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让唐格拉尔小姐和她的女友乘车往布鲁塞尔而去，我们回过来说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这个刚在飞黄腾达的半道上栽了个大跟头的可怜虫。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先生虽说很年轻，却是个极其机灵、极其聪明的小伙子。

所以，在客厅**刚起的那会儿，我们已经瞅见他渐渐挪到了门口，然后穿过两个房间，来了个逃之夭夭。

有一个情况我们忘记说了，而这是个不该漏掉的细节。原来，卡瓦尔坎蒂经过的一个房间里陈列着新娘的嫁妆，钻石首饰匣啊，开司米披巾啊，瓦朗西纳[1]花边啊，英格兰面纱啊，总之，就是所有那些让每个年轻姑娘听着就会怦然心动的诱人的好东西，它们通常称作陪嫁。

下面这一点，足以证明安德烈亚不仅是个极其聪明、极其机灵的小伙子，而且还颇有远见。他经过这个房间时，在陈列着的首饰中间抓起一把最值钱的，藏在了身边。

顺手捞了这一把以后，安德烈亚觉得心定了一半，轻松地跳过窗口，从宪兵的手心里溜了出去。

个子高挑、灵活得像古代斗士、强健得像斯巴达人的安德烈亚，一口气奔跑了一刻钟。他不知道自己是往哪儿跑，唯一的目的是尽快离开险些让人逮住的那个地方。

从勃朗峰街出来以后，他来到了拉法耶特街的尽头。每个窃贼都有逃出城关的本能，如同野兔都有找窝的本能一样。

他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地停在了那儿。

四周只有他一个人，左首是空旷的圣拉扎尔葡萄园，右首就是黑沉沉的巴黎。

“我完蛋了吗？”他自问，“不，只要能比对手跑得快，我就能得救。所以，能不能得救，就归结成了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一口气跑十里路？”

这时，他瞧见从普瓦索尼埃尔区的上行方向驶过来一辆公共马车，马车夫懒洋洋地抽着烟斗，看样子像是要上圣德尼区的另一头去，大概他平时经常是停在那儿的。

“喂！朋友！”贝内代托喊道。

“怎么说哪，先生？”车夫问。

“您的马累不累？”

“累不累！嗐！这大半天它都尽闲着。就那么小意思的跑了四趟，每人给二十个苏酒钱，总共才七法郎，可我给车行老板就得十法郎哩！”

“您愿意在七法郎上面再加这二十法郎吗，嗯？”

“当然愿意，先生。二十法郎，谁会不放在眼里呐。那我该做些什么呢？”

“小事一桩，只要您的马不累就行。”

“我跟您说，它跑起来像阵风。您只管说去哪儿就是了。”

“去卢夫勒。”

“噢！知道。出果子酒的地方？”

“正是。我得去追一位朋友，我跟他说好明天一起上夏佩勒—塞尔瓦尔去打猎的。我们说定，他的马车在这儿等我到十一点半，现在十二点了；他也许等得不耐烦，一个人先走了。”

“敢情。”

“嗯！您拉我去赶他怎么样？”

“好嘞。”

“要是我们到布尔热还没追上他，就给您二十法郎；要是到卢夫勒仍没追上，就三十法郎。”

“可要是追上了呢？”

“那就四十！”安德烈亚犹豫了一下，但随即就想，乐得这么说嘛。

“行！”车夫说，“上车吧。驾！……”

安德烈亚上了车，轻便马车迅捷地穿过圣德尼区，沿着圣马丁区一路驶去，出了城门，驶上茫无尽头的拉维莱特的郊区车道。

他们当然绝对追不上那位子虚乌有的朋友；但卡瓦尔坎蒂却不时向走夜路的行人或还没关门的小酒店打听，有没有见到一辆套着枣红马的绿色轻便马车驶过；而因为在这条通往荷兰的大路上，众多的轻便马车中十辆倒有九辆是绿色的，所以每次都可以打听到好些消息。

人家总是刚瞧见这辆绿色马车驶过；就在前面五百米，两百米，或者一百米；最后，赶到前面一看，却不是要找的那辆。

有一回，他们的这辆轻便马车也被另一辆车超到前面去了；那是一辆旅行马车，两匹驿马正拉着它飞快地往前赶路。

“哎！”卡瓦尔坎蒂心想，“要是我有这么辆车，有这样两匹骏马，还有车上乘客手里的护照，那该有多好！”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那辆旅行马车上的乘客，正是唐格拉尔小姐和德·阿尔米依小姐。

