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7日，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他们仨，终于在吕班路万宜坊六十号、胡也频和丁玲的住处见面了，他们彼此都很兴奋、非常激动。

“你俩在做什么，神神秘秘的，还真难找，昨天来了，不见你们的影，好在今天总算见到了。”

“你也一样，昨天我和丁玲去看了个朋友，回来看到你的条就赶去你那儿，同样看不见人。”

胡也频分辨着，丁玲抱着儿子祖林，站在一边望着两个男子笑。

人生中，能有几个真心的好朋友啊，一旦拥有，就要珍惜，可千万别不在乎！

半年前，刊物和出版社垮了，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只得分头去找自已的事做，而今分别虽然只是几个月，却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斩获了各自的丰收。

1930年的沈从文，在创作上是大丰收的，不但出版了长篇小说《旧梦》，还出版《沈从文甲集》、《一个天才的通信》、《旅店及其他》、《旧梦》等几个文集，又印发了《中国小说史》、《新文学研究》两种讲义；另外再发表各类作品30余篇。

只是，在收获丰收的同时，沈从文也做了件对自己今后极不好的事情，他在《日出》月刊上，发了篇《论郭沫若》的文章：

“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但是，创作（指小说创作）是失败了”，沈从文这么给郭沫若的小说下了个定论后，接下来以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为例，指出郭沫若在小说创作方面，都“不是他发表天才的处所”。以后，在1931年《文艺月刊》第4——6期上连载的《论中国创作小说》长文中，沈从文又表露了这样相同的论点。

沈从文这么来评论郭沫若，不管是否正确，总之只是代表自已来评论他人的创作，应该说是很正当的，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评论，竟会给他的后半生多出不少的噩梦来。

在1930年中，胡也频的收获，也是空前的丰收。5月，当沈从文正“为女人作出许多无用处行为，目下烦乱得很”时，胡也频正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一面教书，一面并进行革命宣传，他组织学生成立“文学会”，研究讨论革命文学。

不久，因鼓动学生进行革命，胡也频遭到山东省政府通缉，便同丁玲等人离开济南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作出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热情歌颂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然后，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也频又代表左联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

丁玲在1930年的收获，除了生下一个胖乎乎的儿子祖林，便是她5月也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为她在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它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

国民党政府其实很少把力量放在文学领域，左翼联盟最难对付的敌人起初不是来自右翼——而是来自中间派。在左联建立前，组成创造社和太阳社多数的留日文人一直在与新月社周围的英、美派笔战不已，而最早的攻击对象，就是徐志摩。

早在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时，徐志摩亲自执笔撰写了一篇八页长的宣言，提出“健康”与“尊严”是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表示要向文坛所有的“细菌”宣战，而他所指的“细菌”，便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作家。

创造社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太阳社1927年秋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大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员。

到1930年6月，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主要有王平陵、黄震遐等。他们提倡一种反映“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文学，来反对左派的阶级观点。”

在皇帝推翻不久的民国初年，西方的民主思潮大量涌进来，文化、文学在文人的心中成了国家的事情，并不属于哪一个政府，更不能属于某个党派，有了这样的共识，要让一个有良心的文人去做国民党政府的传声筒，是件定会遭到众文化人嘲笑的事情。

而王平陵等是明显地站在亲国民党立场上来对左派进行批评，并且是不讲道理只作人身攻击的批评，这与当时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结果很快失败。王平陵等虽然是失败了，却因这场小争论“诱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在这种文化大论战的背景下，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本来，我一回上海就要来看你们，后来听说父亲去世，就在这事上忙了几天。”

沈从文有些伤感地告诉他的朋友。

他的父亲沈宗嗣，是1930年11月在家乡病故的，他回到上海知道后，忙乎了几天才把事情打探的清清楚楚，父亲已入土为安，他只能在遥远的上海默默地为他悼念。

胡也频对沈从文父亲的离世表示了十分地痛心，并说今后一定同去凤凰古城拜祭一下。丁玲更多地则是打探九妹的情况，对沈从文挚爱的这个小妹，表示了真切的关心。

他们三人之间，虽然感情还是很深厚，但当胡也频劝沈从文和自己一道，从事进步的文学实践活动时，沈从文却几次故意地把话引向了一边。胡也频向丁玲使眼神，想要丁玲来劝劝沈从文。

