如对他与宋庆龄爱情的看法。
“如果,你最心爱的女儿,爱上一位她父亲的同辈,而且是已经结婚生子的人,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首先,我相信自己的女儿不会这么做,她耻于和妾谈话,怎么会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您知道,在热海的时候,她甚至从未和张静江的二房说过话,此外,不论是谁,我们不允许女儿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
看着宋耀如的回信,孙中山倒抽了一口冷气。
然而,反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的,不仅仅是宋耀如一个人,更有宋庆龄的母亲。这个善良的基督教女人,含着泪对女儿说:“你不能跟他在一起,他是你父亲的同辈,只能做你的叔辈。”
“不,我要跟他,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看到女儿这么坚决,做父母的只好将宋庆龄软禁在家里。
最让孙中山痛苦的,不仅是宋庆龄的父母,还有许多是他共患难的战友,诸如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廖忡恺等人,他们对他与宋庆龄的婚恋,都一致地表示反对。大家纷纷地劝说他:“先生,请不要这样!”
“展堂(胡汉民字)、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人,不是神,我有权力追求我的爱,除非庆龄她不爱我,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放弃。”
在对宋庆龄的爱情方面,孙中山表现得异常执着。让孙中山欣慰的是,这事宋庆龄跟他一样的执着。就在孙中山坚定地回答战友们的话时,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穿着高跟鞋,爬上高高的窗台,然后跳下来逃出,渡海来到日本。
宋庆龄在给弟弟宋子文和妹妹宋美龄的信中坦率地说:
“请你告诉父亲,我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时,才能获得,请他不要为我伤心。”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而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这个刚刚长大的女孩,因为爱情,她成熟了,把自己的初恋,与那个大时代下的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到了一起。
可怜天下父母心。宋耀如和妻子看着女儿空空的闺房,看着砸开了的后窗,看完女儿留下的一封告别信,他们痛苦不堪。
母亲长声地痛哭,正患着肝病的父亲却还要咬紧牙来劝慰母亲。紧接着,这对慈爱的父母乘上一艘前往日本的轮船。
他们还想着要赶上女儿,劝她回来。可他们一直追到日本,还是追不上女儿。万般无奈下,他们甚至去了日本政府。
“我请求贵政府,出面阻止我女儿与孙文在一起。因为她还没有成年,是被迫成亲的。”
日本政府派人去了解了情况,回答说:你女儿已经21岁,亲口说愿意嫁给孙博士,我们政府不能干预。
宋耀如已经毫无办法了,他对着苍天凝视很久,长长地叹一口气,独自一人去找孙中山。
“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站在孙中山的公寓前,宋耀如怒气冲冲地说。
这时大家都劝孙中山躲起来,可孙中山根本不听:“我必须去见他,告诉他庆龄在我这儿不会受半点委屈。”
当孙中山出现在大门口时,宋耀如久久地望着他。孙中山开口劝他进屋,怒发冲冠的宋耀如却倏地就双膝跪下了。
孙中山大吃一惊,想去扶他,只听宋耀如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从此就拜托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完了,宋耀如连磕三个响头,起身挣扎着蹒跚地离去。
孙中山望着这位战友,眼圈红了。
后来,在宋庆龄快80岁的时候,在给老友爱泼斯坦的信中提到了这段往事:
“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她,然后自己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宋耀如夫妇阻婚未成,不久便让人给送来一套古家具和百子绸缎,作为宋庆龄的嫁妆。更难能可贵的是:见多识广、通情达理的宋耀如很快与女儿、女婿和解,一如既往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于10月6日出任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他又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由于人数不足,国会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
变成专制总统的袁世凯,到1915年,竟然冒天下之大不违做起了皇帝,称为洪宪帝政。由于蔡锷等人反对,袁世凯在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中被迫摘下皇帝的帽子,并于1916年6月6日死去。他分化了的北洋军阀,仍然掌握统治大权,继续实行独裁。
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孙中山回到中国,领导掀起了“护法战争”,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
因为实力有限,西南军阀又各打自已的算盘,在与操纵中央政府的直系军阀勾结后,便处处排挤孙中山。孙中山愤然辞职,在挫折和失败后,从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1919年,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0年,应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桂、滇两系的陈炯明邀请重回广州。
1921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由于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 1922年6月,孙中山的总统府遭到陈炯明炮击,被迫回上海。
这时候,绝望中的孙中山遇到了共产党。从1922年8月起,中国共产党派人多次同他会见,苏俄特使越飞多次同他会谈,使孙中山真诚地接受国际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帮助,开始了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
1922年9月,孙中山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复任大元帅。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并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
孙中山抵京入住北京饭店后,1925年1月即开始病发。1月26日,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
1925年2月18日,他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自知不起,临终时由夫人宋庆龄扶腕,在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致苏联政府书》及亲笔书写的《家事遗书》上签下了他孙中山的名字。
政治遗书:“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致苏联遗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妳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妳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妳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妳们提携。我深信妳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妳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妳们平安!”
家事遗书:“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壹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最后,孙中山断断续续又说出了七个字的国事遗言:
“和平……奋斗……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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