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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胆子大，敢在北京人面前讲普通话。”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武汉进行采访时，一位开奥迪车的老师傅说的。
从湖北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杂志社做编辑，已经四个年头了。就像克林顿盼着萨达姆被谁搞下台一样，五年当中，除了那些一大早就被人从被窝里拎起来的日子，我总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在想，今天上班后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或者干脆就是什么好事来骚扰一下自己？很多时候，我总在情不自禁地用整个杂志社公认智商最高的头脑复述着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天上一只鸟飞过武汉时，为什么要野蛮地拉下一泡鸟粪，并且刚好落在门卫老赵的独生女小赵的脖子里。不仅在起床前我这么想，在杂志社的女孩和女人，一边议论着手头的稿件，一边切磋使用化妆品的要领时，我也不时提起这个话题作为老生常谈。我的校友师思在正式场合中给我做了统计，她认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已经是两点一三倍于小赵的父亲老赵了。每一次，我总是满怀歉意地对她发誓，再也不在如此美丽的女孩面前，谈论这类粗鄙的问题。真的，在她们充满神往地齐心协力赞颂某个品牌的口红时，将鸟粪与其相提并论，实在是太不文明，也是对这个时代流行美学的不学无术。好在师思她们十分大度，一致认为，因为我是男人，因为伊拉克对美国的巡航导弹、隐形飞机毫无办法，所以应该原谅我。对于女孩们这类穷开心的嬉闹，我是不用去为之感动的。不过，我会偶尔装模作样地对她们说一声：“主啊，感谢您的仁慈和宽恕！”
每当说了这话，我就会与师思对视一下。
我喜欢看她那眸子里闪烁着那些被感动出来的近乎泪光的东西。
师思对我的理解，是在一次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个人时。
我对她说：“这上班的日子过得缺油少盐，清汤寡水，有点味道的东西，都被别人享受了。”女孩在办公室里单独同一个不是很差的男人相处时，总会有片刻温柔。所以师思对我说：“这两年我也替你抱不平，怎么凡是好事都与你不沾边，提干没你、评职称没你、到新马泰采访没有你，只让你去一下海南岛，甚至连看二审稿的权力也没弄到手。别说你是一个男人，就连做女的，我也觉得自己干了三年，该有好处轮到我了。”
师思说到新马泰和海南岛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
去年，有关单位组织人员去新马泰，说是采访，其实不过是报纸电视里经常点名批评禁止的那回事。杂志社的主编老莫自己已经去过。他们对我说的话让我无法分辩，不让我去的原因是爱护我。去的人我们都叫她王婶。王婶走了一遭，并给男同事们带回一些生猛补药。当然是备有发票打算报销。哪知主编老莫不肯收她的礼品，还不无愠怒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这话在杂志社里一直流传到昨天。
昨天，师思在办公室里不知接了谁的电话，其间她冲着对方说了句这话。惹得整个办公室的人全都趴在写字台上笑。师思放下电话后也笑。在杂志社里，这句话太受欢迎了，所以谁都有过不小心将这话说漏嘴的时候。这话的暧昧意味，像暗号一样深深地镂刻在大家心里。王婶没有参与这故事后面的故事，她被调到主管局做了宣传处的副处长。虽然无人说过对她表示感谢的话，大家心里还是有那种对王婶给自己带来充满性暗示的快乐感到满意的意思。在武汉的高楼大厦、长街短巷里，大家一向格外支持这类义务劳动。
那一次，我同师思在办公室里说了许多有关杂志社内部人士的坏话。说得彼此都很痛快，后来我像电视新闻中的各国领导人那样，将手伸向师思，说谢谢她为我发出呐喊。师思将小手递给了我。我接住时，简直不敢用力握，那手太美、太**人了。我感觉到自己身上有种八九月间钻出公共汽车，在车站旁的小摊上买一只雪糕，捏在手上的滋味。不只是骨髓，就是那些已脱离了头皮，但还没来得及掉到地上的头发丝，也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舒适。天越热这种感觉就越深刻，同时留住这感觉的时间也就越短。