“快！快！”安德烈亚说，“咱们得追上它。”

于是，那匹出了城门以后就没喘过气的可怜的辕马，撒腿狂奔起来，就这样浑身冒着热气一直跑到了卢夫勒。

“事情明摆着，”安德烈亚说，“我是赶不上我的朋友了，再跑下去我会把您的马累死的。所以，我还是就停在这儿吧。这是您的三十法郎，我到红马旅店去睡一夜，明天再去搭头班车。晚安，朋友。”

说着，安德烈亚把六枚五法郎的钱币放在车夫手里，轻捷地跳下车来。

车夫喜滋滋地把钱放进衣袋，掉转车头朝回巴黎的方向驶去；安德烈亚装作往红马旅店走去，但他在店门外站了一会儿，等到马车的声音渐渐远去，完全听不见以后，他拔腿一路小跑，奔出了两里地。

到了那儿，他歇了歇脚，这里大概就在他说过要去的夏佩勒—塞尔瓦尔附近了。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歇脚并不是累了的缘故：这是因为他需要作出一个决断，需要考虑一个计划。

乘驿车是不可能的；租旅行马车，同样也不可能。用这两种办法旅行，都必须要有护照。

待在瓦兹省，也就是说留在法国的一个防范最严密、藏身最困难的省份，也是不行的。对于像安德烈亚这样一位犯罪专家来说，这个想法尤其不可取。

安德烈亚坐在沟边，双手抱头苦苦思索。

十分钟后，他抬起头来；决心已经下定了。

他把半边外套上上下下都扑上尘土，这件外套他当时在溜过前厅时还来得及从衣钩上取下，套在了舞会礼服的外面。然后，他来到夏佩勒—塞尔瓦尔，壮着胆子去敲当地仅此一家的客店的门。

客店老板来开了门。

“朋友，”安德烈亚说，“我骑马从蒙特丰泰纳到桑利斯去，那匹马性子很倔，半路上一个偏闪，把我摔出了十步开外。我今晚得赶回贡比涅，不然家里会担心的。能向您租匹马吗？”

每家客店，好歹总有匹马的。

夏佩勒—塞尔瓦尔的客店老板叫来照管马厩的伙伴，吩咐他去给雪驹备鞍。他又喊醒了儿子，让这个七岁的孩子骑在这位先生的背后，事后把马骑回来。

安德烈亚给了老板二十法郎，掏钱的时候，还有意让一张名片掉在了地上。

这张名片是他在巴黎咖啡馆的一位朋友的。等安德烈亚走了以后，客店老板拾起掉在地上的名片一看，就会以为他的马是租给了圣多米尼克街二十五号的德·莫莱翁伯爵先生：这是名片上的姓名和地址。

雪驹跑得并不快，但步子迈得均匀而不间歇；三个半小时里，安德烈亚跑完了到贡比涅的九里路程。当他来到停放着公共马车的广场时，市政厅的大钟正敲响四点。

在贡比涅有家挺出名的旅馆。只要在那儿住过一回的旅客，都会记得它的。

安德烈亚有一回到巴黎郊外出游时，曾在这儿歇过脚，所以他记得这家钟瓶旅馆。他向四下望去，在路灯的光线下瞥见了那家旅馆的招牌，于是他把身边的零钱都掏出来给了那孩子，打发他骑马回家。然后，他走上前去敲门，一边在心里想，现在还有三四个钟头，最好能美美地吃上一顿，再睡上一觉，养精蓄锐好应付接下去的劳顿颠簸。

来开门的是一个伙计。

“朋友，”安德烈亚说，“我从圣让—奥布瓦来，刚才我在那儿参加一个晚宴。我原想搭午夜的那班车回去的，结果像个傻瓜似的迷了路，在森林里兜了四个钟头圈子。请给我开一个面朝院子的精致的小房间，再让人给我送一只冻鸡和一瓶波尔多红酒上去。”

那伙计没起疑心：安德烈亚说话的神情从容自若，嘴里含着雪茄，手插在外套衣袋里。衣服很高雅，胡子刮得挺干净，靴子也无可挑剔；看上去是个邻乡的夜行客人，没什么特别之处。

