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杨文干事件”之后，太子与秦王的政治PK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经过杨文干事件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运用常规政治手段解决纷争已经不可能了，最后的办法只能是诉诸武力。

在最后的生死对决到来之前，李世民决定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洛阳。为此，李世民特意命麾下骁将张亮率一千余人前往洛阳，同时给了他一大笔金帛，让他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以东）豪杰，尽快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形势一再恶化，实在迫不得已，李世民也不惜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忽然大举调动，自然没有逃过对手的眼睛。

齐王李元吉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李渊随即下令逮捕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

情况十分危险。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世民的麻烦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没有用错人，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片言只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朝廷只好将他释放。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

面对秦王府的异动，太子李建成坐不住了。他举办了一场夜宴，特意邀请李世民出席。

当然，这是一场鸿门宴。

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所谓“吐血数升”可能是史家的夸张，但是李世民差点被太子毒死则是事实。

当晚，一同赴宴的淮安王李神通赶紧把李世民送回了秦王府。

李渊闻讯，马上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

这几年来，尽管李渊也意识到了李世民的夺嫡野心，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不想重蹈隋文帝杨坚的覆辙，更不想看到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兄弟阋墙，自相残杀。

李渊随后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他知道此刻的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推辞。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

其实，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我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二千余人，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二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李渊最后说了一句：“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蛟龙入海、猛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他就只是一介匹夫，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太子随后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李渊想想也有道理，于是出尔反尔，取消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

接下来的日子，太子和齐王开始不择手段地剪除秦王的羽翼。

首先，太子用重金贿赂秦王麾下的尉迟敬德、段志玄等将领，但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齐王恼羞成怒，又派刺客去刺杀尉迟敬德，可同样没有成功。

太子阵营磨刀霍霍，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房玄龄、长孙无忌力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可李世民却不置可否。

紧接着，太子和齐王又怂恿高祖，把李世民的得力助手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逐出了秦王府，进一步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北方边境传来战报，称东突厥数万铁骑正在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并要求征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及精锐部队，让他们接受齐王李元吉的统一指挥。李渊全部照准。

太子和齐王已经图穷匕见。

最后，太子李建成又制订了一个除掉李世民的计划。他对齐王说：“眼下你已经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唐长安城西南）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皇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即位之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

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

关键时刻，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此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他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

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力劝李世民动手。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李世民终于下决心发动政变，武力夺嫡。

玄武门之变就此爆发……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一到初三，太白金星一连数日都出现在长安的上空。太史令（天文台长）傅奕赶紧入宫向李渊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高祖李渊大为震惊。倘若秦王真有天命，那要把太子置于何地？

极度不安的李渊随即命秦王入宫，准备对他进行最后的警告，必要时也打算对他采取非常手段。不料，李世民却反而呈上了一道密奏，指控太子和齐王**后宫。李渊又惊又怒，宣布第二天早上让三个儿子入宫对质。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及数百名武士早早进入太极宫，伏兵于玄武门。

玄武门是太极宫的北正门，也是皇城禁军的屯驻地，更是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谁控制了玄武门，谁就能控制太极宫，进而控制长安、号令天下！

李世民棋先一着，很早就收买了驻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人。而李建成却对此一无所知。

就在李世民伏兵玄武门的同时，后宫的张婕妤十万火急地赶到东宫，把昨夜探知的秦王密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子。太子立刻通知了齐王。齐王警觉地说：“应该立刻集结军队随时待命，同时托疾不朝、静观其变。”

如果李建成听从李元吉的建议，那么李世民的政变就将彻底落空。可李建成太自信了，他以为秦王如今已是一只被剪除了翅膀和利爪的苍鹰，再也无力搏击长空了。所以，太子对齐王露出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笑容，说：“卫戍部队都已集结待命，我们大可以放心入朝，关注事态的进展。”

太子的自信和轻敌就此铸成大错。

太子和齐王走到临湖殿的时候，李建成的心头忽然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因为周遭的一切太安静了，静得就像一座空山幽谷，让人头皮发麻、脊背生寒！李建成说不上这种怪异的宁静意味着什么，但是强烈的不祥之感还是像水上的涟漪一样迅速在他的胸中弥散开来。

李建成不由自主地勒住了缰绳。

“恐怕有变！”他低低地对齐王说了一声，然后迅速掉转了马头。

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此刻，李世民忽然从玄武门中飞驰而出，大声呼叫太子和齐王。

李元吉赶紧转过身去，飞快地搭弓上箭。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一向自诩勇武的大唐四皇子一连三次都没能把手上的弓拉满，结果三箭射出，都在距秦王一丈开外的地方颓然落地。与此同时，李建成正疯狂地挥动马鞭，带着他的一小队侍从头也不回地朝东宫狂奔而去。

可是，李建成拍马疾驰的速度显然不会比李世民索命一箭的速度更快。

李世民稳稳地射出一箭。

空中划过一声尖锐的呼啸。

然后，这凌厉的一箭就不偏不倚地从李建成的后背没入，从前胸穿出。

李建成当场毙命。

看着眼前的一幕，李元吉顿时魂飞魄散。就在他愣神的瞬间，尉迟敬德已经率领七十多名骑兵紧随李世民冲了过来。

骑兵飞快地射出几箭，李元吉应声坠马。

李世民的坐骑在疾速的奔跑中忽然失去控制，窜进了斜刺的一片小树林中。由于骑速太快，来不及勒住缰绳，整个人被树枝挂了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顿时动弹不得。