师思在我仍处于恍惚时将手拿了回去，然后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发现。我坦率地说她的手如果不是玉琢出的，那一定是从狐狸精那里借来的。师思冷冷地说，凡是有心想碰她手的男人都有过这种遭遇，而我只不过是在形容词上更夸张一些，用了在越来越现代的武汉城区里，被人弃而不用的“狐狸精”三个字。所幸师思随后就笑了，还说我们之间假如就这样维持着这样的友谊，她还会给我许多这样的幸福时刻。
我被她一连三个这样说得只有点头的份。
我对她说：“你放心，王婶送给我的那些药，我还没吃。”
我一直觉得这话是绝对的办公室幽默。
师思却板起脸来说：“我讨厌男人总在这么炫耀。”她翻了一下桌上的杂志，又说：“美国佬第一次向伊拉克炫耀武力时，许多人佩服，当他们接二连三无休止地这么做时，就没人喜欢了。”
我壮着胆生生地挤出一句话：“这同你们一天到晚描眉画眼涂口红有什么差别？”
师思将一沓纸扔到我怀抱里，大声说：“你这人怎么非要同女孩较个输赢，罚你帮我将这期的校样清了。”
结果有些出奇，那一期杂志上没有一处差错，在期刊协会举办的当年质量评比中，获得了特等奖，我的师妹校友据此拿了杂志社年终最高的奖金。而我从师思那里得到的唯一回报是，她用奖金的一部分到武汉广场买了一枚铂金钻戒戴在右手中指上时，让我替她看看与自己的气质和谐与否。
我酸酸地说：“女孩自己给自己买戒指有什么味道！”
她马上说：“主观上我将它当作你买给我的呀！”
我心里更酸了。特别是她那话最后的呀字，让我的牙吃了大亏。我恶毒地说：“永远只有主观没有客观！”
这么好的事，是我来杂志社后唯一的机会。它却没有成为我的好消息。
杂志社在从前的英租界里给我安排了一张床位。早上，我从唯一可以藏得住个人隐私的被窝里探出头来，望了望对面墙角上的那张床。韩丁正戴着一副耳机在听境外的电台广播。韩丁手上有四万元的股票，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用比我多三年的时间，靠着给一些想出风头的企业家写报告文学赚的。他一直想买一套房子，但是这点钱，即便是在没人想去的东西湖一带，也无法拿到开门的钥匙。夏天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将手上的积蓄完全投到股市上去，他渴望有最高的回报，以使自己在三十岁到来时，真正拥有自己的隐私。而不像现在，只要有女孩来这屋里找他，他就得先向我通报。韩丁从头上取下耳机时，我正要出门。
我问：“有好消息吗？”
韩丁两腿一抖，掀开被子说：“屁！光靠达赖，哪怕是真去美国，也掀不动股市上的笨熊。”
我说：“你何不弄出一条假新闻，说长虹集团的生产线被人炸了几条，你的康佳股票还不飙升起来？”
韩丁站到地上提了提裤衩：“你以为资本主义真的复辟了？这儿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他跺了一下脚。本来还有可能来第二下，但他被地板发出的巨大回声吓坏了。
楼下传来一个女人的骂声。我连忙逃出门去，连自行车都没骑，舍命一样跳上一辆开往江岸方向的中巴。我递了五角钱给售票员，从她那里买来一些清静。中巴车快到杂志社所在联欢大楼时，我让司机带了一脚刹车，然后站到街边的一家小吃店门前，叫了一碗热干面。等待时，旁边的那家小吃店内一个女人冲着我连连说：“过早吗？过早吗？”我冲着她那冷清的店面不置可否地看了一眼。
在我身旁，有七个人站在那里等待。大家像看杂技一样，看着女老板同她的打工妹手忙脚乱地将一碗碗热干面捣弄出来。因为联欢大楼就在身后，我显得格外有耐心，从声明要一碗热干面后，就再没有吱过声。哪怕是比我晚来的一个中年女人，先于我开始用筷子搅拌着喷喷香的芝麻酱，我也只是笑一笑。没有好消息时，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在我刚刚拿到热干面时，沙莎在附近叫：“蓝方！”
我将已经送到嘴边的一口面条放回碗里，回头说：“沙莎！”
沙莎的名字让店老板受惊不小，以为我在热干面里吃出了沙子。
我放弃了坐下的想法，站到沙莎对面，同她聊了几句这种时节弥漫在武汉所有人群中、虽然无聊又不得不聊的话题。所幸沙莎说了些意外的话：她家门口的那家卖早点的小店，今天突然换了一种芝麻酱，惹得很多人都发牢骚，决定不再吃这家小店的热干面了。沙莎也做了同样的决定。
沙莎同我说话时，眼睛总也忍不住朝我碗里看。她那样子无疑是想了解我正在大口吞咽的热干面味道如何。久居武汉的人，许多关系到民生大计的事都可以马虎，独独这热干面是无人肯马虎的。这一点又以汉口一带的居民们最典型。
吃热干面只要不怕噎，所花费的时间，在一天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天生一副会自动产生润滑液的食道，三两热干面下肚，就像什么东西淌进下水道一样快捷。放下碗，扔掉一次性筷子，我随口说了声：“味道不错。”
沙莎听见我说的话，整个地松了一口气，跟着又不满地说：“从前那么好吃的豆皮，现在吃起来完全是肥肉煮糯米饭，要是哪一天将热干面也做变了味，武汉就没东西可吃了。”
