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我们已经对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渊“泛舟海池”的一幕提出了诸多质疑，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就算李渊和近臣真的在海池上泛舟，可宫中有那么多的侍卫、嫔妃、太监、宫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察觉到玄武门前的激烈战斗，也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

在此我们不妨先做一个假设：假如在玄武门战斗爆发时，有一个人（或侍卫、或嫔妃、或太监、或宫女，或随便宫里什么人），他的眼睛、耳朵、手脚功能都还正常，没有被施以迷魂术和定身术，及时向皇帝通报了政变消息，那么李渊会作何反应？

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他会继续悠然自得地泛舟，等着尉迟敬德或随便哪个政变将领前来逼宫吗？

显然不会。这个时候，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一、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近卫禁军刀出鞘、箭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二、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裁决；三、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随后调查事变真相，严惩政变者。

所以，只要整座太极宫中有一个人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正常，及时向皇帝报警，那皇帝肯定会采取上述举措。而一旦皇帝采取上述举措，李世民的这场政变还有几分胜算？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但是他必然要与皇帝开战。而我们知道，在玄武门事变前夕，李渊对皇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所以，秦王斗胆与皇帝开战的结果，恐怕不会令人乐观。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是真实的，也就是尉迟敬德是直到前方战斗接近尾声时才入宫去找高祖的，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个天大的赌。

赌什么呢？

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极宫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丧失了正常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

这可能吗？

这当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么李世民要如何保证玄武门前开战的同时，太极宫中的所有侍卫、嫔妃、太监、宫女都不会去向皇帝报信呢？

答案只有一个——控制他们。

如何控制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宫，用武力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可行、真正有效的“定身术”！

到这里，一个被李世民和贞观史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

那就是——事实上玄武门之变有两个战场：一个在玄武门前，一个在太极宫中。

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是公开的第一战场；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

那么，这个战场的范围有多大？是整个太极宫吗？最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是所有侍卫、嫔妃、太监、宫女吗？

这是不可能的。李世民绝不会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个太极宫中去漫天撒网。而且就算你控制了九十九个，只要有一个漏网，跑去跟皇帝报信，整个行动照样是前功尽弃。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由此可见，即便只是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入冥记》中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也完全可以成立。也就是说，李世民要想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精神正常、大权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绝对会采取应变措施，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而事实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后，立刻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

这应该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尽管这个真相被贞观史臣极力掩盖，但是在现有史料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线索和疑点。从这些线索和疑点入手，我们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首先，在《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段话：“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此外，在《唐文续拾·卷二》李俨所撰的《杜君绰碑》中，我们也发现了“矢及宸闱”这样的说法（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杜君绰是进入玄武门埋伏的九人之一）。

“流矢及于内殿”、“矢及宸闱”……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什么呢？

所谓“内殿”和“宸闱”都是指皇帝所住的地方。既然连箭都射到了皇帝面前，那么李渊还怎么可能安心地“泛舟海池”呢？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流矢及于内殿”和“矢及宸闱”应该都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一种较为隐讳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李世民派兵入宫控制高祖的过程中，肯定与皇帝身边的禁军侍卫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武装冲突。因为皇帝身边的侍卫不可能全被李世民收买，而一旦看见秦王带着士兵杀气腾腾地闯进宫中，那些侍卫也断不会束手就擒或者坐以待毙，可见一定范围内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而发生战斗的时间，应该是与第一战场、也就是玄武门前的混战同步，也就是东宫齐王兵正猛攻玄武门的那个时候。

要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下面这些疑点和线索也是绝不容忽视的：

第一，回顾玄武门之变的整个经过（参见两《唐书》、《资治通鉴》中相关记载），有一个现象令人满腹狐疑，那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射杀李建成并意外坠马之后，忽然就从史料的记载中“消失”了，直到尉迟敬德迫使高祖发出敕令，交战各方全部放下武器，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李世民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演出了“跪而吮上乳”的一幕。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无端“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李世民上哪里去了？他都干了一些什么？如果说李世民是因为坠马受伤，被扶到什么地方休息去了，史书中为何只字不提？此外，身经百战、英勇过人的秦王李世民，会仅仅因为“坠马”而丧失作战能力吗？在战场上一向身先士卒、不顾枪林箭雨而冲锋陷阵的秦王李世民，会仅仅因为受了一点轻伤就下火线吗？他会放心大胆地把入宫控制高祖的关键行动交给手下，然后躲到安全的地方静观事态演变吗？

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可能。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战斗”，所以他必然会全力以赴，也必然会拿出百倍的勇气、决心和力量来进行这场战斗，直到政变成功的那一刻。而当李世民袭杀建成和元吉后，能否迅速开辟太极宫中的第二战场、能否在第二战场取得成功，最终将决定玄武门之变的成败！

在此情况下，即便坠马受了一点轻伤，李世民也绝对不可能躲起来休息。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李世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率兵入宫开辟第二战场，控制高祖和那些宰执重臣。正因为此，贞观史臣才会把李世民的这段去向全盘删除，以致在现存史籍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空白。

第二，在《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我们发现秦王麾下的“八百勇士”在政变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令人百思不解的异动。在我们前面引述的“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这句话之后，史书接着写道：“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

这里所说的“左右数百骑”，很可能就是李世民“素所蓄养的八百勇士”之全部或大部。令人极为不解的是，当东宫和齐府兵猛攻玄武门、并且与守门禁军“良久接战”的时候，秦王麾下最亲信的这支精锐上哪儿溜达去了？为什么直到“玄武门守卫战”已经接近尾声，秦王左右数百骑才姗姗来迟地加入到玄武门前的战斗，从而扭转了之前的不利形势，致使东宫和齐府兵最终“败散”？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跟随秦王奔赴更重要的地方了。而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第二战场、也就是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的地方。

