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刘戈青，戴笠兴致盎然。

那是1935年秋季的一天，戴笠到上海公干，顺便去拜访拜把兄弟杨虎。适逢杨虎与姨太太陈华都不在家，戴笠原打算离去，不料，客厅里坐着的一个年轻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年轻人看上去二十三四岁，一副学生模样。

戴笠本人读书不多，对读过大学的人十分欣赏，只要有机会，巴不得都揽到自己身边。他坐下来，开始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

这个青年就是刘戈青。

刘戈青是台湾云林县人，1911年生于福建厦门，1935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时在上海）。刘戈青的父亲在福建漳州购置的一块地里探出了锰矿，刘戈青约了八个同学准备成立一家矿业公司。杨虎是刘戈青的父执，在杨虎的帮助下，刘戈青在上海爱多亚路中汇大楼四层设立了筹备处。刘戈青此番前来，就是找杨虎商量筹建事宜的。

作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戴笠的刨根问底让刘戈青颇有些无奈。不料第二天，杨虎一个电话又把他叫到了杨公馆。这一次却不是和他谈矿业公司的事，恰恰相反，劝他放弃创办公司，参加“革命工作”。

刘戈青听得摸不着头脑，可不管什么工作，与他的追求风马牛不相及，他都不会考虑。

杨虎问：“你知道昨天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他问起来没完没了，哪有我问的机会。”

“他叫戴雨农，是委员长身边最得力的干部。”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没在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

“不是他无名，是他的名字不能上报纸，他做的就是无名英雄嘛。他很赏识你，参加他的团体，前途无量。”

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在旁边敲边鼓，说戴先生如何如何有能力，如何器重有文化的年轻人。夫妻俩这么一唱一和，任凭刘戈青有多么不情愿，反驳起来总有些力不从心，最后只好找借口说：

“我已经约了八个同学过来，正在上海办事处工作。我一个人走了，留下他们怎么办？”

“这好办，既然都是你同学，就带他们一起参加戴雨农的团体。”

杨虎对戴笠这个把兄弟了解得太透彻了，自然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敢大包大揽。当然，对戴笠了如指掌的还有他的如夫人陈华。陈华说：

“九个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同入幕府，不把他乐坏才怪呢！”

戴笠有没有乐坏这两口子都没看到，戴笠听到这个消息的兴奋劲，确是在这两口子的意料之中。戴笠在电话那头一连说了三个“好”：

“好，好，非常好！啸天兄，你给特务处又立一大功，当然，还有嫂夫人。”

随后，刘戈青和他的八位同学一同加入特务处，旋即被派到杭州警校参加特务工作训练班。培训结束后，刘戈青被分配到上海区从事行动工作。上海沦陷时，刘戈青主动要求潜伏上海，从事对日地下斗争。

在戴笠的印象中，刘戈青正直坦**，有勇有谋，也是一个为“革命”不要命的主儿。正如此后刘戈青接受任务时所说：“我留在上海就是准备随时成仁的。”

既是刘戈青，戴笠也就放心了。

但是戴笠并不知道，在王天木赴港的同时，刘戈青已奉王天木之命开始了制裁汉奸陈箓的准备工作。是王天木能掐会算还是急于打开局面？这要从王天木初到上海说起。

王天木说赵理君将上海区控制得铁板一块，其实并不尽然。但凡独当一面的大小头目，无论好坏，总是有拥护者有反对者。赵理君也不例外，尤其代理区长以来，霸气外露，难免会得罪一些人，比如上海区助理书记陈明楚。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湖南长沙人，抗战爆发后从南京区调到上海，任上海区助理书记。陈明楚初来乍到，赵理君自然没把他放在眼里，特别在接替周伟龙任代理区长之后，更是颐指气使，每每对陈明楚大加斥责。陈明楚嘴上不说，心里窝了一肚子火。

