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同意期票支付展期，是莫雷尔根本没有想到的，在可怜的船主看来，这是个转机，似乎命运这么无情地折磨他，终于感到厌倦了。当天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女儿和埃马纽埃尔。这个家庭不能说就此恢复了宁静，但至少有了一线希望。可惜的是，除了宽宏大量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莫雷尔还有其他的债权人。而正如他说，在生意场上只有客户，没有朋友。他静下心来细细思量，觉得无法理解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何以对他如此慷慨大度。他只能把这解释为这家公司出于自私动机的一种精明的盘算：对一个欠他们三十万法郎债务的对手，与其迫使他加速破产，收回本金六厘到八厘的款额，不如给他一个机会，三个月后再收回全部本金。

不幸的是，所有的其他客户，或出于妒恨，或由于盲目，打的都不是这个算盘，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甚至完全是相反的。于是，持有莫雷尔签署期票的客户，一到期就刻不容缓地前来兑现，幸亏那个英国人宽限了一段时日，科克莱斯还能照常支付这些款项。因此，科克莱斯一如既往，安定自若。唯有莫雷尔先生不胜惊恐地想到，要不是有这次宽限，那么十五日要支付德·博维尔的十万法郎，三十日要支付另外三万两千五百法郎的期票，他在这个月就非得信誉扫地不可。

马赛商界普遍认为，莫雷尔连遭厄运，势必无法支撑下去。所以看到他月底仍能照常兑现期票，都感到非常惊讶。不过舆论并没有因此恢复对他的信任，大家众口一词，预言到下月底，不幸的船主肯定会一蹶不振。

这一个月，莫雷尔都在为筹集资金作努力。以往他开出的期票，无论期限多长，对方绝无不放心之理，客户主动要求持有期票也是常有的事。可现在，莫雷尔想要开具期限仅为九十天的期票，却在几家银行都吃了闭门羹。幸亏他本人还有几笔进账可以调调头；这些进账如期收进了，于是到七月底，莫雷尔还有办法应付门面。

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那位代理人，没有再在马赛露面。他在拜访莫雷尔过后，就不知去向了。而且，他在马赛期间只和市长、监狱督察长和莫雷尔先生有过接触，他此行除了给他们三位留下各不相同的印象而外，别无踪迹可寻。法老号上的那些水手，也都不见了，想来他们是找到了工作。

戈玛尔船长病愈从帕尔马返回后，一直迟疑着没去见莫雷尔先生。莫雷尔先生知道了，就亲自去看他。可敬的船主听过佩纳隆的讲述，知道船长在那次海难中表现得很勇敢，所以现在反而是船主在安慰船长。戈玛尔船长不好意思去领的那份薪金，他也给送来了。

莫雷尔先生下楼时，正好遇见上楼的佩纳隆。只见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看来他是把钱花在了正处。可敬的舵手看见船主，显得很尴尬。他闪到楼梯口的一个拐角，嘴里的嚼烟一会儿左边嚼嚼，一会儿右边嚼嚼，转动两只惶惑不安的大眼睛，看着莫雷尔先生像往常一样亲切地伸过来的手，怯生生地握了一握。莫雷尔先生心想，佩纳隆这么窘迫，大概是穿了身漂亮衣服的缘故；显而易见，这个老实人以前从没这样阔气地开销过。他一定是在别的船上找到了活儿干，他这么不安，想必是为自己给法老号服丧的时间不够长感到羞愧。说不定他这次来正是要把自己的好运告诉戈玛尔船长，并把新船主聘请戈玛尔船长的意思转告他呢。

“都是好人哪，”莫雷尔离开他俩时，心里在念叨，“但愿你们的新主人像我一样爱护你们，但愿他比我幸运！”