伙计去收拾房间的当口，老板娘起来了。安德烈亚带着他最可爱的笑容迎上前去，问她是否能让他住三号房间，他上回路过贡比涅的时候，就在这个房间住过。可惜，三号房间已经让一个年轻人租去了，他是带着妹妹出来旅行的。

安德烈亚似乎很失望。但老板娘向他担保，说现在给他准备的七号房间，格局完全跟三号房间一模一样，他这才算又高兴了起来，一边在壁炉边暖暖脚，一边跟老板娘聊聊最近的尚蒂伊之行，直等到那伙计来告诉他说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安德烈亚说那几间朝着院子的房间精致，不是没有道理的。钟瓶旅馆的庭院，上方有三条走廊，看上去有点像剧场正厅的模样，柱廊上攀满素馨和铁线莲，轻盈雅致，宛如一种天然的装饰，所以这个庭院可以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可爱的旅馆天井。

冻鸡很新鲜，红酒很醇厚，明亮的炉火噼啪作响，安德烈亚惊喜地看到自己的胃口竟然好得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随后他就上床，而且几乎立刻就进入了梦乡，这种无法抵挡的睡意，当一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是经常会遇到的，即使在良心受着责备的时候也如此。

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安德烈亚按说应该会感到良心受到责备，他却并没有这种感觉。

安德烈亚冥思苦想出来的计划，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可靠的计划。

天一亮，他就起床，一分不少地付清旅店的账，出了旅馆，走进森林，借口要画画儿，花钱跟一个农民套近乎；弄一身伐木工人的衣服，再弄一柄斧头，脱下身上这套花花公子的行头，换上那身工人的衣服；然后，手上抹点泥巴，头发用铅梳梳成棕色，再照旧日伙伴告诉他的秘方，把脸染成古铜色，走过一座座森林，一直走到最近的国境线，夜晚行路，白天躲在密林或林间的草地上睡觉，偶尔才上有人烟的地方去买点面包。

越过了国界，就可以把钻石换成钱，再加上他一直藏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的那十张钞票，他就又能有五万利弗尔的钱了，按照他的人生哲学，这似乎算不上是穷途末路。

况且，他猜想唐格拉尔家里为了顾全面子，一定会尽量让这桩倒霉事儿就此偃旗息鼓的。

安德烈亚之所以入睡那么快，睡得那么熟，除了疲倦之外，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安德烈亚为了要早醒，没有把百叶窗关上，而只是把门销插上。他还将一把打开的小刀放在床头柜上，这把锋利的小刀他平时从不离身。

早晨七点钟光景，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暖融融、明晃晃地照在他的脸上，把他给弄醒了。

凡是条理清晰的头脑，里面总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念头。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念头，在脑海里总是最后一个歇息，又头一个起来喊醒整个儿思想。

当安德烈亚脑海里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念头浮上来，在他耳畔轻轻地说他已经睡得太久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哩。

他跳下床，奔到窗口。

有个宪兵正穿过庭院。

宪兵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心里发怵的东西之一，即使在一个心头坦然的人眼里也是如此。而对一个出于某种原因心里怀着鬼胎的人来说，黄蓝白相间的三色制服，当然就是最吓人的颜色了。

“为什么有个宪兵在这儿？”安德烈亚暗自思忖。

但他立即自己给出了答案，他的这种逻辑方式，想必读者早就注意到了：

“在一家旅馆里有个宪兵，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过我还是把衣服穿好吧。”

他迅速地穿上衣服，尽管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巴黎过着时髦的生活，他却还没让贴身男仆给惯坏。

“好，”安德烈亚在心里说，“我等他走，他一走我就开路。”

说这句话的工夫，安德烈亚已经穿好了靴子，系好了领巾，轻轻地走到窗子旁边，第二次撩起那块薄纱窗帘。

不仅先前的那个宪兵还在，而且他又在楼梯脚下看见了第二件黄蓝白的三色制服，这座楼梯是他下楼的唯一通道；另外还有第三个，骑在马上，手握马枪，在朝街的大门口放哨，那扇大门是他唯一的出口。

这第三个宪兵更说明问题；因为在他跟前密密匝匝围了半圈看热闹的人，把旅馆的门都给堵死了。

“他们是在找我！”这是安德烈亚的第一个念头，“见鬼！”

