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二年的下半年起，日本东京，突然之间变得和辛亥革命前一样，汇集了一大批造祖国政府反的党人。

蒋介石也在这一年的年底，逃亡到了东京。

他到日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陈其美会合。

原以为逃亡异国，一定是伤感无聊的，可是，没有想到，流亡在此的陈其美，竟然十分繁忙。

各自通报了自上海逃亡后的经历以后，陈其美说，“来到东京，大家都在反思。辛亥年的革命，是吾党的第一次革命，讨袁，便是二次革命，这二次革命为什么失败？”

不等蒋介石回答，陈其美断然说：“就是因为党人不听领袖的话！所以，我向孙先生建言，要毁党造党！如同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就是要毁灭掉，另组一个秘密的中华革命党！”

关于毁党造党，临出国前，蒋介石到上海拜访了陈其美的盟兄张静江，从他那里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形，当他得知是自己的英士大哥主张的，便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张静江成为他人党的监誓人。他还记得，誓词是这样的：

誓约102号

立誓人蒋志清，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目的，并创设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实行宗旨；

服从命令；

尽忠职务；

严守秘密；

誓共死生。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浙江奉化人蒋志清（指模）

主盟人张人杰

中华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陈其美说：“中华革命党要绝对服从领袖。我当面向孙先生讲，孙先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谁也比不上孙先生，由孙先生出面领导革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要革命，就应该由革命党的领袖独裁，方可集中意志，共底于成！”蒋介石附和说。

“所以，我向孙先生恳言，”陈其美说，“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孙先生就是党，因孙先生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孙先生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孙先生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老实说一句，我辈党人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孙先生，追随孙先生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四、再举革命，非孙先生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孙先生不行。我敢说除孙先生外，无革命导师。孙先生对我的话，深表赞赏。”

既然是陈其美的主张，又是孙先生所赞赏的，蒋介石觉得，必是正确无疑，于是说：“理当如此！”

“可是，党内却是一片反对声！”陈其美愤愤不平，“黄兴就带头反对，说‘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反对毁党造党，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熊克武、谭人凤这些同盟会时期的元老人物，都认为‘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主张还是要‘保全国民党’。就连始终追随孙先生左右的胡汉民、朱执信也对组党方式颇有微词。朱执信竟因为不愿意按手模而拒绝重新入党。胡汉民则充当和事佬，提出把入党誓约中的‘附从孙先生’改为‘附从总理’、老同盟会员入党可免除立誓约、打手模等等所谓折中方案。”

“从小弟的誓约看，孙先生并未同意胡汉民的主张。”蒋介石说。

“我先就坚决反对！我对孙先生说，新的革命党，就是要领袖独裁，毋须遮遮掩掩的！”陈其美说，“孙先生也就断然回绝了胡汉民的折中意见。”

“不知汪精卫兄是何主张？”蒋介石又问。

陈其美说：“汪精卫对二次革命调停未果，对局势感到极度悲观，竟说出‘余生可厌，死所未获’这样的话，仍去国外做他的漫游。”

得知这么多元老和领袖人物与孙先生意见相左，蒋介石不禁忧心忡忡。

“更有甚者！”陈其美提高了声调，“有人攻击党章规定绝对服从领袖命令，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约等等，是帮会而不是政党。那些对我忠诚协助孙先生毁党造党感到不满的人，攻击为兄是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使用帮会手段操纵党务！”

“真是不识大体！”蒋介石也忿忿然。他再一次为一个革命党内部却如此纷乱感到惊诧，为党人不能甘心服从领袖而痛心。

“眼下党中上层纷纷扰扰，矛盾重重，只有为兄尽力协助孙先生办理组党之事了。”陈其美既感伤又自豪。

实际上，稍一了解，形势比陈其美说的还要严峻。不仅在东京，即使在国内，到处流传着“孙、黄分家”的说法。追随孙先生的党人，积极筹组中华革命党，追随黄兴的党人则组建了一个“欧事研究会”，俨然是两个阵线。孙先生指令胡汉民创办《民国》杂志，作为机关刊物；欧事研究会则创办了《甲寅》杂志。孙先生阵营的人，索性捣毁了《甲寅》社，双方矛盾更加尖锐。黄兴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正准备离开日本，前往美洲。

蒋介石是坚决站在陈其美和孙先生一边的。他和戴季陶等人一起，协助陈其美筹组革命党，还到处动员国民党人加入中华革命党，很是积极。

这天，陈其美对蒋介石说：“眼下，党中领袖、军事将领，一个个离心离德，而反袁革命，其艰巨远过反清，孙先生正需要介石弟你这样的忠贞同志，待忙过了这一阵子，我带你去拜见孙先生。”