八月过去了，莫雷尔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时而兑现原有的期票，时而开出新的期票。八月二十日，马赛传来风声，说是莫雷尔搭乘一辆邮车走了，于是大家心想，既然到月底就必须提交资产负债表，那么莫雷尔先走一步，想必是不忍目睹这幕悲惨的场面，打算让埃马纽埃尔和科克莱斯代他承受这个残酷的打击。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八月三十一日那天，莫雷尔公司照常营业。科克莱斯坐在柜台的栅栏后面，一如正义的贺拉斯那般镇定自若，接过客户递上来的期票，仔细地从第一张看到最后一张，一一如数付款。有两笔莫雷尔先生交代过的款项，科克莱斯也像对待船主开具的期票一样照付不误。这一下可把那些乌鸦嘴的预言家给弄蒙了，但他们不肯善罢甘休，又把莫雷尔的破产期限推延到九月底。

九月一日，莫雷尔回来了。全家人都焦急不安地等着他；这次巴黎之行可能是他的最后一线生机了。原来，莫雷尔是去找唐格拉尔了。如今唐格拉尔已是百万富翁，而当初他是多亏莫雷尔的举荐，才得以进入西班牙的一家银行，并在那儿发迹的。听人说，现在唐格拉尔拥有六百万到八百万的资财，信贷额度则是无限的。所以，唐格拉尔不用从腰包里掏出一个子儿便能挽救莫雷尔；只要他肯为一笔贷款具保，莫雷尔便得救了。其实，莫雷尔早就想到了唐格拉尔，但他对这个人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本能的反感，因此，他一拖再拖，直到山穷水尽才去找他。然而本能的感觉是对的，他果然遭到了拒绝，蒙羞含恨而归。

莫雷尔回到家里，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责难，他流着泪拥抱了妻子和女儿，握了握埃马纽埃尔的手，然后就把自己关进三楼的办公室里，叫人去请科克莱斯。

“这下我们完了。”母女俩对埃马纽埃尔说。

然后，她俩关起门来商量了一阵，决定由朱丽给在尼姆驻防的哥哥写信，让他立即赶回来。

可怜的母女俩凭直觉意识到，她们必须竭尽全力来承受即将来临的打击。

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虽说才二十二岁，但他对父亲已经有很大的影响。

他是个意志坚强、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到了选择职业的年龄，做父亲的并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前途，而是鼓励他按自己的志向作出选择。年轻人志在进入军界；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会考，进入了综合工科学校[1]，毕业后被派往第五十三联队任少尉军官。他得到这个军衔至今已有一年多，并已得到许诺，一旦有机会便可提升为中尉。在团队里，大家公认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是个严于律己的人，能恪尽军人的职守，也能承担男子汉应尽的义务。同伴们说他是斯多葛派[2]。不过当然，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这个称呼的真正含义，只是跟着人家这么说而已。

母女俩预感到将要面临的严重情况，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

对情况的严重性，她俩的估计没有错；科克莱斯走进莫雷尔先生的办公室不多一会儿，朱丽就看见他退了出来，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神色惊恐不安。

科克莱斯经过她面前时，她本想问问他，可是忠心耿耿的老出纳一反常态，慌慌张张地往楼下跑去，胳膊举得高高地喊道：

“唷，小姐！小姐！多么可怕的灾难！叫人怎么能相信喔！”

过一会儿，只见他匆匆返身上楼，怀里抱着两三本厚厚的账簿、一个文件夹和一只钱袋。

莫雷尔逐一查看账本，翻阅文件夹，点数钱币。

他手头的现金只有七八千法郎，到五日为止尚可进账四五千，加在一起最多也只有一万四千法郎，而要偿付的期票债务高达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要说分批付款，这也不可能哪。

