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光绪三十二年，是西历1906年。这年的春天，东邻日本，樱花已经盛开，正是气候宜人、赏心悦目的季节。

可是，在一个年轻人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沐浴春风的喜悦，反而流露出无奈、无助和焦躁的神情。

这个名叫蒋志清的年轻人，来自中国浙江，不满19岁的年纪，身材不高，尚不足170公分；体重也只有59公斤。这样一个瘦小的年轻人，在东京街头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毫不起眼。如果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就是无可掩饰的落魄和惆怅。

本来，这个年轻人，是为了改变命运，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踏上海轮，来到东邻的。

的确，在这个年轻人的脑海里，早早就生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改变命运，出人头地！

是太多的屈辱和不平，促使这个年轻人苦苦地思索着改变命运的途径。

屈辱和不平，是从这个乳名叫瑞元的年轻人8岁那年开始的。8岁之前，由于家中开着一个不大的盐铺，还有一些田亩，父勤母贤，日子过得可谓无忧无虑。在无忧无虑中，顽童瑞元，也喜欢做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结果还落下了一个“无赖”的“雅号”。

8岁那年，54岁的父亲突然故去，同父异母的兄长要求分家析产，寡母带着瑞元和一弟一妹，艰难度日。随后，4岁的弟弟也不幸夭折了。孤儿寡母的家庭，笼罩在悲恸凄惨的阴影里，而寡母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唯一的儿子瑞元抚养成人，顶门立户。

失去亲人的悲痛固然令人久久难以释怀；但是，更让少年刻骨铭心的，是随着家道衰落所遭受的轻蔑和欺辱。

瑞元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个场景：那天，他和几个小伙伴在邻居家玩耍，刚好到了午饭时间，邻居家主妇端出来香喷喷的鸡汁烤芋头分给小伙伴们吃。在场的所有孩子都有一份，轮到瑞元时，他正想伸手去接，主妇却端着烤芋头转身走了。

瑞元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感到被当众羞辱的愤怒和无助。渐渐地，和瑞元在一起玩耍的伙伴们，也都疏远了他。从街坊四邻的指指点点中，瑞元终于明白了，他们是嫌没有父亲管教的瑞元会把自己的孩子带坏。况且，和这样的穷小子混在一起，只有吃亏，不会有什么出息。

每当听到人们在背后窃窃议论，说他是小无赖、穷酸样、没有父亲教养等等，瑞元都想勃然反击，但最后都不得不强忍怒气。因为，他知道，孤儿寡母的家庭，势单力薄，是逞强不得的。

怎么办？一向好动的瑞元，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喜欢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沉思默想，郁郁寡欢。

思来想去，瑞元坚信，面对现实，自己不能改变别人，但是可以改变自己。而要改变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奋读书，求得功名，出人头地，不仅自己能够扬眉吐气，也好让含辛茹苦的母亲，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

寡母非常理解儿子的心情，也尽力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倾其所有，也要支持儿子读书。然而，靠读书求取功名之路，不久就遇到了挫折：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朝廷一番反思，决定改弦易辙，实行新政，而新政的核心，就是废科举、设学堂、派游学。

虽然不得不断了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的想法，但是，新式学堂更激发了瑞元的学习热情，也极大地开阔了少年的视野。他知道了，这个国家，处在危难中；在这个危难的国度，许许多多的人们，像他一样，生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幸福。

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也好，改变自身的命运也罢，反正，游学海外，已经渐渐成为时尚，瑞元也动了这个念头。在国内，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可是，要留洋，寡母舍得吗？家里的境况能够支撑得起来吗？

一个时期里，在奉化县的龙津中学，这个年轻人每天都早早起床，梳洗后就站在宿舍的阳台上大约半个小时，紧闭双唇，交叉双臂，显示出一副坚定与沉思的神态。

他，在苦苦思索着改变命运的途径。

为此，他处处留心，尤其关注时事，在学校的阅览室内，总是最先抢到上海送来的报纸，如饥似渴地阅读。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天，正好瑞元从县城的龙津中学回到家里，村里甲首到家里催缴差粮，母亲和他发生了争执。瑞元听明白了，自己家里孤儿寡母，近乎穷困潦倒，甲首非但不予体谅关照，反倒以强欺弱，额外多派差粮。寡母认为摊派不公，据理争辩。站在一旁的瑞元义愤填膺，按捺不住，指着甲首破口大骂，几乎大打出手。甲首恼羞成怒，到衙门告了一状，官府派差役传瑞元到衙门听勘。原以为官府是讲理之处，不料官府不问青红皂白，竟然勒逼招供。瑞元无奈，为使寡母免受牵连，便忍辱画押，遂被官府扣押大牢之中，监禁数日。

