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失眠。

原因很复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我想是因为警觉——对周遭一切潜在的危险所时刻保有的警觉。

从年轻的时候起，我对世界就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座丛林——一座人心叵测而又人人自危的丛林。每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也许都隐藏着一两个敌人，他们随时会跳出来咬你一口。所以你要时刻小心提防。你最好学会一种本事，那就是预测敌人所在的方位、所具备的实力以及他出手的时间。在他们扑出来之前，你就得把他们干掉，把一切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我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最后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我会在自己的堡垒里冷冷地窥视这座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味，以充分保障自己的安全。

也许正因为此，世人对我最为集中的评价就两个字——阴鸷。

可我情愿认为这是在夸我。

我的阴鸷让我在大唐帝国的相位上稳稳当当地坐了十九年，任何人都无法撼动；我的阴鸷让整个天下自皇太子以下的人在我面前都要敛目低眉、垂首屏息、脚下不敢随意移动半步；我的阴鸷让天宝年间最嚣张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大冬天里见到我都要汗流浃背，我随口给他一两句评价，他要么就欣喜若狂、要么就惶惶不安，比圣旨更让他敬畏；我的阴鸷还使我把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一直保持到我死的那一刻……

如此种种，你们说，阴鸷不好吗？

在我出手做一件事之前，任何人都别想预先揣测我的任何意图；与此相反，我对帝国里每一个我认为重要的人物——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的内心世界都了如指掌。所以我总是能左右逢源，也总是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乃至经常可以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

你们说，阴鸷不好吗？

当然，阴鸷纵然有千般好处，可还是有一点不好——它总是让我活得过于紧张，让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显得不太融洽。

所以我经常失眠。我总是觉得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暗藏杀机。我总是感到在某一个夜晚，会有一个刺客突然从黑暗中闪出，一剑刺穿我的梦境，并且割破我的喉咙……所以我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我那庞大奢华的宅第里到处都是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晚上我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连我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简言之，我夜晚的大部分时间也许并不是在**度过的，而是在这一张床到那一张床的路上。

就像现在——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的这几个晚上，我虽然已经病势沉重，无法下地行走了，可我还是经常让手下抬着我通过暗道不断地转移寝室。

尽管我知道死亡已经离我很近，可我不想改变这个习惯——我宁愿让死神伸出冰冷的白爪公然攫走我的生命，也不愿让某个政敌派出的刺客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抹了我的脖子。

换句话说，我只能输给死神，不能输给对手。

其实，从我患病的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跟死神握手言和了。我不再像从前那么厌恶和恐惧死亡。死亡固然会夺走我生前所拥有的一切，可它也会给我一份生前所享受不到的馈赠。那就是一场真正的睡眠——一场没有对手没有刺客没有担忧没有恐惧的美妙而安详的长眠。

在这座危险的丛林中行走了这么久，我可能真的是累了。

我已经拥有过人世间最美好的一切：权力、地位、财富、功业、名望、享乐、美女……

而今我已了无遗憾。

我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一场不被打扰的睡眠。

此刻，深冬的冷风拍打着寝室的窗棂。我嗅到了一种冰凉而腐烂的气息。我不知道它是来自落叶堆积的后花园，还是来自我的身体深处。是不是我的内脏已经开始腐烂了？趁着它还没有烂透，我就给你们讲讲我的一生吧。

在我看来，人是生而自由的，可他无往而不在丛林之中。因此我想，我的自述或许对你们不无裨益。

如果要给这篇自述起个名字，我该叫它什么呢？

《仕途指南》，还是《丛林导读》？

一

其实我们家族本来也算是皇亲国戚，只可惜一代不如一代。我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被封为长平王，官任刑部侍郎，死后赠灵州总管，从二品。我祖父李孝斌官至原州长史，从三品，相当于你们今天的军区参谋长，跟曾祖父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我父亲李思诲则更不如意，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扬府参军，官阶是正七品上。所以我从小就立下了光大门庭的志向。我知道我的父亲位卑权轻，没办法助我一臂之力，当然只能把目光转向我的母亲这一系。所幸我的舅父姜皎仕途畅通，深得玄宗宠幸，被封为楚国公、官拜工部尚书。

