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们在一片肃静中就座，陪审员也纷纷坐下；众人瞩目，甚至可以说众望所归的德·维尔福先生，也在高背扶手椅上落座，以平静的目光环视四周。

每个人都惊异地望着这张严肃而冷峻的脸，从这张毫无表情的脸上似乎根本看不出半点做父亲的悲痛，大家带着一种恐怖的感觉，望着这个全然不为人类感情所动的人。

“法警！”庭长说，“带被告。”

听到这句话，听众席上的气氛更活跃了，所有的目光都盯在贝内代托将要进来的那扇门上。

不一会儿，这扇门打开，被告出现了。

在场的人得到了一个相同的印象，而且每个人都看清了他脸上的表情。

这张脸上，全然没有那种使心脏停跳，使额头和脸颊变得苍白的强烈的激动情绪的痕迹。一只手优雅地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潇洒地插在白背心的纽孔里，手指没有丝毫颤抖：目光是平静的，甚至是明亮的。他刚走进大厅，目光就在一排排法官席和听众席上扫过，在庭长身上，尤其在检察官身上停留得特别长些。

安德烈亚旁边是他的律师，这个由法庭指定的律师（因为安德烈亚似乎觉得这种事情无关紧要，不想为这种小事多费心），是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情绪比被告要激动一百倍，所以此刻已经激动得满脸通红了。

庭长请检察官宣读起诉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份起诉状出自维尔福那支灵巧而无情的笔下。

起诉状篇幅很长，对其他人来说真是不堪负担，所以在宣读的过程中，大家的注意力都仍停留在安德烈亚身上，而他则以斯巴达人那种乐观的精神承受着这种重负。

就维尔福而言，他的起诉状也许从来没有写得像这样生动而雄辩过。罪行被描绘得有声有色；罪犯的经历，他的沦落，从少年时代起的种种犯罪事实之间的联系，都被分析得丝丝入扣；如此这般的条分缕析，只有一位像检察官这样思想敏锐的人，凭借他的丰富阅历以及洞察人心的天赋才能做到。

单凭这个开头，贝内代托就已经声名狼藉了，更何况待会儿法律武器还要对他严惩不贷哩。

安德烈亚对这些相继坐实在他身上的罪名，根本不予理睬；德·维尔福先生常常停下来打量他，想必检察官想把他经常有机会在被告们身上进行的心理学研究，继续用在他的身上；然而，虽然检察官用那深邃的目光盯在他的脸上，却一次也没能让他垂下眼睑去。

起诉状终于宣读完了。

“被告，”庭长说，“您的姓名？”

安德烈亚立起身来。

“请原谅，庭长先生，”他以一种音色纯正的嗓音说道，“依我看，您所要采用的提问程序我无法遵命。我要求您就平时的提问程序稍加变通，而且下面我就会证实我的要求确是事出有因的。所以，我请求能允许我按另一种顺序来回答问题；我仍然会对全部问题都给予回答。”

庭长惊讶地望着陪审团，陪审员们则望着检察官。

全场的人都露出一种莫名惊讶的表情。但安德烈亚依然不动声色。

“您的年龄？”庭长问，“这个问题您可以回答吧？”

“对这个问题，我将作出回答，对所有其他的问题，我也都将一一作出回答，庭长先生，但要按一定的顺序。”

“您的年龄？”法官重问一遍。

“二十一岁，或者更确切地说，几天以后刚好二十一岁，因为我出生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的夜间。”

德·维尔福先生正在做笔记，听到这个日期抬起了头来。

“您出生在什么地方？”庭长继续问道。

“在巴黎近郊的奥特伊。”贝内代托回答说。

德·维尔福先生第二次抬起头来，看着贝内代托。他就像看到了墨杜萨的头似的，脸上变得没有一点血色。

贝内代托却掏出一块绣着花边的细麻布手帕，很潇洒地轻轻按了按嘴唇。

“您的职业？”庭长问。

“起先是造假币，”安德烈亚说，他的语气是再平静不过的，“后来就偷东西，最近又杀了人。”

一阵低语声，或者说一阵愤慨惊诧的声浪，从整个大厅席卷而过：法官们惊愕地面面相觑，陪审员们没想到一个体体面面的人竟然会这么厚颜无耻，都露出非常厌恶的神情。

德·维尔福先生用一只手按在前额上，他的脸方才毫无血色，这会儿又变得通红滚烫了；陡然间，他立起身来，神情恍惚地环视四周：他已经举止失措了。

“您是在找什么东西吗？检察官先生？”贝内代托带着最殷勤的笑容问道。

德·维尔福先生没有回答，重又坐下，或者说跌倒在他的椅子上。

“被告，现在您愿意说出您的姓名了吗？”庭长问，“鉴于您在列举自己的罪行时那种肆无忌惮的装腔作势，还有您在作所谓的交代时那种得意扬扬的神态，法庭必将以人类道德尊严的名义对您从严惩处。您之所以不肯先说出您的名字，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您是想靠前面的一串头衔使这个名字听上去响亮些吧。”