然而，当莫雷尔下楼吃晚饭时，神情非常平静。这种平静，比沮丧颓唐更使母女俩感到不安。

平日里，莫雷尔吃好晚饭会出去走走，到老马赛人常去的酒吧喝一杯咖啡，看一下《快讯报》。这天，他没出去，径直上楼回进办公室。

科克莱斯呢，看上去呆若木鸡。大半天工夫，他一直待在院子里，光着脑袋坐在一块石头上，任由毒辣辣的太阳曝晒。

埃马纽埃尔想安慰母女俩，但他不善于辞令。他正因为熟悉公司的事务，所以尽管不愿去想，还是清楚地感觉到巨大的灾难在逼近莫雷尔一家。

入夜了。母女俩没去睡觉，她们指望莫雷尔先生下楼时，能到她们待的屋里坐一会儿。可是她们听见他路过门口时放轻了脚步，大概是担心被她们叫住。

她俩侧耳细听，听见他走进卧室，从里面把门关上了。

莫雷尔夫人让女儿先去睡，朱丽退出后半小时光景，她立起身，脱掉鞋子，轻手轻脚地来到走廊，想从门锁孔里看看丈夫在干什么。

在走廊上，她瞥见前面闪过一个人影：原来是朱丽，她也放不下心，就先来了。

少女走近莫雷尔夫人。

“他在写东西。”她说。

母女俩早就猜到了，只是不说而已。

莫雷尔夫人俯身凑近锁孔。果然，莫雷尔在写东西；可是有个细节女儿没看见，莫雷尔夫人却看见了，她丈夫是在一张公文纸上写东西。

一个可怕的想法掠过她的脑海：他是在写遗嘱。她吓得浑身瑟瑟发抖，不过，她还能控制住自己，没叫出声来。

第二天，莫雷尔先生显得非常安详；他和平时一样待在办公室里，和平时一样下楼吃饭。有一点不同的是，吃好晚饭以后，他让女儿坐在自己身边，抱住她的头，久久地把它贴在胸前。

夜里，朱丽对母亲说，虽说父亲表面上很平静，但她听到他的心跳得特别快。

接下来的两天，也在同样的气氛中度过。九月四日晚上，莫雷尔先生向女儿要回办公室的钥匙。

朱丽一听，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她意识到这是个不祥之兆。她一直保留着这把钥匙，只有在童年受罚时父亲才会讨回钥匙，现在父亲为什么要讨回呢？

少女望着莫雷尔先生。

“爸爸，我做错了什么事，”她说，“您要讨回这把钥匙？”

“没有，我的孩子，”痛苦的父亲回答说，听到这句简单的问话，他眼眶里竟噙满了泪水，“没有，我只是要用一下。”

朱丽装作在找钥匙。

“我大概忘在卧室里了。”她说。

她走出办公室，并没有去卧室，而是跑下楼去征求埃马纽埃尔的意见。

“别把钥匙还给您父亲，”埃马纽埃尔说，“明天上午，您最好别离开他身边。”

她想问清楚原因，但埃马纽埃尔什么也不知道，或者说什么也不愿说。

九月四日整个夜晚，莫雷尔夫人一直把耳朵贴在护壁板上。凌晨三点以前，她听见丈夫一直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步。

直到三点钟，他才倒在**。

母女俩厮守着度过了这一夜。从昨晚起，她俩就在等着马克西米利安回来。

早上八点钟，莫雷尔先生走进她们的房间。他神情很平静，但从那张苍白、疲惫的脸上，看得出他这一夜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

母女俩不敢问他夜里睡得好吗。

莫雷尔对妻子格外温柔，对女儿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慈爱和眷恋，对这可怜的孩子看不够也吻不够。

父亲离开时，朱丽想起埃马纽埃尔的叮咛，就跟了上去，但莫雷尔先生把她轻轻推开说：

“陪着你母亲吧。”

朱丽还想坚持。

“我要你这样！”莫雷尔说。

莫雷尔平生还是第一次对女儿说“我要你这样”，不过他的口气里充满了柔情，朱丽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她留在原地，伫立不动，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房门又打开了，她感到有人搂住她，嘴贴在了她的额头上。

她抬起头，兴奋地叫出声：

“马克西米利安，哥哥！”

莫雷尔夫人听见喊声，跑过来扑进儿子的怀抱。

“母亲，”年轻人看看莫雷尔夫人，又看看妹妹说，“怎么啦，出什么事了？看了你们的信，我吓了一大跳，马上就赶回来了。”

“朱丽，”莫雷尔夫人抬头望着年轻人，对女儿说，“快去告诉父亲，就说马克西米利安刚刚回来。”

少女冲出房间，刚走上楼梯的第一级，迎面看见一个人站在楼梯上，手上拿着一封信。

“您是朱丽·莫雷尔小姐吗？”这个人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问道。

“是的，先生，”朱丽迟疑地回答说，“您找我有什么事？我不认识您呀。”

