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东征凯旋广州，受到欢迎的蒋介石却忧心忡忡，他感觉出，广州的政治气氛颇是诡异。

此时，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内，共产党的势力已相当强大：第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二；9个团的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7人，至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共产党员到底有多少，蒋介石也不清楚，他要求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交出共产党员名单，遭到拒绝。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校内、军中，左、右两派尖锐对立，矛盾近乎不可调和，蒋介石苦口婆心、声泪俱下化解，却收效甚微。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也变得不可捉摸起来。蒋介石回到广州，即和汪精卫商议北伐之事，因早在东征前，苏俄总军事顾问加伦即提出东征后出师北伐的建议，所以，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提议明确表示赞同并开始筹备。但是，汪精卫向苏俄顾问征求意见时，接替加伦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季山嘉反对北伐，他认为，此时北伐，会导致蒋介石势力的膨胀，有失去控制的危险。汪精卫转而支持季山嘉的主张。国民党“二大”没有像蒋介石所期盼的那样，作出实行北伐的决定。

这让蒋介石感到错愕和愤懑！

据苏俄顾问团向莫斯科的报告称：“我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这些部门的头头，只不过在职务上被称为……顾问。”报告又说，“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

蒋介石不可能看到这份报告，但是，他感觉到了，汪精卫已受苏俄的控制，国民党的主导权已经落入俄国人的手里。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怀疑，苏俄顾问、中国共产党和汪精卫结合到一起，在限制、打击乃至谋害他。

蒋介石的怀疑主要是从这样几件事开始的：

和蒋介石共事尚算融洽的军事总顾问加伦病休，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突然奉调北上述职，由季山嘉接替政治总顾问职务，而季山嘉正是使蒋介石的北伐建议胎死腹中的主导者。

季山嘉在宴会上公开说，统一广东的功臣，第一是汪精卫，还有蒋介石和李济深。

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与汪精卫关系接近，在军事委员会讨论经费时，消减黄埔军校3万元，为王懋功师增加军费3万元。

广西新桂系李宗仁等愿意服从国民政府，汪精卫与之接洽，计划将广西新桂系的军队变为第八、九两个军。蒋介石认为，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辖共6个军，按序，广西军队应该是第七、八军，特意空下第七师，居心叵测，乃是在为王懋功预留军长位置，以便分化瓦解第一军。

因此，凯旋后的蒋介石“苦痛极”，暗暗发出“如不猛策，失败即在目前”的慨叹。

蒋介石“猛策”的第一步，就是以突然手段，解除了其部属王懋功第二师师长的职务，并递送上海闲住。蒋介石本人则坚辞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还宣称要辞去一切军职，专心黄埔军校的校务。

此举使得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近乎公开化了，广州城的气氛也更加紧张，攻击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出现在街头。蒋介石慨叹“处境若此，万万想不到也”。

蒋介石多次和季山嘉、汪精卫谈话，主张尽快实行北伐，均不得要领，而“先打倒广东的段祺瑞，再打倒北方的段祺瑞”的口号，开始在广州流传。蒋介石感叹“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祈祷孙中山和诸先烈在天之灵“怜而呵护之，不使我陷于绝境”。他常常陷入沉思中，考虑是隐退，还是坚持下去，“死中求生”。

此时，被蒋介石称为“捣乱分子”的西山会议派与在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密谋挑拨蒋介石和苏俄顾问及汪精卫的关系。国民政府委员、外交部长伍朝枢在一次宴会上，故意造谣说：“昨夜和苏联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到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使命时候启程呢？”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惊诧不已，疑心陡增。

本来，季山嘉就有让蒋介石到海参崴练兵，开辟北方根据地的提议，蒋介石即怀疑季山嘉和汪精卫要驱逐他，伍朝枢的话，让蒋介石紧张起来，便向汪精卫试探说，北伐暂时难以开战，我即利用整军的时机到上海或者苏俄去休息一下吧。经不住蒋介石再三要求，汪精卫同意了，而且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不断催促蒋介石，问他到底何时动身，蒋介石深感，“疑我谤我毁我忌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

共产党员张太雷向向苏俄派来的布勃诺夫考察团报告说，这个时候的广州，“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终于，由于中山舰调动中的一个误会，导致蒋介石于3月20日采取断然措施，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件被蒋介石称为“太离奇、太复杂”的事变，不期然成为蒋介石超越汪精卫、胡汉民，掌握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奇妙机缘。

汪精卫恼羞成怒，立即着手组织“反蒋同盟”。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闯、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对蒋介石本已嫉恨，在反蒋问题上，愿以汪精卫之马首是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等，中共方面的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也支持汪精卫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苏俄顾问季山嘉也支持汪精卫。

巧的是，此时，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正率领考察团在广州，布勃诺夫的地位远远高于季山嘉，更能代表苏联和共产国际，而布勃诺夫否决了汪精卫的组织“反蒋同盟”的计划，主张继续“利用蒋介石”，维持与他的合作关系，并同意向蒋介石作出让步，撤销季山嘉顾问职务，召其回国，平息风波。

事实上，就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前5天，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刚刚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这预示着苏联方面把蒋介石而不是汪精卫或者胡汉民，当做中国革命的代表和合作对象。

汪精卫遭受蒋介石和苏俄方面的双重打击，遂隐匿不出。任凭蒋介石和诸要人多此敦请，也无济于事。蒋介石越发相信，汪精卫确实是想害他的，正因如此，才因自知理亏，做贼心虚，不敢面对他而藏匿的。

汪精卫隐匿期间，因“廖案”被放洋的胡汉民，自苏俄归国，喜出望外。但是，蒋介石对胡汉民要他与苏俄和共产党彻底决裂的主张不以为然，与胡汉民亲近、反共甚坚的右派伍朝枢、吴铁城、古应芬还受到蒋介石打压。胡汉民觉得事无可为，不得不灰溜溜离粤。巧合的事，负气出走的汪精卫，正好也在同一条去香港的船上。

至此，蒋介石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最高实权人物。

离孙中山逝世，刚刚过去一年。

在苏俄方面的支持下，蒋介石的冒险行动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的认可。按照斯大林利用蒋介石，像柠檬一样榨干后再扔掉的思路，苏俄方面为满足他们认为的蒋介石“喜尊荣、好权力，幻想成为中国英雄”的欲望，支持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和《北伐案》，支持设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并由蒋介石出任。

1926年4月16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被任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常务会议主席。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和最高实权人物的身份被逐步合法化。

但是，蒋介石的地位是脆弱的，更大的政治风暴，随着他的崛起，即在酝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