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别人裤带上挂着BP机，抽烟喝酒的姿势都很夸张，裤带上“滴滴”的尖叫声响起，优越感也就在拨看号码的动作中表现出来。我想，有朝一日自己的裤带上也挂上一个Beeper，招摇过市地神气一番，几年前我在一所大学啃西方文论，对花花世界充满了好奇。

现在，我的裤带上就有了这个BP，是报社因编辑部工作需要配的。最初的神气和激动不到一个月就被彻底粉碎了，或我根本就不属于时尚。

我租住在这个城市的贫民区，城郊结合部的邻居们都是卖菜的、做卤鸭的、贩老鼠药的、收酒瓶的，还有其他一些身份很不明确的社会闲杂人员。都很穷，所以附近没有电话亭也不需要电话亭。早先有过一个电话亭，后因生意清淡，加之某晚八点被抢劫清洗后就坚决关门了。我回电话要骑一里多路的车，反复多次的奔波就从裤带上的这只BP机开始了。

在家中看书或写稿时，BP机响了；正在看一部好看的电视剧，BP机响了；迷迷糊糊地正欲进入梦乡，BP机又响了，最难办的是夜里十一点钟响了，电话亭关门，无处回话，再遇上刮风下雨，更是急得团团乱转。那时候就对“热锅上的蚂蚁”有了深刻的同情与理解。

现在打传呼的人都喜欢在号码后面加上“119”，表示回话跟救火一样紧急，让你感到回晚了或不回是要闹出人命的。如果不回，那一夜就总是忐忑不安心神不宁，而且会留下许多漫无边际的糟糕的想象。那天晚上已经十点，BP机叫了，看号码陌生就不再理睬，第二天早上刚上班，一个电话打到了编辑部说，“同学从外地来给你打传呼，你就是不回，真是混成人样了！”我连忙向打电话的同学解释并准备请外地来的同学喝酒，而外地同学一早就走了。

从此就不敢马虎了，尤其是陌生号码。

这天大雨滂沱，BP机连着叫个不停，我想肯定有急事，于是打着雨伞向电话亭冲去。电话打通了，一个粗鲁的声音叫道，“你妈的，小六子，老子打了这么长传呼你都不回。”我说，“你是谁？”电话里说，“你不是小六子，打错了！”电话挂掉了。有一次一个“大哥大”打来传呼，我觉得这应该比较重要，说不准是哪位同学发了，用上“大哥大”了。我去电话亭抓起电话一问，对方知道打错了，说了一声“对不起！”这是比较文明礼貌的一位。可付账时，电话亭老太太说，“大哥大”八毛钱一次。我每天早饭只花五毛钱。

从外地出差回来，我累得半死。刚入睡传呼又响了。我拖着只剩半条命的身子骑上车去回电话。屋外高温四十多度。拿起电话是一位朋友。他说，“好不容易才弄到你的BP机号码，大半年没见面了，最近还好吗？”我说，“还好！”朋友打传呼是向我问好。朋友不知道酷热的阳光下，他的问好让我几近虚脱。

不知不觉中，我对BP机产生了反感。最热的天气里我曾关机几天，但有一次编辑部因为一篇稿子出了问题，急于要找我这个编辑部主任去处理。可打不通我的传呼，后来编辑去找了老总。这算是我的失职。从此再也不敢关机了。

我在自由和锁链之间忍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磨难。海德格尔说我们在机器的挤压下实际上无家可归。我们既不能重返原始森林，又无法拒绝现代文明的**和压迫。现代人的无奈和尴尬的性质逼得我又做出了选择：立即装电话，反正过不上清静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