丁玲知道沈从文，“表面软乎乎的，骨子里钢一样硬”，这样性格的人，是难为他人言语能劝得动的。丁玲知其不可为，便把头扭向一边，逗怀里的祖林笑。

“我告诉你，有一个比你小一岁的湖南老乡想见你。”胡也频只好自已说。

他提到的这个想见沈从文的湖南老乡，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将陈赓。陈赓1927年初从苏联学习归来，不久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便到上海来，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

沈从文弄清了“湖南老乡”的身份，便婉言地谢绝了。

“为什么呢？我不跟你说大道理，就说我们的感情，这么地好，根本就比得上生死与共的同志，为什么就不能一道走在革命的大道上呢？““这与你我的友谊无关，我只是不喜欢介入政治，更不喜欢什么党。”

“为什么？难道共产党不好吗？”

“结党总是要营私，自古就有‘君子不党’的说法，‘无偏无党，王道****’，我喜欢这话。”

“朋党才会营私，因为它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政党不会，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可是，政党要不营私，又怎么会各立派系，你争我夺呢……”

沈从文说到这儿不说了，只微微地笑着。

清末的中国人，从日文中引进了用“党”字来译称的西语“party”概念，当时就有了一场关于“党”的讨论，因此沈从文也清楚一些。只是他的清楚，也都是胡适、陈源一些人的观点，与信仰共产主义的胡也频，自然是格格不入。

胡也频见沈从文这么“顽固”，讲了许多关于共产党优越性的话语后，突然很自豪地问沈从文：“可是，你知道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纲领吗？”

沈从文抬眼去看胡也频，一幅茫然的样子。

刚加入共产党没几月的胡也频，终于占了上锋，他等不及沈从文回答，便充满**、像朗诵诗歌一样地大声说道：“‘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事情，难道你还不愿意去为之付出一切吗？”

“是啊，这是个好事情，不仅是我，也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渴望的事情，只是，我只想做一个自由人，过一种自由的生活。”

“你这是受徐志摩、陈源他们影响太深了。”

“谁也不能影响我，我实在就是个乡下人，不过我说我是乡下人虽然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只是说自已有根深蒂固永远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我这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别人很难影响到我。而且，我认为，文学该有自己的方向，这方向就是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觉得无从忍受。”

听到沈从文侃侃而谈，而且中间还有那么一点点情绪，胡也频知道，一定是因为他刚提到徐志摩的缘故，便静静地听着，最后终于还是忍不住了，盯着沈从文说：

“文学创作绝不能脱离作者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

似乎很是“想得透彻”的沈从文，由于迷惘于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茅盾的争论，由于不愿违背自已出走湘西时那寻求人生“自由”与“独立”的夙愿，他始终与左翼文学运动保持距离。

就这样，他和胡也频在信仰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痕。因为“道”的不同，他与胡也频和丁玲的人生之路，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方向。

尽管如此，他们的友谊还在，感情还很真。

1931年1月17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寒风有一声无一声地刮着，胡也频走出吕班路，来到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这儿是孙大雨的家，沈从文暂时借住着。

“房东的儿子死了，我要送一副挽联，你给拟好挽联的措辞，下午到我那里去写。”

胡也频望着沈从文，完了又讲了几句关于房东儿子的情况，准备离开，沈从文却一把拉住他说：“别走，中午有好吃的。”

“又发文章了？”

“一个同事请吃饭。”

胡也频跟着沈从文去饱吃了一顿，走出饭馆时，风似乎刮得更猛了些，俩人在惠罗公司前暂别，胡也频被寒风吹得抖了一下。

“你也穿得太单薄了，做了父亲，可不能让自已病了。”沈从文说着，便把自己刚做的一件海虎绒棉袍脱下来，要给胡也频穿上。

胡也频伸手拦住：“你虽还没做父亲，也有母亲、九妹需要照顾，同样不能生病！”

“还有一件，你放心，我不会让自己冻病了。”沈从文说着推开胡也频的手，极有耐心地给他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