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5日，令沈从文兴奋而又紧张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为这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台授课，他做了非常认真而充分的准备，资料有1万多字，足供预先约定一个钟头的课而绰绰有余，更主要的是，资料上的东西早已是烂熟于心。

“既然是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栏，总不能让自已显得太寒酸了；这样会的话，使得志摩先生和胡适校长太没面子。”

沈从文这么想着，一大早特意去到法租界，狠狠心掏出八块大洋，租一辆包车赶去学校。从经济方面计算，这第一堂课绝对是亏定了，因为今天的课讲得再好，也就四块钱的报酬。

当时的沈从文，已经小有名气，特别又是胡校长力主聘来的文化青年教师，他的第一堂课，招来许多学生，竟满满地挤了一教室。

胡适很够意思，一直将沈从文送到教室门前，这才笑着挥挥手离去，他是担心自己在场会增加沈从文的紧张。

胡适走了，沈从文目送他远去，确实也暗自地松了口气。可是，当他走上讲台，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心里不由得陡然一惊，随着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都烟消云散了。

因为要讲的内容太熟，沈从文根本就不带什么教案，当然也没带任何教材。他转过身去很快地在黑板上写好授课提纲，再转回身来还是说不出话来。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十余分钟，面对无数期待的目光，沈从文的脑袋里还是一片空白，仍然是木头般呆呆地立在那儿。

是自信帮助了他，使他总算是慢慢地镇定了一些，开始在心里问自己：“我该从何说起呢？”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一个女学生在提醒他：“你快说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啦！”

声音明澈、清脆，充满了鼓励的热情，他的心一动，很快投去一瞥，似乎是一个皮肤略黑，五官秀丽的女生，那一双闪亮的眼中，正散发着天使般的光热。

沈从文忙把目收回，瞬间就找到了那句原本安置在最前面的话，于是，他像是找到了一张网上的“纲”，心里顿时盈满了要讲的内谷。他终于开了口，只是讲得太过急促，原本计划要拓展开来的许多非常生动故事，都给省掉了，基本上就只讲了提纲。虽然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抄写，刚讲了十多分钟，还是把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全说完了。

沈从文再次陷入窘迫，不知所措地望着台下。这回，坦诚的性格解救了他，拿起粉笔，沈从文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道：

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什么文坛上有名的作家，连话也讲不出来。”学生们议论纷纷，教师中也有人摇头：“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都讲不出一句话来！怕是要误人子弟啊！”

沈从文心事重重地去见胡适，课上成这样，他并不担心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处罚，而是恨自己不能给志摩和胡适争气。他把这第一次上课的情况如实地告诉胡适，很不好意思地垂下头。

“我听说了，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你，这就是成功。振作起来，不要为这第一堂课费神，想想第二堂课该怎么上，我相信你！”

胡适的话让沈从文想哭，直到10多年后，他还饱含深情地追忆说：

“第一次送我到学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适之先生。一九二九年，他在中国公学作校长时，就给了我这种机会。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这一点如还必需扩大，值得扩大，让我来北大作个小事，必有其意义，个人得失实不足道，更新的尝试，还会从这个方式上有个好的未来。”

沈从文在追记中，强调了他从胡适的“二次尝试”中所得到的“胡适式”自由主义的感召和浸染，这是他与胡适结缘、走近现代自由主义文人群体的开始，也是他迈向现代绅士阶层的关键一步。

作为一个乡下漂泊到城市的游子，所谓融入当时的社会，是需要实实在在融进城市中的一类人群里去。早在沈从文从湘西刚流落到北京时，曾先后受到郁达夫、林宰平、徐志摩等大学教授的提携、帮助，在与文人群体的实际文学活动中，又有幸结识了一批自由主义作家、学者，这些人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学贯中西，且大都有着较好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来源。相比之下，沈从文与他们间的实际身份有着相当距离。

尽管如此，曾经有显赫家世的沈从文还是很自然地与这些人相亲相近，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绅士气和自由主义精神正是沈从文所梦想的。