我年轻的时候当了一个千牛直长的底层小官吏。那么小的一顶乌纱帽对我来讲只能说聊胜于无。于是我就跟飞黄腾达的舅父走得很近。而他也恰好很喜欢我。开元初年，凭着这层关系，我当上了太子中允，正五品下。虽然官阶不高，但总算进入了东宫，初步涉足长安的官场。我舅父姜皎有一个姻亲源乾曜在朝中担任正三品的侍中，掌管门下省，位高权重，我就刻意结交了他的儿子源洁。跟他厮混了一段日子后，我就请他帮忙，求他父亲给我补一个实缺。

源洁找了一个机会对源乾曜说：“李林甫要求当个司门郎中。”

郎中的官虽然也不大，可毕竟有一些实权，不像太子中允那样纯粹是个闲职。我原以为这件事十拿九稳，没想到源乾曜竟然一口回绝。

而且他说的那句话让我一辈子铭心刻骨。

他说：“郎官必须由品行端正、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任，哥奴（我的小名）岂是做郎官的料？”

言下之意，我哥奴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品行不端、没有才能、名声不佳的人。当源洁哭丧着脸把他父亲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我时，我笑了笑，不但一点没生气，反而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没事。

其实那一刻我的心里就像有三千道火热的岩浆在剧烈地奔突，可我脸上并未流露丝毫。

如果说我的这篇《导读》应该要有一些关键词，那么这里我就要告诉你们第一个，那就是：隐忍。无论你内心是狂怒还是狂喜，都不能让它们流露在脸上。

源乾曜的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直到今天依然响彻在我的耳边。那一刻我在想：我会让你源侍中瞧瞧，看我这块不能当郎官的料最终会当什么。

结果呢？我成了大唐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源侍中绝对想不到，我哥奴居然是当宰相的料！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了类似的话，你要笑着说：没事。然后拿出你所有的智慧和力量去证明——他是错的！

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就不能生气。生气没有用，它只会让你伤害自己又得罪别人，一点建设性都没有。古往今来，凡是成大事者，必定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必定是临事“有力而无气”的人。一千多年后上海滩有个叫杜月笙的大佬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和我很有共鸣。他说：“这世上有三种人，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下等人没本事有脾气。”

你看，他说得多好！

源乾曜为了不至于让他的儿子太难堪，几天后就授给了我一个东宫的“谕德”之职，虽然官阶比太子中允高，是正四品下，但仍然是闲职。

我表面上显得很高兴，对他们父子千恩万谢，内心却波澜不兴。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获得我想要的实缺，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几年后，我几经辗转，终于调任国子监的国子司业一职。相当于你们今天的教育部副部长。虽然属于平调，但显然握有一些实权。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广文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京师七学。其中国子学和太学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生员皆为高官显宦的子弟。而且每年我都会参与主持毕业考试，登第者呈报吏部和礼部，再经二部遴选后正式入仕为官。所以，这样的一个职位显然非常有利于我与那些朝廷大员们进行微妙的互动。

说白了，哪一个学生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学而优则仕”呢？而决定他们的学业是否优异的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掌握在我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说，那些朝廷大员们会不和我礼尚往来吗？

开元十四年（公元713年），我升迁为御史中丞，正四品。虽然官阶仍不是很高，但是手中握有弹劾百官之权。这是朝廷的一个要害职位，很符合我的意愿。

我之所以能获此职，是得益于另一个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援引。

而宇文融就是我当年的学生家长之一。

几年后我又调任刑部侍郎，未久又迁吏部侍郎，官阶虽然都只是四品，但职权显然一次比一次更重。我就这样一步一步迈上了帝国的政治高层，但我的目标远不止此。

我想的是如何才能进入权力中枢，最终成为大唐的宰相。

为此，我锁定了两个人物，决定不择手段地向他们靠拢。

一个是皇帝李隆基最宠幸的嫔妃武惠妃，另一个是皇帝最宠幸的宦官高力士。

李隆基在当临淄王的时候最宠幸的是赵丽妃，所以登基后立了丽妃所生的李瑛为太子。可后来皇帝转而宠幸武惠妃，对她所生的寿王李瑁的宠爱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子，甚至超过太子。皇帝屡有立武惠妃为皇后之意，可大臣们极力劝阻。因为武惠妃是武则天侄子武攸止的女儿，大臣们说：“武氏与李唐社稷有不共戴天之仇，岂可以其为国母？况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自己又有儿子，一旦成为皇后，太子必危。”皇帝不得已而作罢。