因此，从秦王麾下这支精锐部队的异动中，我们足以解读出三个方面的信息：一、它进一步向我们证实了第二战场的存在；二、它让我们看清了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大致的兵力部署；三、它向我们解释了第一战场、亦即“玄武门守卫战”为何险象环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兵力部署：在李世民及其幕僚所制订的政变计划中，袭杀太子和齐王后，负责防御玄武门的只能是原本驻防在此的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部；而最精锐的秦王府八百勇士，则与李世民一同进入太极宫，负责消灭皇帝身边敢于顽抗的禁军侍卫，进而控制皇帝和重臣；同时，秦王的麾下骁将，如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很可能也跟随李世民进入了第二战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第一战场一再遭遇险情的原因。诸如：东宫和齐府兵“驰趋玄武门”时，为何只有一个张公瑾“独闭关以拒之”？那是因为：多数骁将和秦王府精锐当时都不在玄武门。还有，敬君弘、吕世衡为何会战死？这只能证明：留在玄武门进行防御的兵力实在是很薄弱。此外，当东宫齐府将士鼓噪着要转攻秦王府时，秦王阵营为何“将士大惧”、束手无策？那是因为所有的兵力都被配置在第一战场和第二战场了，至于秦王府这个“第三战场”，肯定只留下了一部分老弱残兵，显然是不堪一击的。估计在李世民及其幕僚的计划中，秦王府是无力也无意保全的，很可能早已做好了被攻破的打算。

第三，讨论至此，我们就要引出又一个足以证明第二战场存在的有力证据，那就是秦王妃长孙氏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动向及其所发挥的相关作用。

按《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当李世民“方引将士入宫授甲”时，长孙氏“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新唐书·文德长孙皇后传》称：“及帝授甲宫中，后亲慰勉，士皆感奋。”两《唐书》都记载了长孙氏跟随李世民一起进入了太极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她的任务仅仅是去慰勉将士的吗？

我们认为，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长孙氏之所以出现在太极宫中，至少可以证明以下三点：一、秦王府的精锐确实已经倾巢而出，府中防守空虚，早就做好失守的打算，所以李世民才会把长孙氏带在身边，以免遇害；二、既然两《唐书》都明确记载，李世民和长孙氏不但一起带着将士进入太极宫，而且还在宫中“授甲”，那么李世民在宫中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实就更是毋庸置疑了；三、在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中，他们夫妇肯定是有所分工的，长孙氏所充当的很可能是“安抚使”的角色。

也就是说，李世民及其将士负责对付皇帝身边有可能顽抗的侍卫，手段是采用武力；而长孙氏则负责对付余下那些嫔妃、太监和宫女，手段则是尽力安抚。道理很简单，李世民入宫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皇帝，而不是无端杀戮，所以他会尽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结果，只要是能够安抚的人，李世民绝不会轻易诉诸武力。

因此，长孙氏此时所起到的，就是秦王府的任何人（包括李世民）都难以发挥的作用。凭着女性亲切温婉的先天优势，加之秦王妃的尊贵身份，以及平素与后宫嫔妃的交情，还有谁比她更适合担任“安抚使”的角色呢？

关于长孙氏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作用，《旧唐书·房玄龄传》中还有一处记载可资佐证：“玄龄尝因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

众所周知，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功臣榜上名列第一（《旧唐书·房玄龄传》：“贞观元年……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假如长孙氏没有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褚遂良又怎么可能把她和第一功臣房玄龄相提并论呢？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确实曾经“囚慈父于后宫”，而有关这个“囚父行动”的具体过程，虽然现有史料均不可考，但我们仍然可以依据常识和逻辑来做出进一步推断。

首先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当然是逼迫父亲交出政权。

接着我们还可以问：假如李渊坚决反抗，誓死也不交权，那李世民该怎么办？

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

至此，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亦即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们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亦即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弑父”！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们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够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这就算不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

根据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尽一切手段迫使父亲就范的过程中，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的？又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后来改史时原封不动、公之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词地敷衍过去。

然而，经由残留在史书中的蛛丝马迹，借助常识和逻辑的力量，我们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窥破了李世民极力向世人隐瞒的真相。

对于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行为，今天有一部分读者很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伟人情结”，没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辉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们在崇拜伟人的同时，更需要尊重事实。时至今日，关于贞观君臣改史之事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所以我们也不必再“为尊者讳”。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污点，丝毫改变不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事实，也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故作惊人之语，把李世民改史的行为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他“腰斩”了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信史”传统，言下之意是李世民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罪莫大焉”！

其实这样的指责又未免矫枉过正了。中国的信史传统和史官精神固然有不阿权贵、秉笔直书的一面，但是早在孔子时代，删削历史的行为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在某种主观目的的驱使下，对史实进行删削、涂饰和修改。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可见，李世民并非“改史”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李世民身后，喜欢用权力摆弄历史的统治者也代不乏人。

诸如宋太宗时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就要时时送交皇帝“御览”，而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之死的历史记载，正是在太宗赵光义的直接干预和授意篡改之下，变成了又一桩千古悬案。到了清代，皇帝对历史和文化的“热衷”程度更是盛况空前，不但大兴文字狱，而且发展到了借修书之名大规模消灭“异端”文化的地步，此亦众所周知之事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胡适才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由此可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李世民绝不是第一个对“小姑娘”动过手脚的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