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戴笠负责的情报联络组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11月10日，蒋介石自日本回到上海。当时局势已渐趋明朗，蒋介石复出已是指日可待。

此前，桂系于10月20日以南京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讨伐武汉唐生智，汪精卫见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局势不稳，遂南下广州。桂、唐战争很快以唐生智战败而告终，两湖落入桂系之手。而桂、唐军事对抗结束之后，随着汪精卫的南下，又形成了宁粤政治对峙的格局。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刻采取联汪制桂的策略，邀请汪精卫“赴沪共商召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表明与汪精卫合作反对“特委会”的立场，并很快与汪精卫达成默契。12月3日国民党各派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汪精卫首先提议请蒋介石复职。当时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正处于奉军与直鲁联军的威胁之下，急切盼望国民党内部结束纷争，尽快北伐，以解其危局，而能统一局面的只有蒋介石，故而联名通电请蒋介石复职。

在此情况下，请蒋介石复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而反蒋阵营的中坚力量——西山会议派，受“一一·二二”枪杀中央党务学校游行学生的南京事件影响，已陷入被动之中，无力再与蒋介石公开对抗。

反蒋阵营中只剩了桂系孤军奋战。李宗仁审时度势，立刻调转“枪口”，将矛头对准另一个政敌汪精卫，向报界声明，汪精卫拥蒋反蒋无常，而桂系及他本人一贯拥蒋。

于是，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

1928年1月8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2月2日，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职。

在蒋介石归国之初，胡靖安已闻讯返回上海，联络组提供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蒋介石手中，为蒋介石复出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而这些情报，主要出自戴笠之手。

蒋介石复出后，胡靖安带着情报联络组返回南京。胡靖安履行承诺，为戴笠申报并获批准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同时正式任命戴笠为情报联络组组长。

在联络组的碰头会上，听到胡靖安宣布这两项任命后，戴笠激动的心情，绝不亚于在黄埔军校录取名单上看到“戴笠”二字的那一刻。

这是戴笠第一次名正言顺地任职政府军官，也是平生第一次有了定时领取薪水的地方。

然而他很快明白，联络组组长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职务，总司令部并没有“联络组”这个单位，他本人的薪水是从总司令部特勤处领取的。如同当初胡靖安一样，只有他一人是正式在编人员，其他人都没有正式身份。好在胡靖安仍任职侍从室副官，负责联络组情报的递交工作，答应继续找机会为大家解决身份问题，相信假以时日一切都会好起来。

偏偏天不遂人愿，胡靖安很快被派往德国留学。胡靖安是联络组与总司令部的唯一纽带，胡靖安一走，一切的工作联络都中断了。戴笠这个徒有虚名的组长连情报交给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为其他组员解决身份了！

组员们纷纷离去，最后蔡劲军、乔家才也走了，只剩了戴笠一个光杆司令。

恰在此时，戴笠接到骑兵营通知，通知他赴中央军校继续完成学业。此时黄埔军校已迁往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员全体返校。

戴笠知道，他一走，“情报联络组”也就不复存在了，他为之奋斗四五个月的情报工作，也将前功尽弃。

走，还是留，让他伤透了脑筋。

十年打流，他蹉跎了太多的青春岁月，面对那些比自己年轻的同窗，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他；而胡宗南、胡靖安这些军校一二期毕业生，很多人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或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对他更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人生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宝贵的光阴既已失去，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用超越常人的步伐赶上去，弥补流失的岁月。

从确认蒋介石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蒋志清那一刻起，他就抱定了追随蒋介石的决心，但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他与蒋介石的距离太过遥远，胡靖安的出现，毫无疑问缩短了这个距离。如今胡靖安一走，连接他与蒋介石的那条路被隔断。若为此放弃学业，一旦情报工作无果，将会落得鸡飞蛋打。

返校完成学业，是稳妥的选择。无奈毕业后要从见习官做起，一步步按部就班地晋升，其结果，注定一生难有大的发展，因为国民革命军初创时期大批提升军官的机会已经错过。

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他决定赌一把。情报工作是一项新兴职业，尤其直接为蒋介石服务，只要做出成绩，相信即可一步登天。

他最终放弃返校，从此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然而，纵是有思想准备，他仍然没有想到递送情报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此几乎搭上性命，差点丧身在蒋介石侍卫的枪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