对于武惠妃来说，朝堂上没有她的同盟，对她是很不利的；而对于我来说，在后宫中没有人，要影响皇帝又谈何容易？所以我决定与她携手成为战略伙伴。于是我委托宫中的宦官向武惠妃抛出了橄榄枝。我跟她说：“愿意保护寿王。”武惠妃极为感激，遂将我引为同道。

而另一个人物、宦官高力士对皇帝的影响力，则肯定要远远大于很多朝臣。天子曾经公开说：“有高力士当值，朕才睡得安稳。”可见其受宠幸的程度。为了跟高力士搭上线，我绕了一个大弯。我使出了早年混迹市井惯用的一些暧昧手段，与另一个姓武的女人建立了私情。这个女人是武三思的女儿、侍中裴光庭的妻子。我之所以和她产生婚外情，当然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因为我想通过她影响高力士——因为高力士曾经是武三思的门人。

在其时的长安皇城，谁能成为武惠妃和高力士的朋友，谁就能成为天子眼前的红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手段是高明的，而结果当然就是美满的。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春，裴光庭病逝。武氏还没做足丧夫之痛的样子，就急不可耐地示意高力士推荐我继任她丈夫的侍中之职。虽然高力士表示为难，不敢向皇帝提出来，可他毕竟觉得有负旧主所托，便一直寻找机会补偿。

几天后机会出现了。皇帝李隆基让时任中书令、宰相的萧嵩物色一个人当他的同僚。萧嵩几经考虑，推荐了尚书右丞韩休。皇帝同意，可他任命韩休的诏书还未起草，高力士便第一时间通知了武氏，而武氏又立刻告诉了我。于是我便带着满面笑容，赶在天子的诏命之前拜访了韩休，向他表示了祝贺。

韩休赔着笑脸，眼中却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仍旧笑得一脸神秘。那意思是说，相信我，没错的！

片刻之后，皇帝任命韩休为宰相的诏书就到了。韩休又惊又喜地看着我，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此后便一直对我感恩戴德。

韩休这人是一根直肠子，说好听点就叫刚直不阿，说难听点就叫又臭又硬。他当上宰相后，不但丝毫不领萧嵩的援引之情，还三番五次当着皇帝的面和他吵得面红耳赤，搞得萧嵩狼狈不堪又懊悔不迭。相反，韩休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说我的好话，说我的才能堪为宰相。

可见人是多么感性的动物。他很容易喜欢上一个当面告诉他好事的人，却很不愿意相信会有人在背后帮他做好事。

在韩休的大力举荐下，再加上武惠妃在天子耳边日以继夜地吹枕头风，皇帝终于任命我为黄门侍郎。虽然官阶仍然是正四品，可已经是门下省的副职，能够随侍皇帝左右，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我看见自己距离宰相之位仅有一步之遥。

我知道，我哥奴位极人臣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韩休这根直肠子不但常搞得萧嵩不爽，也总是让皇帝不爽。皇帝有时候在宫内宴饮作乐，或是在后苑游猎的时间稍长一点，就会不安地问左右说：“韩休知道吗？”可往往话音刚落，韩休的谏书就到了。皇帝顿时意兴阑珊，闷闷不乐。左右说：“自从韩休当宰相后，陛下形容日渐消瘦，为何不赶走他？”皇帝叹道：“我形貌虽瘦，天下一定肥。萧嵩做事总是顺从我的意思，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常力争，退朝后，我睡得安稳。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的身体。”

皇帝这话虽说得好听，可日子一久，他也难免对韩休心生厌烦。开元二十一年冬天，萧嵩和韩休又在朝堂上大吵了几次，萧嵩终于忍无可忍，向皇帝提出要告老还乡。皇帝说：“朕又没有厌恶你，你何必急着走？”萧嵩说：“臣蒙受皇上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甚。在陛下不厌弃臣时，臣尚可从容引退；如已厌弃臣，臣生命尚且不保，怎能自愿引退？”

皇帝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待朕慢慢考虑。”

皇帝考虑的结果，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把两个人都从宰相的职位上给撸了下来。萧嵩贬为尚书左丞，韩休贬为工部尚书。同时启用裴耀卿和张九龄为相。

当上黄门侍郎后，我经常要出入宫禁侍奉皇帝。以此职务之便，我结交了宫中的许多宦官嫔妃。当然，我为此花费了不少钱财。

不过这绝对值得。

因为这些宦官嫔妃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有关皇帝的一切情报。没过多久，我就对皇帝的性情、习惯、好恶、心态乃至饮食起居等一切细节全都了然于胸。所以，凡有奏答应对，我总能符合皇帝的心意，满足他的愿望。