年轻人的脸变得全无血色；他焦急不安地四下张望。

他的这个房间，跟同一层上的其他房间一样，只能开门通过外走廊出去，而在外走廊上，是谁都看得见的。

“我完了！”这是他的第二个念头。

确实，对于一个处在安德烈亚境地的人来说，逮捕就意味着：法庭，审判，死刑，而且是不容赦免，立即执行。

有一会儿，他的双手**地抱紧了头。

在这段时间里，他真差点儿吓疯了。

但很快的，从脑海里乱作一团的念头中，闪出了一点希望的火花。他那毫无血色的嘴唇和挛缩起来的脸颊上，掠过一丝笑意。

他往周围看了看；要找的东西都在一张写字桌的大理石桌面上放着呢：鹅毛笔，墨水和纸。

他拿起鹅毛笔蘸了蘸墨水，用那只强自镇定的手，在拍纸簿的第一页上写了下面这几行字：

我没有钱付账，但我并非一个不诚实的人。我留下一枚别针作为抵押，这枚别针价值抵得上我的膳宿费的十倍。请原谅我在天刚亮时就溜走，因为我感到没脸见人！

他从领巾上取下别针，放在那张纸上。

这样做好以后，他并不去把插销插紧，反而把插销拔了出来，甚至还让房门罅开一点，就像他是出了房间以后忘记把它带上似的，然后他一骨碌爬进壁炉的烟囱，就像一个做惯这类特殊体操动作的人那样利索。他把一幅表现阿喀琉斯[2]藏身德伊达弥亚房中的纸板画重新挡在壁炉跟前，还用脚尖把踩在炉灰上的脚印抹平。然后，开始沿弯弯曲曲的烟囱通道往上爬，这就是他犹存一线希望的逃命通道。

与此同时，安德烈亚刚才看到的第一个宪兵，已经跟在警长后面上了楼梯，第二个宪兵在楼梯脚下接应，守在大门口的那个又可以作为他的后援。

把安德烈亚搞得如此狼狈的这次搜捕，背景是这样的：

天刚破晓，急报站就向四面八方发报，在几乎即刻接到消息的所有市镇里，行政官员马上被唤醒，他们随即组织人力搜捕杀害卡德鲁斯的凶手。

贡比涅，是集王室行在、狩猎胜地与驻防城市于一身的要地，拥有众多的行政官员、宪兵和警官；所以，刚收到急报传来的命令，立即就组织了搜捕，而钟瓶旅店既然是城里最有名的旅馆，搜捕自然就从这里开始。

另外，据当晚在市政厅（市政厅就紧挨着钟瓶旅馆）门前值勤的岗哨报告，他在夜里曾看见有几个旅客前来宿店。

这个清晨六点才下岗的哨兵，甚至还记得他刚上岗的那会儿，也就是说在四点零几分的时候，曾经见到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乡下小孩，一前一后合骑一匹白马，年轻人到这儿下了马，打发走小孩和马以后，就去敲钟瓶旅馆的门，有人来开门，他进了门。

于是疑点落在这个深夜投店、形迹可疑的年轻人身上。

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安德烈亚。

警长和那个宪兵——他是宪兵队长——由于手头有这点线索，所以径直冲到了安德烈亚的门前；但只见门半开着。

“嘿嘿！”宪兵队长说，他是个老狐狸，对罪犯的这套把戏称得上见多识广，“门开着可是个坏兆头！我宁可它上着三道锁！”

果然，安德烈亚留在桌上的短笺和别针都证实，或者不妨说，都意在使人相信一个可悲的事实，就是安德烈亚已经逃走了。

我们说意在使人相信，是因为这位队长可不是个刚见一件证据就罢休的人。

他环顾四周，看了看床底下，又掀开窗帘，打开橱门，最后停在壁炉前。

幸亏安德烈亚早有预见，没在炉灰上留下任何痕迹。

但这毕竟是一个出口，而在目前的这种情形下，每个出口都是严格检查的对象。

于是队长叫人拿来了柴薪和麦秸；他像填臼炮炮膛似的，在壁炉炉膛里填满柴薪和麦秸，然后点上火。

火焰把炉膛的砖壁烧得毕剥作响；一股浓黑的烟柱沿着烟囱往上蹿，犹如昏暗的火山熔岩似的喷向天空，但是这位队长，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看到罪犯掉下来。