“请看一下这封信。”那人说着把手里的信递给她。

朱丽犹豫了一下。

“它能拯救您的父亲。”送信人说。

少女急忙拿过信，拆开念道：

请即刻去梅朗巷十五号楼，从门房那儿拿到六楼房间的钥匙后，进屋子取下壁炉上的红丝线钱袋，把它交给您父亲。

切记，他一定得在十一点钟之前拿到钱袋。

您答应过绝对听从我的吩咐，不要忘记您的诺言。

水手辛巴德

少女兴奋得大叫一声，抬起头来，想问问那个送信人，但那人已经不见了。

她的目光移回信纸，再念一遍，发现还有一句附言。

她念道：

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您必须独自一个人完成这趟使命，倘若有人陪您，或是另一个人去了，门房会回答说他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这句附言使少女的欣喜大大打了个折扣。会不会有人在给她设陷阱呢？她太纯洁了，不知道像她这样年龄的少女可能遇到怎样的危险，可是我们不用知道到底有怎样的危险，照样会感到恐惧。而且，正因为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危险，我们才更加感到恐惧。

朱丽踌躇不决，想找人商量一下。

而出于一种奇特的情感，她要找的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哥哥，而是埃马纽埃尔。

她下楼找到埃马纽埃尔，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表那天是怎么对她说的，当时她是怎么许诺的，刚才在楼梯上又怎么碰到了那个送信人。那封信她也给他看了。

“您应该去，小姐。”埃马纽埃尔说。

“应该去？”朱丽低声说。

“是的，我陪您去。”

“您没看见，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去吗？”朱丽说。

“到时候您是一个人，”年轻人说，“我在博物馆街的拐角等您。倘若您迟迟不出来，我感到担心了，我就去找您。只要您告诉我有人找您麻烦，惹您讨厌了，那他就活该倒霉！”

“那么，埃马纽埃尔，”少女迟疑不决地说，“您的意思是我要去赴约？”

“对，送信的人不是对您说，那能使您父亲得救吗？”

“可是，埃马纽埃尔，到底父亲遇到什么危险了？”少女问。

埃马纽埃尔略一迟疑，但想到事已至此，必须让朱丽快下决心，也就豁出去了。

“请听我说，”他对她说，“今天是九月五日，是吗？”

“是的。”

“今天十一点钟，您父亲要支付将近三十万法郎。”

“对，我们知道。”

“可是，”埃马纽埃尔说，“公司里现在只有一万五千法郎。”

“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今天十一点钟以前，仍然没有人肯来帮您父亲一把，那么到中午，您父亲就不得不宣告破产。”

“哦！走吧！我们快走吧！”少女失声喊道，急忙拉着年轻人就走。

而这时候，莫雷尔夫人也已经把事情都对儿子说了。

年轻人知道父亲接连遭受打击以后，家庭的开支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他没想到事情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他惊呆了。

蓦地，他冲出房门跑上楼去，他以为父亲在办公室里，敲门却没人应。

他正要转身走开，只听得旁边的房门开了，他回过头来，看见了父亲。莫雷尔先生刚才没有上楼去办公室，而是回了卧室，这会儿刚出来。

莫雷尔先生看见马克西米利安，不由得惊叫一声。他不知道儿子回来，一时竟愣在那儿，左胳臂紧紧按住藏在礼服里面的一件东西。

马克西米利安飞身下楼，扑上去搂住父亲的脖子。可是，突然间他往后退下一步，右手却仍按在父亲胸前。

“父亲，”他的脸刷地变成了死灰色，“您为什么在礼服里藏一对手枪？”

“唉，我就担心会这样！”莫雷尔说。

“父亲！父亲！看在老天的份上！”年轻人大声说，“告诉我您要手枪有什么用？”

“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凝望着儿子说，“你是一个男子汉，一个珍惜名誉的男子汉。来吧，我告诉你。”