试问，哪一个天子不喜欢事无巨细都能随顺己意、体贴入微的臣子呢？这样一个臣子，又怎么可能不出人头地呢？

二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二十八，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

就在这一天，我被天子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与裴耀卿和张九龄同列。

我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宰相。

在五月的骄阳下，我看见了盛夏的果实。在幽暗曲折的丛林中穿行多年，我终于抵达梦想中的阳光地带。我知道，这一天不但是对我富有意义的，而且将在许多人的心中唤起种种微妙难言的情绪。

我逐代没落的家门和族人们，将以我为荣为傲；曾经不拿正眼瞧我的源乾曜们将为此惊愕，而且这种惊愕足以令他们回味一生；我在政坛上的同盟者将为此感到庆幸；我的政敌们将因此而恐惧，他们生命中的许多不眠之夜亦将由此开启；朝野上下将有许许多多人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揣摩我的心意，跟从我的好恶，为博得我的赏识而孜孜以求，以成为我的拥趸而沾沾自喜。

而我的同僚裴耀卿和张九龄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为判断我究竟是敌是友而进行激烈的思考，既大伤脑筋又心怀忐忑……

从千牛直长到大唐宰相，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可我知道，要爬上这个位子不容易，要守住这个位子则更不容易。

古往今来，短命宰相不胜枚举。究其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于人性的懵然无知。换句话说，他们疏于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抓不住人性的弱点，也就无法借此发挥自己的优势。

所以这里就有了《导读》的第二个关键词：洞察人性。

人性相当复杂，有着种种斑驳陆离的表象。可你一旦深入内核，就会发现它的本质实际上极其单纯。一千多年后那个叫戴尔·卡耐基的美国人说过这么几句话——

“当我们要应付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记住，我们不是应付理论的动物，而是在应付感情的动物。”“人的行动都是由欲望和需要所诱发的。无论在生活领域，还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如果你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同，那最好先激起对方某种迫切的需要。若能做到这点就能左右逢源，否则就会到处碰壁。”

我认为这几句话切中了人性的要害。

促成我当上宰相的人有五位：武氏、武惠妃、高力士、韩休，还有大唐天子李隆基。我相信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如何被自身的感情（或者说感性）和需要（或者说欲望）所支配，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帮助我达成了目标。当然，前提是我必须对他们进行细致的观察，从而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和需要了如指掌。

我从武氏身上捕捉到的是她对于男女之情的需要，所以她愿意为我的前途而奔走。而武惠妃虽然表面上受尽恩宠，实际上却一直怀有色衰爱弛、富贵不能长保的恐惧，所以她需要在朝臣中寻求可靠的同盟者。而高力士则是比较恋旧的人，所以他对旧主始终抱有一种感恩和报恩之情。还有韩休，我也说过了，他脑袋里只有一根筋，刚直不阿的外表下掩盖的其实是感情用事、率性为人的幼稚性格。至于说天子李隆基，他同样逃脱不了爱屋及乌的人之常情，当他身边最宠幸的几个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说我的好话时，他有可能讨厌我吗？当然不会。另外，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他左右宦官所透露给我的信息，我就很容易确认天子所需要的宰相类型。那既不是萧嵩那种一味顺从型的，更不是韩休那种犯颜直谏型的，而是需要——外能任事于朝堂、内能迎合他的种种个人需求——这种类型的。

很快你们就会发现，裴耀卿和张九龄显然也不属于这种理想的类型。

谁最符合呢？

那当然就是我——李林甫。

我说裴耀卿和张九龄不是皇帝李隆基喜欢的宰相，绝非诬妄之词。裴耀卿上任不久，即着手治理漕运，三年为朝廷节省了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把这笔钱献给皇上，他却说：“这是国家节余的资金，怎么能拿来邀宠？”然后就把这钱拿去作为调节市场粮价的经费。

还有一次，皇帝急着要从东都洛阳返回西京长安，时逢农民收割的季节。裴耀卿和张九龄马上阻止说：“现在农作物还没收割完，请皇上等到仲冬的时候再出发。”于是皇帝就一脸不爽。等他们二人退下后，我对皇帝说：“长安、洛阳只不过是陛下的东宫西宫而已，往来走动，何需另择时日？假使妨碍农人收割，可以免除所经之地的租税。臣建议明示百官，即日回西京。”一听我这么说，皇帝马上龙颜大悦。