此时，负伤的李元吉突然冲到李世民面前，夺下他的弓，猛然扼住了他的咽喉。

尉迟敬德大声叱骂着追进树林。李元吉不得不扔下李世民，朝武德殿的方向拔腿飞奔。尉迟敬德很快追上去，一箭将他射杀。

太子被杀的消息传回东宫后，东宫将领冯翊、冯立顿时仰天长叹：“我等岂能在太子生时受其恩，而在他死后逃其难呢？”遂与东宫将领薛万彻、齐王府将领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精兵二千人，迅速杀向玄武门。

大兵骤至，情势危急，膂力过人的张公谨未及叫上左右，独自一人关闭了沉重的宫门。

负责防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敬君弘准备挺身出战，左右劝阻：“事情未见分晓，暂且静观其变，等大兵会集再出战也为时不晚！”

应该说，左右将士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秦王虽然一举除掉了太子和齐王，可接下来形势会如何演变谁也无法预料，所以作壁上观才是最安全的办法。然而，对秦王忠心耿耿的敬君弘并未采纳这个消极观望的建议。他毫不犹豫地与中郎将吕世衡一起率部迎战。可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一番血战之后，敬、吕二将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冯立、薛万彻等人继续指挥军队猛攻玄武门，战斗极为激烈。薛万彻见部下多有伤亡而宫门久攻不下，马上和士兵们一起鼓噪着要转攻秦王府。玄武门上的将士大为惶恐——秦王府的精锐都已倾巢出动了，现在守卫王府的那些老弱残兵根本没有防御能力！

正在众人焦急措手之际，尉迟敬德突然纵马疾驰到东宫和齐王卫队的阵前。

他的手上高高举着两颗鲜血淋漓的头颅。

那是太子和齐王的首级。

东宫和齐王的部队一见主子被杀，士气尽丧，随即四散逃逸。冯立、薛万彻等人只好带着数十名亲信逃出长安城，亡命终南山。

按《资治通鉴》记载，当太子和齐王喋血玄武门时，高祖李渊正与裴寂、陈叔达、萧瑀等人在海池（皇宫内的人工湖）上惬意地泛舟。

就在他们即将靠岸上朝的时候，浑身上下沾满鲜血的尉迟敬德忽然大步向他们走来。他披戴盔甲，手执长矛，身后跟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

李渊和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愕，面面相觑，直觉告诉他们——一定有非常严重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直到尉迟敬德走到面前跪地叩首，李渊才回过神来，用尽全身的力气厉声质问：“谁人作乱？你来这里干什么？”

尽管李渊努力要表现出一个天子应有的威严，可他分明听见了自己声音中的战栗。

“回禀皇上，太子和齐王叛变，秦王已率领军队将二人诛杀！唯恐惊动陛下，特意命臣前来护驾。”

就像一声晴天霹雳轰然在耳边炸响，李渊感到了一阵剧烈的晕眩。他的身体摇摇欲倒，左右连忙上前搀扶。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长久以来的担忧和疑惧终于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李渊艰难地把目光从尉迟敬德的身上移开，把脸转向那些宰执重臣，用一种近乎虚脱的声音说：“没料到今日终于发生这种事，诸贤卿认为该怎么办？”

一向倾向于太子的裴寂比皇帝更加惶惑而茫然，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一向同情秦王的陈叔达和萧瑀则斩钉截铁地说：“建成和元吉当初就没有参加起义，对于帝国的建立也没有多大功劳，并且嫉妒秦王功高望重，所以才会共同策划对秦王不利的阴谋。秦王今日既已将他们剪除，而且功盖宇宙、天下归心，陛下如果封他为太子，把朝政大权移交给他，便不会再有什么事端了！”

此时此刻，老皇帝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们说得对。”李渊喃喃地说，“这正是我的夙愿。”

此时，玄武门的兵戈尚未停息，禁军、秦王卫队与东宫、齐王府卫队依然在鏖战不止。尉迟敬德向高祖提出要求，请他颁布一道敕令，命各军一律服从秦王指挥。

李渊很清楚，这是秦王诛杀太子和齐王后必然要走的一步棋——第一步是兵权，第二步是储君之权，而第三步，无疑就是皇权！

这是一个夺嫡篡位者必然要上演的政变三部曲！

然而，明知如此，李渊也只能照办。

片刻后，侍中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飞驰出宫，一路高声宣布皇帝敕令，那些仍在纠缠恶斗的士兵们才陆陆续续放下了武器。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李渊又命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晓谕众将士，惶惶不安的东宫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政变当日，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被斩首。

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可想而知。

老皇帝李渊眼睁睁地看着十个孙子人头落地，可他却无能为力。

最后，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太子和齐王的左右亲信。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

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宣告中止。

同日，万般无奈的高祖颁下诏书：“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

六月五日，冯立和谢叔方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

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至此，李世民终于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初八，高祖李渊正式宣布传位太子，退位为太上皇。八月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是为唐太宗。

从此，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贞观盛世——也从这一刻起掀开了帷幕。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绚烂恢宏，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诚如某些学者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

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伟业又何尝不是一面巨大的“招魂幡”呢？

无论盛世贞观在后人的心目中获享怎样的景仰和尊崇，也无论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多么光辉而伟大的政治典范，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个尘封的角落，它却可以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产物，也可以是一面招魂的旗幡。

换句话说，对于父兄和弟侄在道德与亲情上的巨大亏欠，使李世民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努力去偿还。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构成了开创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那最不为人所知却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当然，这种努力对李世民本人来讲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是极为隐晦而难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灵魂的自我救赎”的确具有非凡的意义——就像是一种无上的信仰之于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御极后的种种自律、宽宏和坚忍。唯其如此，它才能推动李世民从“个体的小我”走向“历史的大我”，从阴暗而血腥的玄武门走向华丽而光明的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