王天木就任区长后，成为副区长的赵理君处处不予配合，王天木人地生疏，工作无从下手，到任好几个月打不开局面。赵理君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他知难而退。但王天木既主动要求到上海，就不会轻易打退堂鼓。相对赵理君来说，王天木毕竟是混迹江湖的老狐狸，斗心眼玩伎俩远在赵理君之上。表面上不与争锋，背后加紧了寻找突破口。

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得志的陈明楚看准了正副区长的明争暗斗，抓住这个攀附高枝的好机会，与王天木一拍即合。

王天木知道，要想打开局面，赢得众人信任，唯有干一两件漂亮的锄奸案！他本人枉居军统“三大杀手”之首，并无执行暗杀的能力，只有找陈明楚介绍一两位有能力又能拉过来的行动人员。

陈明楚推荐的就是刘戈青。

刘戈青从杭训班毕业后分到上海区，一直从事行动工作，为人光明磊落，成绩有目共睹。但这些普通行动人员的成绩，都被赵理君记到了他个人的功劳簿上。

听了陈明楚的介绍，王天木亲自去第一行动大队会见刘戈青，没想到陈明楚口中坚毅果敢胆大心细的“杀手”竟是一个白面书生！经过一番交谈，王天木十分满意，认为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果然有胆有识。随后，王天木多次亲自约见刘戈青。

刘戈青经历了王新衡、梁干乔、周伟龙三任区长，没有哪一个像王天木这样一竿子插到底，亲自下到基层，也没有哪个像王天木这样“平易近人”。

王天木的约见地点也是别出一格：既不是区总部也不是行动一大队的任何办公地点，而是舞厅和妓院。每每到幺二堂子，总会叫上色艺俱佳的姑娘作陪，让从未涉足过此等场所的刘戈青十分尴尬。但这是王天木的拿手好戏，几年前被卷进“箱尸案”，就是他带着天津站的得力干将沉湎于北京八大胡同惹的祸；陈恭澍的嫖赌陋习，也是这样被他带出来的。只要到了这种场合，他就会自由自在，挥洒自如，把个拘谨的上下级关系搞得像无话不谈的哥们儿。

很快，刘戈青就成了王天木的心腹干将。

在接到戴笠到港述职的电令后，王天木知道到任几个月无所动作，实在不好交代，特地将刘戈青找来，心情沉重地说：

“老弟，我要走了，老板通知我去香港述职。恐怕此去凶多吉少，说不定从此一别，今生再也见不到了。”

“不会这么严重吧？”刘戈青不以为然。

“你不知道赵理君背后是怎么败坏我的，他就是想把我挤走，他来坐这把交椅。我在他的挤对下，好几个月也没干出点动静，还不??等着任人宰割。”

刘戈青不知王天木唱的是“苦情戏”，立刻说：

“不就是要点动静吗？我去干点有动静的，给你壮壮行色，见了老板也好交代。”

王天木一听心里乐了，为了尽快促使刘戈青行动，又绕了一个大弯子说：

“老弟，你要知道，你过去做的许多工作，赵理君都没有向上面汇报，都成了他个人的功劳。现在，你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他看看，给咱们兄弟争回这口气！”

赵理君把他人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刘戈青何尝不知？但他不予计较，他主动要求留在沦陷区，并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有机会杀敌，报仇雪恨。

刘戈青的祖辈世代生活在台湾云林县。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人侵占台湾，刘戈青的父亲刘汉臣（原名刘建寅）与乡民奋起反抗，在士林杀死六名日本警官，他本人被刺六刀，九死一生，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逃到漳州、厦门一带，后来在漳州娶妻生子。从刘戈青记事起，父亲就常常告诫他，勿忘国恨家仇。所以对抗日锄奸，他从来不带含糊的。

为了让王天木放心去述职，刘戈青表示：

“好，那就干出个样子来，先从哪里下手？”

王天木见火候已到，立即下达了对陈箓的制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