这是因为，安德烈亚自幼就在社会上跌打滚爬，智谋不下于任何一个宪兵，哪怕这个宪兵已经升到了队长的位子。他预先已经想到可能会有这场火攻，所以早就爬上屋顶，蹲在烟囱外边。

一时间，他觉着得救有望了，因为他听见队长在招呼那两个宪兵，对他们喊道：

“他不在这儿。”

可是，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一看，却瞧见那两个听到这喊声以后，照理应当撤走的宪兵，非但没有挪窝，反而显得更警惕了。

他也环视了一下四周：市政厅是座十六世纪的巨大建筑，像座森严的壁垒那样高耸着。从这座建筑右边的窗口，可以一览无余地看清旅馆的屋顶，犹如从山顶俯视峡谷一般。

安德烈亚明白，他马上就会看见宪兵队长的脸从其中哪个窗口伸出来。

一旦暴露，他就完了；在屋顶的追逐中，他是绝无逃脱机会的。

因此，他决定重新下去，但不是从上来的那条通道，而是从另一条类似的通道下去。

他找准一个没在冒烟的烟囱，匍匐爬行到那儿以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了烟囱口里。

正在此时，市政厅的一扇小窗打开，宪兵队长的脸探了出来。

这张脸像那座建筑上的石雕，纹丝不动地待了一会儿；然后，伴着一声失望的长叹，这张脸消失了。

这位镇静、尊严得有如他所代表的法律的队长，对广场上麇集的人群争先恐后提出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径直回到了旅馆。

“怎么样？”那两个宪兵问。

“嗯！小伙子，”队长回答说，“那无赖真的是一大早就逃走了。可是我会派人到维莱—科特雷和诺瓦荣的森林里去搜寻，一定能把他逮回来。”

这位可敬的官员，以他那种宪兵队长特有的声调说出上面这番话，但话音还没落地，就听得一声长长的惊叫，伴随着一阵猛烈的铃声，骤然回响在旅馆的庭院里。

“嘿！这是什么声音？”队长喊道。

“像是哪位客人等得不耐烦了，”旅馆老板说，“在几号房间？”

“三号。”

“快去，伙计！”

这时，又响起了叫声和铃声。

那伙计拔腿要跑。

“别跑，”队长止住伙计说，“依我看，这个打铃的人，要的不是店里的伙计，我这就给他送个宪兵去吧。谁住三号房间？”

“昨晚乘旅行马车来的那个年轻人和他的妹妹，他要了一个放两张床的房间。”

铃声第三次响起，听上去焦急万分。

“随我来，警长先生！”队长大声说，“跟在我后面，别落下。”

“请等一下，”旅馆老板说，“有两座楼梯通三号房间：一座外楼梯，一座内楼梯。”

“好！”队长说，“我上内楼梯，这头归我。你们的马枪都上膛了吗？”

“是的，队长。”

“那好！你们看住外楼梯，要是他想逃跑，就开枪。照急报上的说法，这是个很危险的罪犯。”

队长和警长，一前一后立即消失在内楼梯里，留下围观的人群兀自去议论队长透露的安德烈亚的情况。

刚才的事情是这样的：

安德烈亚很灵巧地在壁炉烟囱里往下爬了三分之二，但这时突然脚底一打滑，尽管两只手仍攀在炉壁上，可还是不由自主地滑了下去，速度之快，尤其是声音之响，都超过了他的预想。要是下面是个空房间，倒也罢了；倒霉的是，里面住着人。

两个女人睡在一张**，这下响声把她们惊醒了。

她俩的目光直勾勾地往发出响声的地方望去，只见壁炉口冒出了个男人。

其中金黄头发的那个就发出了一声响彻整个旅馆的可怕的叫声，而另外那个棕色头发的则扑过去死命地拉铃报警。

各位读者都看到了，安德烈亚可真是不走运。

“行行好！”他脸色惨白，晕头转向地喊道，甚至都没看清自己是在向谁说话，“行行好！别喊了，救救我吧！我并不想伤害你们。”

“安德烈亚，那个杀人犯！”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喊道。

“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卡瓦尔坎蒂喃喃地说，他从慌乱变成惊呆了。

“救命呀！救命呀！”德·阿尔米依小姐喊道，从欧仁妮僵住的手中夺过拉铃的绳子，使出比同伴更大的劲猛拉起来。

“救救我吧，他们在追我！”安德烈亚双手合在胸前说，“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别把我交出去！”