莫雷尔跨着沉稳的步子上楼往办公室而去，马克西米利安却步履踉跄地跟在后面。

莫雷尔打开门，等儿子进去后把门关上；接着他穿过前厅，走到办公桌前，把手枪放在桌上，向儿子指了指摊开的账本。

这本账簿上准确地记录着公司的财务状况。

莫雷尔再过半个小时必须支付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

他现在总共才有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七个法郎。

“你看看吧。”莫雷尔说。

年轻人看完以后，仿佛整个人都垮了。

莫雷尔什么也没说，面对数字写成的无情的判决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了应付这场灾难，父亲，”过了一会儿，年轻人问道，“您已经尽了全力？”

“是的。”莫雷尔说。

“您没有别的进账了？”

“没有了。”

“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

“都想尽了。”

“那么再过半个钟头，”马克西米利安声音低沉地说，“我们的姓氏就要蒙受耻辱了。”

“鲜血可以洗清耻辱。”莫雷尔说。

“您说得对，父亲，我明白您的意思。”

说完，他伸手去拿手枪。

“一支您用，一支我用，”他说，“谢谢。”

莫雷尔拦住他的手。

“那么你母亲呢……你妹妹呢……谁来扶养她们？”

年轻人周身一颤。

“父亲，”他说，“您要让我活下去，这您认真想过没有？”

“是的，我要你活下去，”莫雷尔说，“这是你的责任。你是一个头脑冷静、性格坚强的人，马克西米利安……马克西米利安，你不是一个平庸的人；我不要求你什么，也不命令你去做什么，我只是对你说：你就当自己是个局外人，客观地审视一下你的处境，然后自己来作出判断吧。”

年轻人思索片刻，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坚忍的目光。他悲伤地缓缓撕下标志军衔的肩章和袖章。

“好，”他把手伸给莫雷尔说，“您安心地死吧，父亲！我活下去。”

莫雷尔动了动身子，想跪倒在儿子跟前。马克西米利安一把扶住他，拉向自己；一时间，两颗高贵的心紧紧贴在一起跳动了。

“你知道这不是我的过错？”莫雷尔说。

马克西米利安笑了笑。

“我知道，父亲，您是我见过的最高尚的人。”

“好，都说定了：现在，回到你母亲和妹妹身边去吧。”

“父亲，”年轻人单膝跪下说，“为我祝福吧！”

莫雷尔双手捧住儿子的头，在他前额吻了好几下。

“喔！是的，”他说，“我以我自己和三代名声无可指摘的先人的名义为你祝福，记住我以三代人的名义说的话吧：灾难摧毁的大厦，天主会重新建起。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看见我这样死去，也会同情你的；他们拒绝给我宽限，但他们也许会给你。这时，你不能说出任何有失尊严的话；你要努力，要勤奋，要热情勇敢地去奋斗；你和母亲、妹妹，要学会过艰苦的生活，这样日积月累，在你的手里就会慢慢攒起我欠下的债款，而且愈聚愈多。想想吧，为我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该是多么壮丽，多么伟大、庄严的一天啊；到那一天，你可以就在这间办公室里说：我的父亲死了，因为他没能做成今天我所做的事；可是他死得安详、平静，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成功的。”

“呵！父亲，父亲，”年轻人大声说，“您要能活着那有多好！”

“倘若我活着，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倘若我活着，关心会变成怀疑，同情会变成催逼；倘若我活着，我只是一个言而无信、违约毁誉的人，说到底只是一个破产的人。反过来，倘若我死了，你想想，马克西米利安，我的尸体便是一个正直而不幸的人的尸体。活着，就连最好的朋友也不会再上门；死了，全马赛的人会流着泪护送我到最后的安息之地；活着，我的名字会使你蒙羞含垢；死了，你可以昂起头说：

“‘我父亲是因为有生第一次迫不得已食言而自杀的。’”

年轻人呻吟一声，他似乎已经认命了。听从天主的这个信念，又一次回到他的脑际，但不是心中。

“现在，”莫雷尔说，“我要一个人待在这儿，别让你母亲和妹妹过来。”

“您不想再见见妹妹了？”马克西米利安问。

这次见到父亲，年轻人内心还隐隐约约怀着一线希望，这就是他问这句话的原因。莫雷尔先生摇摇头。

“今天早上我已经见过她，”他说，“已经跟她告别过了。”