当时的大都市，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文人们的生活境况大相径庭：有的到十字街头去贴标语、喊口号；有的躲在象牙塔里呤诗作画、玩玩花鸟虫鱼；有的则白日里卖弄黑色幽默、夜幕中与女人色歌情舞；还有不少每天都要挤在无轨电车上，潇洒地读书看报发牢骚。

沈从文因为那些学贯中西的朋友和熟人，因为骨子里与那些人的相近处，更因为心中那份独立精神的追求，他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一条胡适为他指引的绅士之路。

因为“道”不同，他与胡也频和丁玲的人生之路走上了各自的方向，似乎是越来越远了！

就在这时候，因为那中国公学讲台上的第一堂“出丑”的课，因为那一声明澈、清脆的提醒，因为那很快的一瞥，一只冷艳的“黑凤”，飞进了沈从文的心底，沈从文从此开始历时三年零九个月、还算漫长典型的单恋马拉松。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不仅爱你的灵魂，也爱你的肉体。”

“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服侍我，却愿意自己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你不会像帝皇，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呐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

沈从文像着魔一般，每天都一封两封地给心中的“一个光明”写信，直到七十年后，瘦小、干净、仿佛元人的一幅山水图的张兆和，在读着这些信时，还忍不住漱漱泪下。这时候，她已经快90岁，平淡而又明洁。

然而在当时，她却不去理会爱得入魔的沈从文的这些信，只是因为教养的原因，她虽然心烦，却也不把这信销毁、示人，或说些什么，而是把这个单相思男子的信，原封不动地一封一封地放进箱子。出于好奇，偶尔也会去看几行字，只是一旦看了，却又忍不住一口气把这信看完。偶尔再遇上沈从文时，就忍不住会用另一种惊奇的目光看着他，心想：

这么个木讷的乡下男人，怎么就会把信写成水一般的柔，火一般的灼呢？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中张家的四个女儿，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苏州九如巷的张家，是个名门望族，家有万顷良田。出身名门的“张家四姐妹”，其中有两个是中国公学第一批预科女生，一个个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她们的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父亲张武龄，是位著名的教育家，1921年响应蔡元培先生“教育救国”的主张，身体力行在苏州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母亲陆英，则是个戏迷，最快乐的事是带着她可爱的女儿们到戏院去看戏。

大女儿张元和，与母亲习性较近，受了母亲的影响，由戏迷变成了昆曲专家，连找爱人也选的是昆曲名家顾传玠，1965年，她移居美国创办曲社，培养昆曲人才，深受美国人欢迎。

二女儿张允和，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做了中学历史教师，到了晚年，致力于写作。她所著的《最后闺秀》、《昆曲日记》等书，曾经轰动一时，有“白发才女”之称。丈夫周有光，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语言文学专家、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

四女儿张充和，更是天资聪颖，悟性极高，是位用诗词、书法、绘画、昆曲和旗袍抒写了多姿多彩一生的奇女子，章士钊誉她为才女蔡文姬，焦菊隐称她是当代李清照，梁实秋说她“多才多艺”。这位奇女子后来在沈从文的帮助下，与精通德法英意文学、名副其实的汉学家、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喜结秦晋。

张兆和是张家的第三个女儿，她自小熟读四书五经，英文讲得比苏州话还溜，照样是通音律习昆曲有文才，只是较之几个姐妹，遇事要冷静理智、不动声色许多。张兆和皮肤不是很白，却很细腻，她身材苗条，五官更是非常的秀丽。

还在上海中学读书时，张兆和每天就会收到十几封情书，她从来不回，甚至很少去看。

1910年出生的张兆和，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是学生们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她性格开朗，兴趣广泛，除去四姊妹对文艺的共同爱好，还特别喜欢体育，进校不久便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被广大男生雅称为“黑凤”。对羽翼下拥挤着大堆追求者，她便挑出一些来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