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会有一些让人欢天喜地的事情，其中最甜蜜的，莫过于娶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沈从文真是太运气了，不仅得到一个生活上的忠实伴侣，同时还拥有了一个事业上最得力的助手。

张兆和这位中国公学外语系的高材生，不仅贤慧温柔，文才也是很出众的，她帮着沈从文看稿、改稿，以一个行家的眼光，提出一些看法，实在是让沈从文受益非浅。

“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沈从文十分得意地评价自已美满的婚烟。

上帝总是喜欢用曲线来展示世上万物，当一个人走到曲线的顶端时，更多的光亮便都会来照耀着他。刚得到一份让人羡慕婚姻的沈从文，很快又得到可以使他大展拳脚的最佳职位。

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吴宓，要去忙他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有人推荐了杨振声和沈从文来接替。俩人接手后，改《文学副刊》为《文艺副刊》，由原来的侧重学问，转向侧重文学创作。

做过大学校长、有过多年大学执教经验的杨振声，此时显然更热衷于《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这样，沈从文自然就更则重于“文学副刊”的工作，成了这份北方著名的报纸副刊的主持人。

正当盛年的沈从文，此时已经占尽了作为一个“文艺副刊”编辑所有的有利条件，无论是能力、热情、职业道德，还是责任心、人脉，他都占领了最高地，《大公报·文艺副刊》到他手上不久，就成为能与《申报·自由谈》比肩的一个重要园地。

《申报》可是中国报业史上创刊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的报纸，早在1872年4月30日，它就创刊了，其综合性副刊《自由谈》，设立于1911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名声最响、影响最大的文化园地之一。

终于有了这么一个话语平台，沈从文可以直抒胸意了。作为一个边远湘西闯**大都市的游子，故乡的那片土地，始终是沈从文人生最初也是最美好的记忆。距离产生美，是因为热爱而增进了理想中的色彩，那片让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为他那支神奇的画笔描绘得更加迷人而风光绚丽，犹如一个纯真的牧童，在他所建造的希腊神殿里，用缪斯女神所赐的牧笛，吹奏出一首首美妙的歌曲，颂扬着人性、健康、自然原生态的美。

沈从文曾就是这么地来开始文学创作，形成他的文学观念：文学，是独立自足的，不能和政治、商业“联姻”。

作为一个全身心拥抱文学、把文学事业看得异常神圣、庄严的作家。沈从文把在“五四”精神鼓舞下产生又转而表现“五四”精神的新文学，看成是“重造的经典”，而现存的“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学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

为了担负起这样一个重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创作“受得住岁月陶冶”、“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表现出“时代精神和历史得失”的优秀作品，便成了作家必须的追求，沈从文坚信：

只有这样的作家，才可能把人类引向“光明”，引向“高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望由它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使读者的“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做人更合理一些”。

然而，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1926年以后，便在上海与商业结了缘，1929年以后，又变得越来越跟“政治”不可分。作家中愈来愈滋长出一种“附庸依赖”思想，作品则俨然成了“大老板商品之一种”或“在朝在野政策之一部”，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沈从文有了这么些看法，他要对文学的“商品化”、“政治化”，对“趣味个人主义”的“小品文”运动进行认真地检视和猛烈地抨击了。刚接收《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就刊出了自已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

“文学者的态度”，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沈从文开宗明义地表明自已的看法，接下指出，现在的那些文学家受过去观念和时代的习气的影响，对文学的态度像是票友和玩白相的人。这些人在付出得少的情况下用炒作的手段使自己成功。而现在文坛的场面，也正是这样一群玩票白相的文学作家和教授所支持着，他们的这种态度，是不会产生出伟大的作品的。

再接下来，沈从文为这些人开出了“治病的药方”：伟大作品产生的唯一办法就是作家以诚实的态度去做文学，认真地对待文学，要有职业的尊严。那些“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和“在北京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人，实际上是平庸的，他们对待文学没有严肃的态度，因此在这类人上面是没有什么期待的。

沈从文作为一个只关心那片文学的净土、坚守纯文学的作家，就这样地表现出他的人文关怀。虽然他并没有偏激地只指责上海的一些作家，也同时批评了在北京的一些作家，且采取一种宁静、恬适、随和的绅士风度，在批评中更多的是规劝和宽容。

文章出来后，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间的“第三种人”苏汶，最先按捺不住了，针锋相对地写出《文人在上海》一文，发表在《现代》杂志上。

“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时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的文人带着某种恶意称为‘海派’……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其涵义多是“爱钱、商业化、作品的低劣、人格低下”等方面。这是“那些不居住在上海的文人”饱者不知饥者饿。在上海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城市里，“海派”的商业化也是有其原因的。“上海社会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同时“副业也不容易找”，为了生存，结果自然就是多产，“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

苏汶的这一番表白似的回击，不但得不到上海文人的同情，反而被“北方的同行所嘲笑”，最后针对“因为居住的地点的不对劲而被说成是‘不脱上海气’”，于是也只能“无话可说”了。

尽管如此，由于苏汶提出了沈从文并没有明确提出的“海派”一词，他的一再表示自己一群的委屈和不幸，算是将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置于以暴凌弱的尴尬地位。到第二年，1934年1月，沈从文写了《论“海派”》一文，对自己之前的文章和苏汶的辩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面对苏汶的大声叫屈，好脾气的沈从文也难免火气上升，其用词较《文学者的态度》尖锐，却毕竟是典雅的京派领军人物，又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京派作家节制、圆融、和谐的审美文化心理，沈从文对于文坛状况的焦虑之情，也跃然纸上。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文坛，是由以鲁迅、茅盾为领导的左翼文学所把持，在沈从文与苏汶引起的京海之争后，鲁迅也加入到这个论争的行列当中。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鲁迅在其《北人与南人》中这么开了头，接着发表了自已的高见：“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其根本原因是，“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指顾炎武)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显然，鲁迅在文章中把一个原本只关心那片文学的净土、坚守纯文学的作家定位在代表整个“京派”和“北人”对“海派”和“南人”的“卑视”与“征服”这样一个位置上，应该还是由于政见的曲解。

对沈从文这一段生活，巴金后来在他的《忆沈从文》中写道：“在从文的最亲密的朋友中我也算得一个，对他的人格我倒有些片面的认识。在解放前十几年中我和从文过从颇密，有一段时期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生活在一起。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京派文人的功过世已有公评，用不着我来说，但有一点却是当时的事实，在军阀横行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在北方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少年中把文艺的一条不绝如缕的生命线维持下去，也还不是一件易事。于今一些已到壮年或老年的小说家和诗人之中还有不少人是在当时京派文人中培育起来的。

“在当时孳孳不辍地培育青年作家的老一代作家之中，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从文是很突出的一位。他日日夜夜地替青年作家改稿子，家里经常聚集着远近来访的青年，座谈学习和创作问题。不管他有多么忙，他总是有求必应，循循善诱．他自己对创作的态度是极端严肃的。我看过他的许多文稿，都是蝇头小草，改而又改，东删一处，西补一处，改到天地头和边旁都密密麻麻地一片，也只有当时熟悉他的文稿的排字工才能辨认清楚。我觉得这点勇于改和勤于改的基本功对青年作家是一种极宝贵的‘身教’，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得到过从文的这种身教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