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办特训班外，特务处人才来源的另一条渠道，是由特工人员通过亲朋好友及熟人介绍与引荐。但必须符合两条标准：一是政治上可靠；二是有一技之长。

戴笠对自己的同乡故友，合适的盛情邀请，不合适的同样拒之门外。只是在条件上，有一把灵活掌握的尺度。

当年在沪杭打流时，戴笠在往返途中，结识了兰溪人胡子萍。

胡子萍别名聘卿，字国宾，浙江兰溪人，生于1908年，比戴笠整整小了11岁。戴笠从杭州乘船往返江山老家，要在兰溪留宿一晚。结识胡子萍后，每到兰溪，便借住胡子萍家中。自1924年齐卢战争中回乡组建自卫团，到1926年报考黄埔军校，这段时间戴笠没有外出，而赴广州是从江山一路南下，从此再没有途经兰溪，与胡子萍的联系就中断了。

特务处成立不久，有一天戴笠看报纸，无意中发现一则结婚启事，当事人竟是胡子萍。为感谢这位小老乡当年的慷慨相助，戴笠随即寄出20元礼金，并写信邀请胡子萍到南京一叙。

2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般职员月薪也只有十几元。胡子萍收到礼金后，知道今天的戴雨农，已不是昨天的戴春风，料定戴笠已经发达，蜜月后即来到南京，前往鸡鹅巷五十三号拜访戴笠。

戴笠并不知道胡子萍的具体情况，毕竟一别八九年，当年的胡子萍还是一名十五六岁的青葱少年。只是觉得这个乐善好施的小老乡，若到特务处任职，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当胡子萍站在戴笠面前的时候，戴笠笑了。

当年那个瘦小的男孩，如今已是身材挺拔面容俊朗的青年，从个头、相貌，到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仿佛变了一个人，却又透着戴笠熟悉的质朴与真诚，更多了一层深邃的内涵。

这个“内涵”，戴笠称之为“成长”，就像他从打流青年成长为特务处长，是那段岁月的结晶。

经过一番交谈，戴笠才知道，胡子萍也是黄埔军校毕业，也是1926年10月参加考试，与他同期。不同的是，黄埔军校搬迁南京后，因蒋介石下野而散落社会的第六期学生，重聚南京继续完成学业，戴笠因情报工作错过了这一机会，胡子萍则按部就班于1929年2月正式毕业于中央军校。

戴笠拍着胡子萍的肩膀，感慨万千：

“子萍，你今年是24岁吧？你这么年轻，没想到我们是同一期的军校生。”

“大哥，你也是第六期？”胡子萍不无惊愕。

“是啊，总算赶上了末班车，好在校长对我们后期的学生一视同仁。”

话虽如此，戴笠心里明白，后期黄埔生失去了太多的晋升机会，甚至有的失业赋闲工作无着。这是因为北伐中入校的第五、第六期黄埔生，在蒋介石下野后大多散落社会。尽管蒋介石复职后这些人大多返校，但在1929年的军阀混战与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又有很多黄埔生因部队被打散而不知所终。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特设“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查找这些失业学生，但由于通讯设施等条件所限，很多人并不知情或者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胡子萍便是其中之一。

令戴笠庆幸的是，他抓住了做情报的机遇。倘若当初返校，很难说他能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当然，有胡宗南、姜绍谟这样的朋友，他还不至于失业。

“虽然都是第六期，可大哥事业有成，我还是闲人一个，不知大哥这里有没有我能做的工作？”

当年戴笠屡经兰溪，走南闯北的见识、阅历，和他口若悬河的述说，为胡子萍打开了一扇大千世界之窗。从相识起，胡子萍就对戴笠充满了崇拜。戴笠对胡子萍也是直来直去，从无客套：

“子萍，我约你来，正有此意。不过，有些情况你需要考虑清楚，特务处尚在初创时期，工作艰苦，待遇微薄；由于工作性质特殊，组织纪律更是比一般部队严格。”

“大哥，你放心，我知道这里是革命团体，我们兄弟归兄弟，工作归工作，我会服从领导，严守纪律。至于条件与待遇，我也是校长的学生，怎会计较个人得失？”

“好，子萍，就这么定了！”

胡子萍毕业于第六期交通科，特务处正缺少这方面的人手，戴笠当即任命胡子萍为交通、人事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