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回娘家。

这大概是女儿家的通病，尽管有一句“嫁出女儿泼出水”的俗语，很让人寒心的。

我娘家在市中心很短很窄的一条小马路的一条很小很浅的弄堂内。两排低矮的三层砖木结构夹着一道宽不过四五步的空间，南北两头有两个出口。出于不知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南出口叫前弄堂，北出口叫后弄堂，老少子民竟没一个会弄错的。

弄堂里有许多未成章法却代代相传的规矩。比如中秋月饼要吃杏花楼的，婚嫁照相一定要去“王开”。比如有人生病住进了仁济医院，风闻此事的邻居们会排了队轮流领用那每次只限两人人内的探视牌，拎了水果点心之类去嘘寒问暖。但各家门口的水龙头却很是神圣不可侵犯，即便刚登过便池的本弄居民，也总是僵了几根手指头走回自己家门去冲洗，从不肯就近开人家的龙头涉了贪小之嫌。比如除夕夜家家都“守岁”，年初一户户都放鞭炮，任何禁令不起作用，任何教训均不接受。比如弄内某翁姑享高寿无疾而终，其家人必得备大批碗碟以飨乡邻，很荣耀地充当一回赐福增寿于人的救世主；但人们别了逝者从火葬场回来，却又务须在弄口跨跃一个熊熊燃烧着的花圈，无论男女老幼，据说不做这么一次马戏式的腾跃动作，便要染了晦气的。

这么多源远流长的规矩，哪些可称优秀传统，哪些要划归陈规陋俗，哪些算作民族特色，哪些当追溯为外来影响，哪些为国粹，哪些为洋场海派，我总觉得很难分得清楚。一地一处一村一弄堂的民俗民风人情世故，不是中药铺里的梗梗叶叶，可以一一放进某个抽斗里去，也不是落到批评家手里的某篇小说某首诗，大笔一挥便可纳入某个主义扫向某个流派的。

我从不敢小觑我娘家弄堂所拥有的那种市民文化。是非曲直一时难辨并不等于没有是非曲直。小弄堂里的小百姓一样握有大气而刚直的道德标尺。这杆标尺是弄堂文化的精髓内核。

“文革”期间，娘家弄堂里的许多人家都“窝藏”过从外地逃来的“牛鬼”或“走资派”。我曾见一位紧邻家来了一对夫妻，一住就是半年，后来我去苏州办事，竟在街头读到了印有相片的“通缉令”，方知那一对男女竟是该市市一级“当权派”，很有资格的老干部。据说十年动乱之后，他们又双双登上了很重要的岗位。而本弄那家人虽有掩护之功，也未生求报之心，照旧过着平庸俗气紧巴巴的小市民日子。

某一日我又回娘家，邂逅一位三十多年前的老乡邻。她已六十开外，富态得很有点臃肿，临走时取出一小布包，嘱我老母转交给“他”。我明白“他”是谁。我依稀记得她年轻时的俏模样，而且知道她曾是本弄的“他”的前妻。出于好奇，我追问老母。老母淡淡地回答道，布包里是一双布底鞋，因为她知道他有鸡眼，两只脚还不一般大，合适的鞋是买不到的。除了鞋之外，大概还有两条衬裤吧，那种裤腰做到三尺多的大裤裆宽松短裤，系带子的，因为她知道他有痔疮，而且对松紧带过敏。我摸着那软软的布包，笑问老母您当了多少年的传递员了，老母很严肃地默了默神答日，自从他丧偶后她就每年送一包来，大约有二十年了吧。那么她在本弄呆过多少年嫁给现在的丈夫多少年以及她现在的丈夫是否知道她还包干了他的布鞋裤头以及他拿到布鞋裤头时作何表情呢？我又问。我老母狐疑地望着我且不满地开口道，你在胡想胡说些什么？一弄堂的人都知道都不噜苏怎么就你这么噜苏？人家都是正派人哪里像你小说里胡编出来的那些人物？你真要闲得没事干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他家去得了。

我是从拥有如此丰富内容的小小弄堂里走出来嫁出去的女儿。如果从三十年前我进入寄宿学校算起，我离开弄堂后的岁月已两倍于置身于弄堂内的时间。但是，小小弄堂，至今令我梦萦魂系。我喜欢回娘家。杂事缠身久未如愿我便在梦里返回。我的梦境无论上天堂下地狱都是现实的变形，唯有回娘家如同非梦时一样真实——前弄堂进，后弄堂出，两排低矮的小楼夹着四步宽的狭小空间，我的乡邻们在一个个水龙头前很辛苦又很自得地忙碌着。当我拿起笔来时，我的稿纸上，也便总免不了留下了我娘家弄堂的痕迹，弥漫了我深深的娘家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