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区别。

他们为了照顾百姓，就忤逆了皇帝；而我既迎合了皇帝，又没有伤害百姓。

不可否认，裴耀卿和张九龄都是一心为公、关心社稷民生的人，如果单纯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无疑是好宰相。可问题是，宰相之职是百姓给他们封的，还是皇帝给他们封的？他们的政绩是百姓说了算，还是皇帝说了算？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官员都是自上而下选拔的，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的都是虚的，当官的只要一切向上负责，自然前程远大，仕途通达。小到县令、大到宰相，概莫能外。假如有人老是惦记着造福天下苍生，却得罪了顶头上司或是皇帝，那等待他的只能是贬谪罢免甚至是杀头流放。

这就是我这个时代的丛林规则。

皇帝李隆基在任命我为宰相前，曾咨询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用林甫为宰相，臣恐怕将来会成为宗庙社稷之忧。”

可皇帝根本就不听他的。

张九龄的言下之意，无非就是认为我这个人私欲太盛，缺乏公心。

像张九龄这种人，在我看来就是一介书生。他总是拿古代经典所标举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世人，也总想用书本中的理论来改造社会现实。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人人都按书本上的样子来活，那这个世界早就是天堂了，还要官府干什么？还要军队、律法、监狱干什么？

所以，能否当宰相的关键根本不在于是否有私心，而在于能否首先满足皇帝的私心，其次是在自己的私心和满朝文武的私心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当然最后还要保证不出现天下大乱。

我认为宰相的职责不过如此。难道要天下人人争当君子，满街都是圣贤才算称职吗？所以，就跟张九龄对我的看法一样，我也认为他和裴耀卿不适合当宰相。

很显然，像我们这种危情三人组是注定不会在同一片屋檐下共存共荣的。

总有人要走。可我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冬天发生的三件事情，最终决定了我们各自的命运。

三

第一件事是关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的任命与封赏。

牛仙客当初在河西任职时，不但恪尽职守、节约用度，而且还使军队的武库充实、器械精良。皇帝很赏识他的才干，准备擢升他为尚书。而据我在宫中的眼线透露，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皇帝有让他入相的想法。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挤走张九龄和裴耀卿的机会。

以我对张九龄的了解，我断定他不会同意让一个武夫进入帝国的权力中枢。因此我决定力挺牛仙客——像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一旦入相也只能是我的应声虫。

果不其然，皇帝一提出来，张九龄马上说：“不可以。尚书是古代纳言官，唐有天下以来，只有前任宰辅并且名扬天下、有德行、有名望的人才能被任命。仙客早先只是一个节度使判官，现在突然位居枢要，臣恐怕有辱朝廷。”

皇帝说：“那么只加实封可以吧？”

“不可以。”张九龄斩钉截铁地说，“封爵是用来赏赐有功之臣。边防将领充实武库、修备兵器，是日常事务，不能称为功勋。陛下要慰勉他的勤劳，可以赐给他金钱丝帛。要是分封爵位，恐怕不太妥当。”

皇帝无语。

张九龄退下后，我立即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说：“仙客有宰相之才，任尚书有何不可？九龄是书生，不通大体！”

皇帝一看我投了赞成票，马上转怒为喜。于是第二天在朝会上又提了出来。张九龄还是和皇帝对着干，坚决反对。我在一旁窃喜，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

只见皇帝勃然作色，厉声说：“难道什么事都由你做主吗？”

张九龄一震，连忙跪地叩首，说：“陛下不察臣之愚昧，让臣忝居相位；事有不妥，臣不敢不具实以陈！”

皇帝冷笑道：“你是嫌仙客出身寒微吧？可你自己又是什么名门望族？”

“臣是岭外海边孤陋微贱之人，比不上仙客生于中华，”张九龄说，“然而臣出入台阁、掌理诰命有年，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予以大任，恐怕不孚众望。”

这天的朝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散朝后，我却没有急着离开。我踱到天子的几个近侍宦官身边，随口说了一句：“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我知道，这话很快就会落进皇帝的耳朵里，而且他绝不会无动于衷。

