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陈恭澍的懦弱，戴笠改变了主意。与其强迫缩在乌龟壳里的陈恭澍出头，不如派刘戈青主动出击。虽然对刘戈青会构成一定危险，可除此之外再无良策，王天木不肯见的人去了也不解决问题。

迫不得已，戴笠决定走这步险棋。套用一句俗语，叫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仿佛心有灵犀，尚未发出通知，刘戈青便自己找上门来了。原来陈华一到重庆就通知了刘戈青。

陈华无功而返，刘戈青显然有了机会。一见面，刘戈青就直奔主题：

“我见到了杨家姆妈。”

刘戈青想把戴笠“不准”的话堵死，戴笠笑了：

“你来得正好，今晚就在这儿吃饭，好好商量一下。”

一听这话，刘戈青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这么说我可以回上海了？”

戴笠笑而不答，直接将他叫到餐桌上，开饭。

这其实是一餐饯行宴，虽说用“宴”来形容未免夸张，事实上不过多炒了两个家常菜。戴笠对伙食的要求一向简单，而无论多么简单，戴公馆迎来送往的餐桌上，都喜欢冠之为“宴”。

这一餐两人吃得舒心，聊得周详，第二天刘戈青就拿着戴笠的亲笔信离开了重庆。

这是继陈华之后，戴笠写给王天木的第二封规劝信，信中说：

“汝一人投敌，或为一时失足，尚有可谅解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做贼，自绝于国人矣！本应按团体纪律制裁，但念你我多年情谊，还望戴罪图功，此其时也！望勿负余意……”

刘戈青应邀而来，很容易就见到了王天木。王天木虽然料到刘戈青不可能背着“团体”私自回来，但看到戴笠的信，还是忍不住黑了脸。

他原以为，凭着他与刘戈青的交情，刘戈青会被他说服，充当他在“七十六号”的打手。不料，刘戈青不仅将此事报告了戴笠，还反过来劝他潜伏：

“戴先生说，你能打进敌伪组织，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让我回来，请你协助我制裁汪逆，阻止他成立伪政权，对投敌之事决不追究。”

王天木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再看戴笠的信，更是怒火中烧，愤愤地说：

“我现在走这一步，还不是被赵理君逼的！老板反而袒护他！”

“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

“调走？那是保护他，便宜他了！”王天木意识到将刘戈青拉过来不能操之过急，只能温水煮青蛙，于是说，“你老弟既然回来了，一切事情我们再慢慢商量吧！”

在年近50岁的王天木面前，不到而立之年的刘戈青终归年轻、单纯，他相信王天木走到这一步确有苦衷，也相信能说服王天木悬崖勒马，戴罪立功。

可他哪里想到，王天木已经越走越远。尽管他在上海区时间不长，接近的人也不多，又已调离数月，对上海区情况不甚了了，但他还是尽其所能向“七十六号”邀功，继王鲁翘之后，又将一个军统“高级特工”送进了“七十六号”。

这个“高级特工”叫袁殊。说他是“高级特工”，并不是说他在军统中职务地位有多高，而是指他特殊的才干与传奇的出身经历及身份背景。

袁殊本名袁学易，生于1911年，湖北蕲春人。

他的传奇在于，家境贫寒，乃至无钱读书，最终却奇迹般地免费入学，并奇迹般地两度留学日本。他原本新闻专业出身，干过多年职业报人，却独具情报天赋，对情报工作情有独钟，并做出突出贡献。

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化界政界的活跃人物。他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洪帮五重身份，在各个组织中如鱼得水，目的只有一个：抗日！

作为青帮弟子，他由杜月笙推荐给戴笠。时为1937年年初，戴笠由上海区区长周伟龙陪同，亲自登门邀请袁殊加入特务处。戴笠知道他有中共背景，但大敌当前，又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如此难得的人才，戴笠岂肯放手？

抗战爆发后，作为一介书生的袁殊，以军统局少将名义成立并指挥一个抗日秘密行动小组，对日伪实施伏击。上海区刘方雄和王方南曾被租界拘捕，也是在他的营救下得以释放的。1938年下半年戴笠在香港召开军统骨干会议，通知袁殊参加，特别嘉奖了袁殊的功绩，并交给袁殊一项重要任务：除掉李士群。

回到上海后，袁殊与军统潜伏人员策划对李士群的巢穴“七十六号”实施爆炸。不料王天木落水，旋即出卖袁殊。相比诱捕王鲁翘以女儿为诱饵，诱捕袁殊要简单得多。因为袁殊原本与李士群很熟，李士群一个约见电话就将他抓到了“七十六号”。

为“七十六号”连连立功之后，1939年8月下旬，王天木在伪国民党“六大”当选“监察委员”。10月又任“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厅长。

与此同时，刘戈青还在执着地争取王天木；王天木则恰恰相反，为防万一，特地找了一个两人都认识的女孩做“交通”。可是日复一日，不见王天木那边有丝毫进展，刘戈青忍不住了，甩开“交通”直接找到王天木的家里，进门就催：

“大哥，我们不能再等了，汪精卫的伪政府都要成立了！”

王天木正在削尖了脑袋谋取更高伪职，刘戈青的“不识时务”让他不厌其烦。此时他还想争取刘戈青给自己当助手，便推托说：

“老弟，你催我没有用，陈明楚是特务处处长，他答应才行！”

刘戈青信以为真，立刻去找陈明楚。却不料，陈明楚的表演比王天木更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