“您对我就没有别的嘱咐了吗，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声音颤抖地问道。

“有，孩子，有一个神圣的嘱托。”

“您说，父亲。”

“汤姆森—弗伦奇公司是唯一一家同情我的公司。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人道，还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不知道，别人的心理已经不该由我来研究了。这家公司的代理人再过十分钟就要来取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到期期票的现款，这位先生，我想说他不是同意，而是主动提出为我宽限了三个月的时间。孩子，你首先要把这家公司的欠债还清，你对这位先生要绝对尊重。”

“是，父亲。”马克西米利安说。

“现在，最后一次道别吧，”莫雷尔说，“去吧，去吧，我要一个人待着；遗嘱就在卧室的写字台里，你会找到的。”

年轻人站着没动，神情木然，他只有意志的力量，却没有行动的力量。

“听着，马克西米利安，”他的父亲说道，“假定我与你一样是一个军人，接到命令去攻占一个碉堡，而你知道我在攻占这座碉堡时会被打死，难道你不会对我说：‘去吧，父亲。因为，您倘若留下来就会名誉扫地，与其受耻辱不如去死！’”

“是的，是的，”年轻人说，“是的。”

说着，他浑身**地把莫雷尔搂在自己怀里。

“我走了，父亲。”他说完便冲出办公室。

儿子走了以后，莫雷尔有一会儿站着没动，眼睛凝视着房门；然后，他抬起手，找到拉铃绳，拉了一下。

片刻过后，科克莱斯进来了。

他像换了一个人：这三天来他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身心也就整个儿垮了。二十年的岁月没能压弯他的颈项，但想到莫雷尔公司即将无力付款，他的腰背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我的好科克莱斯，”莫雷尔说这话时的声调实在无法描述，“你等在前厅里吧。三个月前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来过，你是知道的，这位先生待会儿还要来，他一到你就通报。”

科克莱斯一声不响，点了点头，回到前厅坐下，静等着。

莫雷尔又跌坐在椅子上；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移向挂钟，还剩七分钟，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七分钟了。指针走得这么快，真叫人难以想象；他似乎看见指针在移动。

我们眼前的这个人，年纪还不算大，经过一番也许是错误的，然而至少是认真的思考以后，他就要和他在世上所爱的一切，和家庭幸福的温馨生活告别，在这庄严的时刻，他脑海中翻腾着的思绪，是无法表达的；但只要看看他那张大汗淋漓、露出听天由命神情的脸，看看他那噙着泪水、凝望着苍天的双眼，我们也就对他在想些什么，多少能知道几分了。

指针仍在移动，子弹已经上膛；他伸手拿起一把枪，轻轻念着女儿的名字。

他又放下这致命的武器，拿笔写了几个字。

这时，他才感到自己还没向钟爱的女儿好好告别。

接着，他又转向挂钟，他不再以分而是以秒计数了。

他拿起手枪，嘴巴半张，眼睛盯住指针，听到枪保险打开的咔嗒声的一刹那，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冰凉的汗珠从额头滚下，一阵更加难忍的烦躁压在他的心头。

他听见了楼梯口那扇门的转动声。

接着，办公室的门也开了。

挂钟即将敲响十一点。

莫雷尔没有回过头去，他等着科克莱斯说出这句话：

“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代理人到。”

他把手枪移向自己的嘴……

突然，他听到一声叫喊，是女儿的声音。

他转身看见朱丽；手枪从手中滑到了地上。

“父亲！”少女叫道，她上气不接下气，兴奋得几乎昏死过去，“得救了！您得救了！”

说着她一头栽进他的怀里，手上举起一只红丝线钱袋。

“得救了！我的孩子！”莫雷尔说，“你在说什么？”

“是的，得救了！看哪，看哪！”少女说。

莫雷尔拿起钱袋，打了一阵寒噤，他依稀记得自己有过这样一件东西。

钱袋一头是一张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的期票。

期票已经付讫。

另一头是一颗大如榛子的钻石，旁边的一小张羊皮纸上写着五个字：

朱丽的嫁妆

莫雷尔把手放在额头上，以为自己在做梦。

这时，挂钟敲响十一点。

清脆的钟声在耳畔颤动，犹如铁锤一下下敲打在心头。

“哦，我的孩子，”他说，“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你是在哪儿找到这只钱袋的？”

