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起意写写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虽然明知这是个难题，但还是想试试。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大方而大胆，从1989年开始，每年都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划出一方沃土给我耕作，到1991年年初为止，总题为“上海女性”的系列中篇终于面世了三篇。三篇小说，以老、中、青三代女主人公的小名为文题，即《阿花》、《阿贞》、《阿惠》。

我对有关上海人地域性格的讨论研究饶有兴趣。我的经历告诉我：上海人虽然是五方杂处的移民群体，但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容易识别又不易被同化的地域性格，探究这一性格的历史、现状、特征、走向并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之，必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文学创作虽不能与理论研究相等同，但创作者对世事的思考和观念总免不了在有意无意中糅合进自己的作品之中。我写《上海女性》时，自感跳动于笔下的都是一个个久蕴于心的人、景、事，情感涌动得厉害，理念退化至无，但完成了“之三”《阿惠》之后掩卷一想，却禁不住吃惊继而莞尔了：这三个中篇，竟相当集中地表现了我对上海人地域性格的两大论点：其一，作为一个生存群体，上海人具有一种百折不回的坚忍韧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奋斗意志，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力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心态。诸如《阿花》中陆宝宝的苦恋，棋痴洪剑春的追求，《阿贞》中曾贞与命运的搏斗，《阿惠》中方惠与安文光在出版界的开拓型探求，都足以显示出这一特点。其二，鉴于上海滩是近百年里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的移民滩，上海人非但自身来自五湖四海因而具有多元性多重性，而且还面临着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并不多见的极为复杂的、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集众家之长而又兼备各路之短的生存环境，因此，上海人的奋斗和追求，又带有适应性强实用主义色彩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具体的事务中，则表现为讲究策略，重视实效，处事不惊，随机应变，甚至如同《阿惠》中的女主人公所公然表白的：“只为目的，不计手段”。对上海人地域性格的这一认识，融合在我三个中篇的许多情节之中。

写上海人实在不易。上海人地域性格中的负面太生动、太丰富、太浅层化了，一不留心作者的笔就会被这些鲜亮诱人的材料淹没掉，在津津乐道于此时，滑向琐屑和浅俗，同时还滋生出自以为尖锐深刻的满足感来；上海地方的风土人情氛围环境太浓郁太厚实太个性化了，习惯于形象思维的创作者很难躲过那**，若以为那便代表了上海特色的海派风味而听任自己的笔端沉湎于往昔的大世界哈同花园永安公司、抑或如今的石库门希尔顿卡拉OK之中，那就会在追求表面的艳丽别致之际，忽视了对上海社会之深层结构及上海人之内在本质的探究。话又要说回来，若是按有些理论，人为地让开躲开现实淡化虚化环境，把上海人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作真空式分析，那么上海人也就不成其为上海人，那“艺术化”了的形象仅只成了手术台上供人解剖的尸体了！

写上海人难，难就难在要处理好几对矛盾上：既要通过作品所营造的氛围以及所展示的性格特征显示出地道的上海风味来，又要扫除那种追求噱头流于油滑的俗气和细腻有余力度不足的小家子气；既要不回避历史和现实，使作品具有比较广阔的历史涵盖面和人生沧桑感，又要不满足于展示世事变迁中的外部冲突，不因故事的曲折和人物的生动而浅尝辄止，努力将笔锋探入社会的深层和人性的本质中去；既要使作品看得下去，读得出声，吴侬软语有别于秦晋高腔，又不能矫揉造作，违反了规范化去追求特殊化，否则，就要弄出不三不四的怪腔怪调来了。

写好上海人，实在是一项虽然有望却又无尽期的追求。

1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