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昨日还鲜活的朋友就这么去了，是被刽子手杀死的，沈从文从湖南回来，仍在悲痛与激奋中，久久不能平静，他在窗前坐下来，给胡适写信：

“到湖南送胡也频孤儿回家去，交给那个外祖母，还设了若干谎，证明人并无危险。路上我们走了二十天，经过杀烧过的长沙，街上全是兵，乡下全是匪，两不相妨，奇奇怪怪，走路的人还是很多，因为这些事好像同百姓还是无关，虽然两边都说为得是‘民众’，各尽量杀人，各尽量捐钱勒税。从文四月十三日”

他把信封好，立刻上街去邮局，发了信，心里空****的，不由又去到徐志摩的家，碰巧徐志摩正在上海。

“我真不如也频，他是一个时时充满自信心的强者，相比之下，我真是太软弱了。”沈从文讲了这次送丁玲回湖南的情况后，真切而又坦诚地说。

徐志摩沉默了一会，问他：“武大的工作，你就这么放弃了。”

“时间来不赢，我不能为了那份工作不顾朋友。丁玲孤儿寡母的，背负太大的悲哀，太难为她了。”

“工作没了，现在准备做些什么呢？”

“南京《创作月刊》邀我去做编辑，这几天我都在想这个事，我想将它办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刊物。”

当时对新文学发展历史兴趣正浓的沈从文，认真地给徐志摩讲了自已的打算：决定在刊物上“让读者从过去的发展上，认明白中国文学的将来，宜如何去发展”。为此，他计划一年内在刊物上发表十二篇文学批评文章，每期讨论一个问题。

“这样一来，一面可作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参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幕大观式之说谎’，‘挣撕揉扯旁人理论而来的大众文学主张’，‘受官方豢养而来的三民主义文学’，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

然而，世事总难尽如人意，就在沈从文从徐志摩家回来的第二天，办刊的事情有了变化，主办方并不同意沈从文的方针。既然如此，沈从文只好选择放弃。当他第二次再去看望徐志摩时告诉他说：

“我专心写作也能养活自已。只是，总静不下心来，一提起笔，就会想起也频。”

“看来即便是政见不同，也并不能影响善良人的情感。”

“我不懂什么政见，也不需要。只是感到自己越来越敬佩他、亲近他、想着他，这种感情，比他活着时更强烈。”

“既然如此，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吧，你去到以前胡也频住过的地方看看、想想，写一篇记念他的文章。”

丁玲回到上海，被组织上安排主编左翼文学刊物《北斗》，沈从文安置好九妹，去杂志社跟丁玲辞行，然后随徐志摩一道飞往是北京。

故地重游，沈从文重温了昔日他和胡也频、丁玲相识、相聚，结成友谊的地方，感慨万千中写下了缅怀好友的纪实散文——《记胡也频》。

在实际生活中，沈从文并不同意胡也频的政治见解，但在作品里，他对胡也频的性格却表现出足够的敬意，活泼而生动的文字中，流露出由衷的赞美。对遇害的朋友，他怀着深厚的感情，甚至在《记胡也频》中把自己与胡也频进行比较，感叹自己性格的弱点，高声赞美胡也频是一个时时充满自信心的强者：

“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或‘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

“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记胡也频》写完后，沈从文感到意犹未尽，又补加了一个“附志”，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以深沉的哀痛和激愤，抒发他对胡也频被残酷杀害的感慨。

“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

“一个人他生来若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纪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善良而一身正气、勇敢的沈从文，尽管与左翼文艺主张有隔阂，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国民党残杀手段的不满，不影响他在当时国民党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发出正气的呼声，写文来悼念一位中共党员、革命志士、自己的友人。

本来，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一直写到胡也频被捕、被害，但1931年10月4日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时，却被当局删去了许多，结尾只留下胡也频被捕当天，到沈从文处请他写挽联的事情。全文总计约四万字，最初发表时的题目为《诗人和小说家》，连载至第十一次(10月15日)时才改为《记胡也频》，一直连载三十四次才结束，最后的一句，正好是写丁玲：

“那种镇定，在2月9号，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10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沈从文将写成了《记胡也频》的事讲给徐志摩听时，徐志摩并不言语，停了一会才转了话题说：“我看你还是找份教学的工作，这样收入稳定，也不至影响写作。”

“只是，武大恐怕是回不去了。”

“武大回不去，还有别的学校，譬如青岛大学。”

原来，1928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的杨振声，刚在两月前到国立青岛大学去做校长。

杨振声在美国虽然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可是他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了新潮社，与徐志摩、胡适关系都很密切。在胡适的鼓励和指导下，杨振声还出版了获得较大成功中篇小说《玉君》，他比胡适虽然大一岁，作为学生，对胡适一直非常敬重。胡适对他，也很是提携，杨振声1930年底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就是胡适向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的。

能到青岛大学去教书，沈从文自然高兴，便与徐志摩一道去找胡适。

听徐志摩讲明来意，胡适爽快地答应了，并立即就给杨振声打电话。沈从文去青岛大学教书一事很快落实下来，胡适为沈从文高兴，要给他庆祝，特留下他和徐志摩一道吃晚饭。

趁着晚饭还没开始，徐志摩与沈从文在胡适家的楼上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生性坦**的徐志摩，早把沈从文当成了最知心的朋友，这次他不但与沈从文谈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往事，还谈了时下里家庭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你今后如果有了灵感时，可以把我的事写成小说。”

徐志摩认真地说，沈从文也非常认真地回答：“到真正动笔时，我可能还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

他俩做梦也想不到，这次长谈，竟然是绝别！

1901年创建的山东大学，也就是国立青岛大学，因为杨振声1930年6月来做校长而出现了一个兴旺时期，杨振声在办学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

“山东在历史上，对于哲学、文学地位皆甚重要。只是近来开发迟钝，一时落后，人且并将其历史上的地位而忽略之。青大作为地方高等学府，其责任也自然重大，对于历史上的地位，不但恢复之责任，而且光明而扩大之。”

于是，他从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优势以及全国沿海城市的具体情况出发，在青大逐步增设了海边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等学系，尤其是海边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等，形成青大的特色，海洋科学始终是国内独步，为后来青岛发展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打下基础。

杨振声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学养深厚、作风典雅，任青岛大学校长后，他效法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把学术摆在重要位置，四处聘请的专家、教授，至使青大名流云集，人才济济，阵容堂堂，形成鼎盛一时的局面。

当时，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系主任，同时聘请的还有游国恩、洪深、李达、童第周、老舍、孙大雨、陈梦家等一大批教授，其中不少是“新月”同人。

青岛大学9月开学，沈从文9月带着九妹来到青大，担任国文系讲师，主讲《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九妹仍然是插班借读，继续学习法语。后来的事实证明：法语和英语的学习生涯，并没有让九妹掌握这两门语言，却培养了她高傲的心性。

沈从文与九妹住进青大为他提供的福山路3号，这里离海滨浴场仅一箭之遥，风景异常优美。他这时的月薪有100元，又有那么多心性相通的朋友，而立之年的沈从文，北漂快十了，他第一次过得这么快乐开心。

已经是响誉南北大都市的著名小说家、又是三度登上大学讲台，沈从文已经适应了大学工作，开始有了自信，面对慕名而来的学生，沈从文应付裕如，课讲得十分生动。

“可能是气候的关系。在青岛时觉得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作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青岛构思的。”

除了教学写作，沈从文思念朋友师长，不断地给他们写信，1931年11月13日，当他得知胡适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时，担心胡适入国民党的毂中，于是给徐志摩写信，说：

“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什么财委会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很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