“太神了，庭长先生，”贝内代托以最亲切的语调、最谦恭的态度说，“您真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我请求您颠倒提问的顺序，果然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人们的惊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刻被告说的话里，既没有夸夸其谈的意思，也没有厚颜无耻的况味；情绪激动的听众，预感到这片黑压压的云层里将爆发出一声惊雷。

“好吧！”庭长说，“您的名字？”

“我没法告诉您我的名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可以把他的名字告诉您。”

一阵疼痛难忍的眩晕，使维尔福感到眼前直冒金星；他用一只**而颤抖的手下意识地翻动着案卷，只见苦涩的汗珠一滴接一滴地顺着他的脸颊滚落到纸上。

“那就说出您父亲的名字吧。”庭长接着说。

宽敞的大厅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屏息敛气地等待着。

“我的父亲是个检察官。”安德烈亚镇静地回答说。

“检察官！”庭长惊愕地说，并没有注意到维尔福脸上的惊慌神情，“检察官！”

“是的。既然您要知道他的名字，那我就告诉您：他叫德·维尔福！”

在所有的人胸中郁积已久，出于对法庭权威的敬重才克制着的义愤，如同一声惊雷般地爆发出来了；法官们也无意去制止这种民众情绪的流露。斥责，怒骂，向着毫无表情的贝内代托劈头盖脑地涌来，许多人激愤地做着手势，法警来回地走动着，有一部分听众——凡是集会上出了麻烦，起了骚乱，总免不了有这么一部分卑贱的听众上蹿下跳地起哄，此刻这部分听众正拼命对着贝内代托冷笑傻笑，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五分钟之久，法官和执达员才使整个法庭重归平静。

在刚才那片喧闹声中，可以听见庭长在大声喊道：

“您是在戏弄法庭，被告，您竟敢当着您的同胞的面演这么一出伤天害理的丑剧？尽管如今世风日下，您的这种做法却也实在是太异乎寻常了。”

十来个人团团围住瘫软在座位上的检察官先生，安慰他，鼓励他，向他表示关切和同情。

整个大厅差不多都安静下来了，只剩一处还有为数不少的一群人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

据说是有位女士刚才晕了过去；但旁边的人给她闻了嗅盐，她又清醒过来了。

在这场骚乱中，安德烈亚始终转过脸笑吟吟地朝着听众；过后，他以一种颇为优雅的姿势，把一只手撑在被告席的橡木栏杆上。

“诸位，”他说，“天主不容我起念侮辱法庭，并且当着诸位可敬的先生夫人的面无理取闹。法官先生问我年龄，我告诉他了；问我出生在哪里，我也回答了；问我名字，我没法回答，因为我从小就是被父母遗弃的。但是，虽说我因为没有名字所以无法回答，我却能告诉他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我的父亲名叫德·维尔福先生，而且我愿意来证明这一点。”

在这个年轻人的语气中，有一种叫人无法置疑的东西，一种确信，一种魄力；喧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向检察官射去，而他则像一具刚遭雷劈的尸体那样，木然不动地呆在座位上。

“诸位，”安德烈亚继续说道，一边用手势和声音要求大家安静，“我上面说的话，是应该向诸位提出证据并作出解释的。”

“可是，”庭长气急败坏地喊道，“您在预审中说过您叫贝内代托，是个孤儿，您还说您的家乡在科西嘉。”

“我在预审中说的都是应付预审的回答，因为我不愿意让人冲淡或者消除我的话所能引起的巨大反响，而这种事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

“现在我向您重复一遍，我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的夜间出生于奥特伊，是检察官德·维尔福先生的儿子，现在，您是不是需要了解详情？我可以提供。

“我降生在方丹街二十八号二楼一个挂着红缎窗幔的房间里。我父亲抱起我，对我母亲说我已经死了，用一块绣有H和N字样的襁褓把我裹住，带到花园里活埋了。”

全场的人眼看被告愈说愈自信，而德·维尔福先生却愈听愈惊惶，都不由得打起了寒战。

“您是怎么知道这些详细情况的？”庭长问。

“请听我说，庭长先生。那天晚上，正好有个人潜入我父亲埋我的花园，这个人同我父亲有不共戴天之仇，长久以来一直伺机要按科西嘉人的方式向他报仇。这个人藏身在树丛里，看见我父亲在埋一只箱子，就趁机刺了他一刀；过后，他以为那只箱子里藏的是金银财宝，掘出来一看，发现我还没断气。这个人把我送到了育婴堂，我在那儿的登记号是五十七号。三个月以后，他的嫂子从罗利亚诺赶到巴黎来找我，她领养了我，把我当作养子带回了家。

“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虽然出生在奥特伊，却在科西嘉长大。”

