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听着，非常吃惊。因为他知道：徐志摩是被誉为清末民初一代奇才、维新派组织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最得意的门下弟子。听不少响当当的人说，梁启超十分喜欢徐志摩，喜欢他智慧超人、聪敏过人，是出类拔萃的才子。还听说，梁启超不但经常在自己家里向徐志摩传授知识，还把徐志摩当亲人一样对待，常与他纵论天下大事，十分得意地把他介绍给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

没想到他来替爱徒主婚，竟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正当沈从文困惑不解时，旁边有知情者把徐志摩的事一一说给他听。

原来，梁启超对徐志摩的才气虽然喜爱有佳，但对其生活、特别是婚姻观点却颇不赞同。徐志摩的恋爱观是浪漫的，关于这一点，他的挚友、大文学家梁实秋曾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道：

“浪漫的爱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永远处在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成了恨，原来的爱成了束缚，于是重头再追求心目中的‘爱、美与自由’，这个周而复始的两次三番演下去，以至死。在西洋浪漫派的文学家里有不少这种爱的真实例子：雪莉、拜伦、朋士及卢梭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的爱的生活，而终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徐志摩对于一个美人的爱。也可以说是这样的爱。”

因为这样的爱，徐志摩见到了陆小曼后，便向原配夫人提议离婚。梁启超知道此事后，严肃地告诫他说：“婚姻应当是严肃的，况且已经共同生活了好几年，已有共同的骨肉，对方也没有什么过错，而且又是一个有学问的女人，有什么理由要离婚。不要只顾自己的自由浪漫，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的父母也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太痛苦了，谁能了解我有多么痛苦啊！徐志摩在心里这样说，提笔给恩师写信：“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求灵魂之救耳度，我将在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而后，又由于父亲的执意要求，徐志摩又去恳请恩师做证婚人，梁启超根本就不赞同这桩婚姻，只因徐志摩再三恳请，再加上胡适在一旁极力请求，最后才松了口气说：“要我作证婚人，可以，但到时我会不客气的教训你们的。”

听到这些，沈从文脸庞有些发热。他一大早挑的那11朵红玫瑰，原是祝福徐志摩找到了一生中的最爱。如果说才女陆小曼是他的最爱，那他当初娶的张幼仪呢？张幼仪当初不是他的最爱吗？梁老先生说的对，对待婚姻，要用情专一。要不然，志摩先生在这里喝喜酒，张幼仪女士却在另一处喝眼泪。这样的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中，是不好的事情。

沈从文这么想着，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不满的目光投向徐志摩。

才华横溢的诗人徐志摩，因为心中的那份浪漫情感，他终是抛弃了发妻，不管他有一千个理由，终是伤害了另外一个女人。对于这样的过失，当初恳求恩师为他主持婚礼时，虽然连连点头同意接受教训，可没想到梁启超的训斥竟然这么刺耳，他慌忙走上前去，言语结巴地说：“恩师，学生知错了，一定再无二次。请你不要再讲，给学生一点面子！”

这一切，沈从文看在眼里，一时感慨万千，一方面内心仍然在指责徐志摩用情不专，同时又为他此刻的处境隐隐心痛；而对梁启超，则是更加地敬佩。

真不愧是一代大师，为人坦诚，大义凛然，对于错误的事，哪怕是自己最钟爱的弟子，也不稍假辞色，痛加指责。我沈从文，一定要以志摩先生为诫，一辈子只娶一个女人。

这么想了一会，沈从文定下心来，再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徐志摩先生。

最合理、最健全的情感是什么？是一种健全的对外认知和坚持。不好的就要批评，好的就要赞扬，正确的就要接受。这看似极简单的东西，一般人却难做到，真正做到了的，一般都能成为伟人，至少也具有伟人的气质。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徒弟，他对柏拉图充满敬仰和感情，但这并没有影响亚里士多德在继承老师柏拉图的过程中否定老师的很多观点和理论。

“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只有具备这种品格的人，才可以走进伟人的行列。

原因很简单，真理从来都是从一种独立思考的怀疑中寻觅到的，它不需要谁来信仰，只需要人来批评和否定，当你批评不了、否定不成时，他就凸显出来了。信仰不同，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主义信仰，都是不允许批评、而只要求人去遵从的。

沈从文的独立精神，使他可以指责徐志摩用情不专，更导致了他坚持地追求真理而对当时的各种“革命”信仰持怀疑态度，又因为从小见多了杀人，至使他对杀人的格外厌恶，结果终是没能真正地投入到当时的革命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