“已经太晚了，他们上来了。”欧仁妮回答说。

“嗯！把我藏在什么地方吧，您就说你们是无缘无故地觉得害怕；您想法子打消他们的疑心，就救了我的命啦。”

两个姑娘紧靠在一起，用被单裹住身体，一声不响地听着他苦苦哀求；她们的脑海，完全被惧怕和厌恶占据了。

“嗯，好吧！”最后欧仁妮说，“就从你进来的那条路出去吧，卑鄙的家伙。走吧，我们不说。”

“他在这儿，他在这儿！”房门口有个声音喊道，“他在这儿，我瞧见他了！”

原来，队长把眼睛凑在锁眼上，瞅见了安德烈亚站着在央求。

枪托用力一击，砸飞了门锁，又是两下，打掉了插销。砸坏了的房门倒了进来。

安德烈亚奔到另一扇向着庭院走廊的房门跟前，打开门想夺路逃走。

两个宪兵正站在那儿，平端马枪瞄准着。

安德烈亚一下子愣住了；他脸色惨白地立定，身子微微后仰，**的手里握着那把已不起作用的小刀。

“快逃呀！”德·阿尔米依小姐喊道，随着恐惧心理的减退，她又动了恻隐之心，“快逃呀！”

“要不就自杀！”欧仁妮说，她的语调和姿势，就像古罗马竞技场里的女祭司[3]在伸出拇指命令得胜的斗士去结果那个失败的对手。

浑身打战的安德烈亚，带着一个鄙夷不屑的笑容望着年轻姑娘，这个笑容表明他那窳败的头脑已经无法理解这种崇高而冷酷的荣誉感了。

“要我自杀！”他把小刀一扔，说，“为什么？”

“你自己不是说了吗！”唐格拉尔小姐喊道，“他们会判你死刑，会把你当作最危险的罪犯立即处决的！”

“呵！”卡瓦尔坎蒂把双臂叉在胸前说，“我有好些朋友呢。”

队长抽出军刀拿在手里，向他逼近过来。

“行啦，行啦，”卡瓦尔坎蒂说，“把军刀插进鞘里去吧，老兄，既然我已经放弃抵抗了，何必还要这么装腔作势呢。”

说着，他伸出双手等着上手铐。

两个年轻姑娘不胜恐怖地看着眼前这幕丑陋可憎的蜕变显形场景：那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剥下自己的伪装，又变成苦役犯了。

安德烈亚对她俩转过身来，脸上挂着厚颜无耻的笑容。

“您有什么口信要我带给令尊大人吗，欧仁妮小姐？”他说，“我十有八九还是要回巴黎去的。”

欧仁妮用双手掩住了脸。

“哦！哦！”安德烈亚说，“没什么好难为情的，您这么坐了驿车来追我，我可没怪您哟……我原本不就差点儿是您的丈夫了吗？”

说完这句嘲弄的话，安德烈亚就走了出去，留下两个女逃亡者去忍受羞耻的煎熬和围观者的评头品足。

一小时后，她俩穿着女装，登上了她们那辆旅行马车。

在这以前，旅店曾经关上大门，把围观她俩的人群挡在外面。但当这扇大门重新打开的时候，她俩还是被夹在围观的人群中间，因此只能从一双双火辣辣的眼睛和一张张窃窃私语的嘴巴中间穿行而过。

欧仁妮拉下车窗的遮帘。但是，她虽然看不见，却依然听得见那些一直传到她耳畔的讪笑声。

“哦！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哟？”她扑在德·阿尔米依小姐的怀里喊道，她的眼里迸射出狂怒的光芒，这正是当年尼禄巴不得罗马帝国就像一颗头颅，好让他一刀砍下来时的模样。

第二天，她们抵达布鲁塞尔，下榻在弗兰德旅馆。

从头天晚上起，安德烈亚就被关进了巴黎法院的附属监狱。

[1]法国城市，所产花边以精美著称于世。

[2]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乔装成女人潜入斯库洛斯王的王宫，与其女儿德伊达弥亚相会。

[3]古罗马人信奉灶神与火神威斯塔，并由最高祭司团选出若干名少女担任威斯塔女祭司，她们的任务是看守威斯塔神庙里的长明灯，使其永不熄灭。这些女祭司平时极受尊敬，享有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