“在梅朗巷十五号六楼，一个小房间的壁炉上。”

“可是，”莫雷尔大声说，“这只钱袋不是你的呀。”

朱丽把她在上午收到的信递给父亲。

“你刚才就一个人待在那间屋子里？”莫雷尔看完信后问。

“埃马纽埃尔陪我去的，父亲。他说好在博物馆街的拐角等我；可是，奇怪的是，我返回时，他不在那儿了。”

“莫雷尔先生！”楼梯上响起一个声音，“莫雷尔先生！”

“是他。”朱丽说。

话音未落，埃马纽埃尔走了进来，满脸兴奋和激动。

“法老号！”他大声喊道，“法老号！”

“您说什么？法老号！您疯了吗，埃马纽埃尔？您知道法老号沉没了。”

“法老号！先生，他们发出的信号是法老号；法老号进港了。”

莫雷尔又跌倒在椅子上，他浑身无力，脑子再也不听使唤，无法弄明白这一连串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奇怪事情。

这时，他儿子进来了。

“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大声说，“您干吗要说法老号沉了呢？瞭望台已经看到它，它进港了。”

“朋友们，”莫雷尔说，“倘若真有这样的事，那简直是天主显示的奇迹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但是，他拿在手里的这只钱袋、这张付讫的期票和这颗晶莹璀璨的钻石，却是这么真切，这么实在，绝非凭空想象的东西。

“喔！先生，”这时科克莱斯说话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是法老号？”

“我们走，孩子们，”莫雷尔站起身来说，“我们去看看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实，但愿上天怜悯我们。”

他们下楼而去；莫雷尔夫人等在楼梯上：这可怜的女人刚才没敢上楼。

不多片刻，他们就到了卡讷比耶尔大道。

港口上挤满了人。

人群为莫雷尔闪开了一条通道。

“法老号！法老号！”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果然，说来简直叫人无法相信，圣让瞭望塔的对面，奇迹般地停着一艘海船，船尾赫然漆着几个白色大字：法老号马赛莫雷尔父子公司。这艘船和原来那艘法老号一模一样，船上也满载着胭红和靛蓝颜料。船长戈玛尔在甲板上指挥下锚，佩纳隆老爹在向莫雷尔先生挥手致意。

再也无可怀疑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便是证明，而且还有上万个见证人。

莫雷尔和马克西米利安站在防波堤上，在全城人的鼓掌欢呼声中抱在一起；而这时，有一个黑胡须遮住了半张脸的男人，躲在一个岗亭后面，深情地注视着这个场面，口中喃喃地说：

“心灵高尚的人，祝你幸福；但愿天主为你已做和将做的善事赐福于你；但愿我的感谢如同你的善行一样不为人所知。”

他离开藏身的岗亭时，脸上的笑容洋溢着欣喜和幸福；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每个人都在关注眼前发生的事情。他走下一级石阶，连唤三声：

“雅各布！雅各布！雅各布！”

一只划子应声向他划来，把他送到一艘设施豪华的游艇边上，他的身手犹如水手般矫健，一跃跳上游艇的甲板。他站在那里，再次向莫雷尔先生望去，船主淌着欢乐的泪水，在人群中和大家亲热地握手，满含谢忱的目光则仿佛在向上天寻觅那位不知名的恩人。

“现在，”那个陌生男人说道，“永别了，善良、人道和感激……永别了，所有使心灵之花绽放的情感！……我已经代天主酬报了好人……现在让我代复仇之神去惩罚恶人吧！”

说完这句话，他做了个手势，游艇似乎只等这个信号启航，即刻往大海飞驶而去。

[1]综合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1794年创建于巴黎的著名高等学府。1804年一度改制为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后在军队任职。

[2]作为哲学流派，早期斯多葛派学说提倡禁欲主义，崇尚理性，强调承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