想自己8岁丧父，一门孤寡无依；而国家又是政污官贪，吏胥势毫，夤缘为虐。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逼，靡有宁曰。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公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母子含愤茹痛，荼孽之苦，不足以喻[1]。年轻人的心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

他清楚地意识到，要解心头之恨，就得出人头地。可是，出人头地的路在哪里？

那时候，所有的热血青年，都把出国留学作为改变命运、实现理想、建功立业的一条捷径。这腐败的政府，不公的社会，已经没有了下层民众的立足之地。于是，忍受屈辱发誓要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外出求学的念头，更加强烈，也更加坚定了。

不仅要留学，而且一定要学军事。

此意已决，年轻人写信向母亲表明心迹：非出人头地，不能解心头之恨，非东渡求学，难有翻身之日！

亲戚朋友闻此讯息，皆不以为然，纷纷劝阻。寡母虽非大家闺秀出身，但却是深晓大理，明白是非之人。有钱有势有门路人家的孩子，纷纷留洋，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不能？况且儿子的志气、志向，也令她感到欣慰。天下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摆脱屈辱、贫困的境地，出人头地呢？所以刚过不惑之年的寡母，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强忍着骨肉即将分离的痛楚，东借西凑，尽力为儿子筹集东渡的盘缠。

终于可以向着自己的理想迈出第一步了。

临行之际，为向亲人表示定要混出个样子的决心之坚定，也表示要与这腐败的政府和不公的社会决裂，年轻人拿起剪刀，要把拖在身后的辫子剪掉。家人手忙脚乱，赶紧予以阻止。要知道，剪辫子，那是大清律明令禁止的，贸然为之，就有性命之忧。为了不让寡母担心，年轻人强忍着，留下了辫子。

不料，来到日本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急于要改变命运，却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严峻考验。

一到东京，年轻人怀着急切的心情，便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振武学校。

这，是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军事学校。

年轻人知道，甲午战败后，政府痛定思痛，决心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到德、奥等国学习军事，后来，包括自己的家乡浙江和湖北两省的少数学生，陆续到了日本，进入了东京的成城学校武科学习军事，并且渐渐带动不少人纷然前来。随着中国留学生日益增多，日本政府为了迎合此一形势，将成城学校武科扩大，改称振武学校，专门吸收中国留学生。

振武学校只是初级军校，但是是取得军官资格的必由之路。按照日本军部的规定，所有报考军校者，必先进入初级军校，毕业后先送入日本的军队以下等兵身份实习半年到一年左右，以下士资格，进入士官学校学习，然后再分发军队实习后，就可以取得军官资格。

蒋志清此番东渡，就是直奔振武学校而来的。

在他的想像中，一旦进入振武学校，不出三年五载，他就摇身变成少尉军官了。

然而，学校方面给他的回答，却似冷水浇背，让他浑身上下，一下子凉透了！

年轻人不知道的是，自己祖国的政府，虽则腐败无能，却对威胁政权的人和事防患于未然、扼杀于萌芽格外留心，早已把控制国民的触角，伸向了海外。

在他东渡的两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西历1906年，清政府已经做出规定并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凡是投考日本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的最高长官或者陆军部保送。

也就是说，径自来投，没有保送，日本的军事学校，是不可能接收他蒋志清的。

岂止如此，清政府还对这个规定实施前已经在读的留学生，派人进行了专门的甄别，被鉴定为忠于祖国政府的，转为官派生；有异志者，则予以剔除。一个同样来自浙江、名叫陶成章的人，据说是秘密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就因此被开除了学籍。

实际上，就在头年11月，日本文部省接受清政府的再三请求，颁布了《关于清国人入学公私立学校的规则》也即《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个文件一颁布，就激起了留学生的强烈不满。各校留学生代表连续好几天都到大清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彻底取消这一规则，无果，留学生300余人遂召开大会，通过《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驳议》，决定实行总同盟大罢课。当时，在日留学生中，以秋瑾、宋教仁为代表，主张集体回国，表达抗议，先头部队200多人先期回国；以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为代表，反对集体归国，主张“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湖南籍留日学生陈天华，留下绝命书，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共讲爱国”，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

对于这些，这个自以为眼界颇是开阔的年轻人，竟都茫然不知。

如此看来，此行未免太冒险太莽撞太仓促了。

他深切地感受到，一个身处下层的年轻人，没有引路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何等艰难！

可是，他不甘心，抱着一线希望，接连跑遍了东京及其周围的军事学校，苦苦恳求。

然而，还是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

现在，年轻人像个没头的苍蝇，四处撞壁，一筹莫展。

[1]蒋介石《报国与思亲》，家书日记选，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