数日后，天子下诏，赐牛仙客陇西县公之爵，实封食邑三百户。这样的结果无异于甩了张九龄一巴掌。

第二件事是关于太子李瑛的废立。

皇帝李隆基登基前，除了宠幸太子的生母赵丽妃，对另外两个妃子皇甫德仪和刘才人也是宠爱有加。即位后转而宠爱武惠妃，对那三个嫔妃的恩宠渐淡。于是太子李瑛与皇甫德仪之子鄂王李瑶、刘才人之子光王李琚同病相怜，便缔结了一个悲情三人组，时不时地聚在一起长吁短叹、怨天尤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而皇宫中的墙比一般的墙更薄。

驸马都尉杨洄把悲情三人组的怨恨之词打探得一清二楚，然后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武惠妃。武惠妃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立刻发飙，向皇帝哭诉：“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我母子，而且还用很多难听的话骂皇上……”

皇帝大为光火，立刻召集宰相商议，准备把太子和另外两个皇子的王位都给废了。

不识时务的张九龄又发话了。

他大掉书袋，滔滔不绝地陈述了反对的理由：“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岂能凭无据之词，在盛怒之下尽皆废黜？况且太子乃天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而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的巫蛊之言问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偏听贾后的一面之词废黜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废黜太子勇，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

我不知道当张九龄在给皇帝上历史课的时候别人作何感想，反正我是听得昏昏欲睡。

不就是废黜一个不得宠的太子吗？居然说什么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简直是危言耸听！

我偷偷瞧了皇帝一眼，只见他闷声不响、脸色铁青，于是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退朝后，我故技重施，跟一个皇帝宠信的宦官低声说：“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我当然希望太子被废。理由有三：其一，这是对武惠妃当初向皇帝吹枕头风的回报；其二，迎合了皇帝，打击了张九龄；其三，寿王李瑁一旦被立为太子，将来就是皇帝，那么未来的大唐帝国就会牢牢把持在我手中。

这就叫一石三鸟。

可我没想到，就在皇帝犹豫不决的当口，武惠妃自己却走了一步臭棋。她吩咐一个下人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的必有立的。相爷帮个忙，宰相便可长久做下去。”

女人毕竟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明知张九龄是个不可能被收买的强硬角色，还自讨没趣。结果她派去的人被张九龄一顿臭骂，最后还被他告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当即打消了废黜太子的念头，并且还说了一大堆话慰勉张九龄。

可我当然不会让张九龄就此反败为胜。即便废黜太子不成，他张九龄也别想占上风。我在随后的日子里跟皇帝说了许多掏心窝的话。其实就是在暗示皇帝，张九龄这个人棱角太多、自视太高、锋芒太露，不适合当宰相。

皇帝跟我深有同感，听得频频点头。

所以我料定，张九龄滚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第三件事是关于蔚州刺史王元琰的贪污案。

这件事促使皇帝最终下定了罢免张九龄的决心。

这件贪污案本身并不复杂，也并未牵涉到任何一个当朝大员，却成为我和张九龄角力的一个触发点。事情的起因说来话长。我曾经荐引了一个叫萧炅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个人没什么学问，曾经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成“伏猎”。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人喝了多少墨水和他会不会当官是两码事。可偏偏这个严挺之是张九龄的人。他揪住萧炅的这个短不放，对张九龄说：“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不久后萧炅就被外放为歧州刺史。我因此深深记住了严挺之这个人。

张九龄想援引严挺之入相，又知道他得罪了我，所以让他登门拜访我，化解怨恨，沟通感情。严挺之却自命清高，硬是不肯向我低头。我听说后，就决定找机会收拾他。不久后，王元琰案发。而王元琰的妻子正是严挺之的前妻。这个女人无奈之下求到了前夫严挺之头上。按说这种关系相当尴尬，严挺之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可不知道他是念在旧情还是为了逞英雄，居然出面替王元琰说情。其时王元琰已被交付三司审讯，证据确凿、罪无可赦。严挺之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我抓住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参了他一本。皇帝就对张九龄说：“挺之为贪污犯求情的事你知道吗？”

张九龄假如聪明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明哲保身。可他还想保严挺之，就说：“这事只有挺之和他前妻的一点关系，应该不能算是徇私情吧？”

皇帝冷笑：“虽已离异，仍不免有私。”