“多谢大哥！”蒋介石激动地说。

自从陈其美说要引见孙先生，蒋介石就时时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流亡的日子，他也不再灰心丧气，而是充满了希望。他认真研读孙先生的著述，还在故作漫不经心间，了解那些曾经见过孙先生的人第一次见到孙先生的情形。

一个叫冯自由的人，比蒋介石大5岁，却在14岁时就加入兴中会，是当时年龄最幼的会员，有“革命童子”之称。这时，他也在协助成立中华革命党的事务，蒋介石在闲谈中，便问及他第一次见到孙先生的情形。

“哈哈哈！是孙先生主动拜访我的啊！”冯自由大笑，说，“早在1901年的时候，也是在日本，有人约我去见孙先生，我以为孙先生不过是‘绿林豪杰’，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我还疑心孙先生可能不识字。所以我就不想见他。后来我听说孙先生是个书生，也以为不过是刘秀、邓禹之流，还是不想见。直到1905年的一天，那时我在英国，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我一看，此人温和端正，感到很吃惊。”

还有一个叫朱和中的，早年留学欧洲时加入同盟会。他告诉蒋介石说：“有一天，孙先生去动员留学生参加革命，我念着孙先生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起来。孙先生问其故，我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孙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故而不禁笑了。’孙先生听后，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

蒋介石意识到，孙先生不仅是革命家、理想家，也是手不释卷的读书人。于是，他抓紧一切机会，勤奋苦读。好在，去年在日本躲避期间，读书办杂志，系统思考一些问题，心里有些底数。

终于，陈其美和孙先生约好了时间，专门带蒋介石去拜会孙先生。

“我和孙先生在讨论国内局势和革命谋略之余，也时常说起革命中的小插曲，孙先生也常常询问一些琐事闲情，我已经多次提到了介石弟，还特意把吾弟在日本军校学习深造的事说了。孙先生得知吾弟此刻就在日本，并渴盼见到他时，孙先生便欣然应诺。”陈其美对蒋介石说。

所以，去见孙先生时，蒋介石特意身着士官学校制服，一副军人装扮。

“介石，你知道的，孙先生是公开反对暗杀政敌的，”陈其美嘱咐说，“见到孙先生，不必提及刺杀陶成章之事，免得尴尬。”

“刺杀陶成章，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弟毫无求功、求知之意。”蒋介石说，“但不知孙先生是不是略有耳闻？”

“你想呢？”陈其美反问，“党人成千上万，你与孙先生并无渊源，孙先生何以知道你是谁？何以欣然答应专门见你？”

蒋介石暗忖，孙先生知我，未始非由此事而起[1]。党中的二号人物陪自己专门去会见党的独裁领袖，倘若没有那件事，有这个可能吗？

来到孙先生借住日本友人宫崎的住宅，陈其美走在前面，蒋介石紧跟其后，一同走进了孙先生的房间。

“喔，这就是蒋介石吗？见到你是我的荣幸。”孙先生见蒋介石身着士官学校制服，意气风发，颇是欣喜，伸出手来，握住蒋介石的双手说。

三人落座，开始纵论天下之事。

“中正以为，要为建立真共和、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同志，就必须绝对服从革命的领袖”蒋介石说，“军阀被扫除，革命成功了，国家有了雄厚的基础，民智开化，那时候，才是实行民主、自由的时机。民国肇兴，当时倘若革命同志听从先生的话，实行先生的革命方略，也不会被袁贼夺去了革命果实，我们又来二次革命、三次革命。”

“当时余极力主张实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孙先生说，“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余晓谕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终致今日之局面。”

随后，又谈到了反袁的策略。蒋介石把自己在《军声》上发表的关于争取日本支持，不惜把南满的权益暂时让于日本的想法说了一遍，又纵论了远交近攻的一些策略。

“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孙先生说。

“一般党人，不理解这是革命的方略，”蒋介石说，“甚至有出卖权益的指责，殊不知，先生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让中国建立真共和，实现民主、自由；而袁贼完全是为了个人私利。做这些事，为一己之私即是卖国，而为建立真共和则是爱国。”

三人还具体商议了反袁策略和行动计划。

看得出来，孙先生对蒋介石的谈论，极为欣赏。

不知不觉间，已经谈到了夜深，三个人意犹未尽，不忍别离。

实在是太晚了，陈其美不得不起身，蒋介石跟在他身后，和孙先生道别。

“介石，真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是革命的实行家，这正是革命所最需要的。”临别，孙先生握住蒋介石的手说，“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

蒋介石很激动，也很自豪。

[1]参看蒋介石日记。杨书，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