接下来是片刻的静默，这是一种绝对的静默，要不是成千上百个胸膛焦虑的呼吸仿佛造成了一种不安的气氛，真会使人觉得整个大厅是空****的。

“请继续说下去。”庭长的声音响了起来。

“当然，”贝内代托继续说，“我在这些爱着我的好人中间，本来是可以过得很幸福的；但是我邪恶的本性摒弃了养母想浇灌进我心田的种种美德。我走上了歪道，滑到了犯罪的路上。于是有一天，我在诅咒天主把我造得这么坏，给我一个这么可憎的命运的时候，我的养父走过来对我说：

“‘别说亵渎神明的话，可怜的孩子！因为天主造你时是并没有怨怒的！罪过是在你的父亲，而不是在你；是你父亲让你注定了要遭罪，要是你当初死了，你就得进地狱，而即使上天的奇迹让你活了下来，你也注定要受苦！’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诅咒天主，而是诅咒我的父亲；我之所以会说出那些受到您谴责的话来，原因就在于此，庭长先生；我之所以会做出让诸位到现在还在感到震惊的丢脸的举动，原因也在于此。如果这又是一桩罪名的话，那就惩罚我吧；但是，如果我已经说服了您，让您相信我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注定要遭受悲痛、苦涩、凄惨的命运，那就请您怜悯我吧！”

“那您的母亲呢？”庭长问。

“我母亲当时以为我死了；她是无罪的。我没有想去探究我母亲的名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这时，从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位女士周围的人群中，传来了一声尖叫，随后它又变成了一阵呜咽声。

这位女士由于神经所受刺激过重，晕了过去；她马上被抬出了法庭。在扶她起来的当口，遮在她脸上的那块厚厚的面纱掀了开来，大家认出了她是唐格拉尔夫人。

维尔福尽管情绪紧张而沮丧，尽管耳朵里的嗡嗡声颤个不停，尽管脑子昏乱得像要发疯，也还是认出了她；他立起身来。

“证据！证据！”庭长说，“被告，您得记住，这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指控，是必须有最确凿的证据才能成立的。”

“证据？”贝内代托笑着说，“您想要证据吗？”

“是的。”

“好吧！请您瞧瞧德·维尔福先生，再来向我要证据吧。”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去望着检察官，他承受不了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看的重负，摇摇晃晃地走到大厅中央，头发蓬乱，脸上布满指甲抓出的道道血痕。

全场响起一片持续很久的惊讶的低语声。

“他们问我要证据呢，父亲，”贝内代托说，“您说我要给他们吗？”

“不，不，”德·维尔福先生声音发哽，结结巴巴地说，“不，不用了。”

“什么，不用了？”庭长喊道，“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检察官喊道，“在这致命的打击下，我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的，诸位；我看清了，我是落在复仇之神的手心里了。不用什么证据；没有那个必要。这个年轻人刚才说的全都是事实！”

一阵令人压抑的阴森森的静默，如同自然界的灾难来临前的寂静，把所有在场的人裹进它那铅一般沉重的帷幔里，使这些人一个个听得头发根都竖了起来。

“德·维尔福先生！”庭长大声说，“您不会听任幻觉控制自己吧？您没有失去理智吧？我们都能理解，一个如此奇特，如此意想不到，如此可怕的指控，一定是把您的脑子给搅糊涂了，嗨，请您恢复一下神志吧。”

检察官摇摇头。他像发高烧的人那样，上下牙齿咯咯地打战，脸色却是死一样的惨白。

“我没有丧失理智，先生，”他说，“我仅仅是机体出了毛病，这一点您是不难看出的。这个年轻人刚才指控我的罪名，我都承认，从现在起，我将待在家里听候新任检察官的处置。”

德·维尔福先生以一种沙哑的、几乎窒息的声音说出这些话的同时，摇摇晃晃地向大厅的门走去，站在门口的执达吏不由自主地为他打开了门。

全场的人听了那通指控，又听了这番供认，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指控和供认，为半个月来轰动巴黎上流社会的、一波三折的活剧，安排了一个可怕之至的结局。

“嗯！”博尚说，“现在还有谁会说这出戏不合情理呢！”

“啊，”夏托—勒诺说，“我宁可像德·莫尔塞夫先生那样收场：对准自己开一枪，也要比这么当众受尽折磨少受点罪。”

“再说他也还是要去死的。”博尚说。

“可我，有一阵还打算娶他的女儿哩，”德布雷说，“我的天主，亏得她死了，可怜的姑娘！”

“诸位，现在退庭，”庭长说，“本案将移交下一庭审理，并将另行委任检察官，重新进行预审。”

至于安德烈亚，他依然那么镇静自若，而且更加令人感兴趣了；他由法警押送着退出审判庭时，连这些法警也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了。

“嗯！您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老兄？”德布雷问庭警，一边往他手里塞了一个路易。

“根据有些情节，可能会酌量减刑。”这个庭警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