这件事最终破坏了张九龄维护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皇帝之所以能容忍他一再忤逆圣意，无非是念在其一心为公、从不徇私。而今张九龄自己却难逃徇私之嫌，并且给皇帝造成了一个交结朋党的印象，所以，皇帝不得不遗憾地作出了决定。

张九龄一辈子标榜道德，到头来自己还不是栽在了这个“私”字上？！

这一年岁末的一天，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双双罢免了宰相之职。裴耀卿贬为尚书左丞，张九龄贬为尚书右丞。严挺之贬谪为洺州刺史，王元琰流放岭南。

同日，我取代张九龄成为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相。

自此，我摒除了所有政敌，真正成为大唐的第一宰相。

我真正领略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这种滋味妙不可言。

四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牛仙客入相之后，对我感恩戴德，凡事唯唯诺诺，整个朝政都由我一人独掌，百官的升降任免都由我说了算。凡是标榜道德自命清高的，即便政绩突出，升迁呼声很高，我也会告诉他们：对不起，请按资历来。一句话就把他们钉死在老位子上。而那些善于察言观色、主动向我靠拢的，我当然有各种办法让他们获得破格提升。

很快我就在皇帝李隆基的周围画上了一条无形的警戒线。

线内是我和天子的专属区。

任何人胆敢越雷池一步，我就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有几个我提拔上来的人曾试图和天子眉来眼去，结果好处还没捞着，头上的乌纱帽就掉了。

无论自认为多么老奸巨猾的人，在我面前都是透明的。有几个人不相信。可当他们不得不相信的时候，人已经坐在贬往岭南的马车上了。

我自己当过言官，知道御史台的言官们经常有触红线和闯雷池的冲动与豪情，所以我特意找了个机会，对御史台的全体官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我说：“如今皇上圣明，我们紧跟着走还来不及，哪里需要发表什么言论？诸君注意到立在朝堂上的那些仪仗马了吗？如果保持沉默，就能吃到三品的饲料；要是敢自由鸣放，只嘘一声，立刻被驱逐，悔之何及啊！”

众人相顾默然。我环视会场，点头表示满意。

会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充分领会讲话精神。那是一个叫杜琎的补阙。他不知好歹地鸣放了一下，结果就成了下邽县令。

从此以后，大唐官场鸦雀无声。

张九龄虽然离开了相位，可他还在京城。这就意味着哪一天皇帝心血**，他就可能东山再起。所以，我必须给他最后一击。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又一个不识时务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忍不住冲进了雷池，他居然向牛仙客发出弹劾，说他不学无术，没资格当宰相。

周子谅这是在找死。牛仙客固然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可关他周子谅什么事？只要皇上高兴，我喜欢，牛仙客就是个好宰相！

我最讨厌这些读书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却又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们好像看谁都不顺眼，好像这个世界天生就是等待他们改造的对象。他们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他们就没参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水太清鱼就不去了，人太清高就没朋友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这世上本没有麻烦事。自以为高明的人多了，就有了麻烦事。如果人人都像张九龄和周子谅那么清高，那保证啥事也别干了。大伙不吃饭不睡觉，天天死磕。

周子谅一纸奏书呈上，天子震怒，命左右把他推到殿庭中当众暴打，周子谅当场昏死过去。等他醒过来，又在朝堂上杖责，然后流放瀼州。遍体鳞伤的周子谅还没走到瀼州，在半道上的蓝田县就死了。

我说过，他是在找死。

打狗也要看主人嘛。牛仙客是皇帝亲手提上来的，你骂牛仙客不学无术，不就等于掌皇上的嘴吗？

周子谅的闯雷池事件不但害死了他自己，也给了我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我对皇帝说：“周子谅是张九龄引荐的。”

三天后，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

这叫搂草打兔子，顺手的事。

张九龄被贬出长安的第二天，太子的悲情三人组突然间东窗事发。

也许是武惠妃授意的，总之一直咬住他们不放的驸马都尉杨洄这一次又咬到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他掌握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薛锈暗中联络、图谋不轨的证据，立刻向皇帝告发。皇帝找我商议，问怎么办。我说：“这是陛下的家事，臣等不应该参与。”

我还需要说什么吗？当初要不是张九龄阻挠，太子早废了。所以，我什么都不用说，皇帝自然知道该怎么干。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被废为庶民，驸马薛锈流放瀼州。次日，三个皇子在朝为官的外戚皆遭流放和贬谪。

天子这次很果断。

可我没想到的是，他不但果断，还心狠手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