我说：“别着急，到那时我领你到黄州去吃豆腐。”
话一出口，我便觉得不妥。豆腐前面加个吃字，是这几年流行起来的一种暧昧话。照沙莎的脾气，她会马上扔一对白眼过来。不料这一次她送过来的竟是近似秋波一样的妩媚。
沙莎头一偏，长发在我眼前甩了几甩。
我读懂了她在抒情的含义，那是叫我同她并肩走着上班去。这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在武汉大面积停电的夏天里，我曾多次一手扯着一个女孩，从联欢大楼的一楼一直爬到杂志社所在的十一楼。沙莎几次扭头像是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每一次实际说出来的都经过全面篡改。她说过这么样一句话：“这一期杂志我看过了，你当责编的文章占了四分之一吧？”我真想揭穿她，重申一下杂志社里当编辑的也就三个人，如果我只编了四分之一版面的稿子，还叫什么多！我也将心里想好的话篡改一通后，再告诉她，我若是不干，杂志就得开天窗。
沙莎马上说：“不会的。有人会将局长的讲话稿补上去。”
我看了一眼沙莎，忍不住笑起来。
门卫老赵正在自己的小窗户里埋头吃着一只保温饭盒里的东西，旁边坐着一个笑眯眯的女人。我和沙莎都在猜测，那女人一定是老赵的老婆。所以沙莎才说，夫妻做到这个分上才叫幸福。所以我才说，找老婆目光得放远点，要看到六十岁以后。
在等电梯的时候，师思来了。她一定注意到我同沙莎站在一起时，肩头只有五至六寸的距离，这才故意站在大厅中央，将长长的米白色风衣撩开半边，露出一条极性感的大腿。她的这个企图得逞了。我无法不去欣赏那件让人充满想象的优秀作品。电梯来了后，大家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往里挤。
轮到沙莎和我钻进去，警铃响了。
有人说：“你们下去叫警察。”
我们退了一步后，我又将沙莎一个人推进去。
我说：“让你去找警察简直是自投罗网。我一个人就行。”
这一次警铃没响。
电梯门关上后，师思的风衣也像门一样关上了。
趁着电梯门口只有两个人，我赶紧说：“怎么将大幕关上了，是不是嫌观众太少？”
师思不屑地对我说：“我本来就只想让一个人欣赏。”
大楼门口，局长同他的秘书走了过来。
我飞快地说：“孔雀吃醋时才会扬起尾巴开屏。”
师思背对大门，她只管说：“你的醋一分钱一斤也没人要。”
局长正好来到我们中间，他问我们为什么醋无人要。我只好瞎编说刚才过早时，因为醋不好，所以热干面都变了味。局长看了我一眼后，便邀请师思爬楼梯，顺带朝我示意一下。
局长的办公室在六楼。只要是早上来上班，他从不乘电梯。他说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锻炼方式。为此，局里曾经在每年的九月初九举办爬楼梯比赛。后来因为一名处长在获得冠军后，突发心脏病，差点死过去，这项活动就不声不响地取消了。我们同局长一道向六楼攀登时，局长让师思给主编老莫捎个信，要组织一批高质量的反映下岗女职工生活的稿件。随后，局长谈起上期杂志封面，他觉得女人之美，以体型最为重要。局长没有赞扬师思的体型，只是建议师思在思想上更开放一些，争取参加下一届武汉小姐的比赛。
在三楼楼梯的拐弯处，我们碰见正在把楼梯栏杆擦干净的王婶。局长问她一早就做义务劳动，累不累。王婶回答说还行时，我和师思忍不住笑起来。好在局长没有追问，只是说自己希望看到全局上下人人都这么快乐。将局长送到六楼后，我们如释重负地钻进电梯。
满满一笼子人，我只好紧挨着师思，并且还装作无意地用自己的大腿在她的大腿上摩擦了几次。师思今天的脾气特别好，她不但笑，还小声提醒我，沙莎像是为我动情了。我装作高兴的样子，说如果这样，今年年底自己一定可以涨一级工资。说时，我用手握住她的手。师思一丝挣扎的意思也没有。
可惜电梯升到了十一楼。
一站到楼道上，就看见沙莎在旁边站着。
沙莎冲着我口无遮拦地说：“怎么才上来，电梯都过了几趟。晚上请我到酒吧坐坐，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沙莎的办公室不在十一楼而在九楼，这也是杂志社像小脚女人一样发展缓慢的并发症。望着她走向楼梯间的身影，我突然想冲上去搂住她，让她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
沙莎走进楼梯间时，回头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听见师思在杂志社门口，酸溜溜地大声说：“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我走过去，才发现杂志社的办公室里只有师思一个人。
我不得不认真地问她今天是怎么啦。
师思极不认真地告诉我，早上吃热干面时，吃出了一副假牙。
2
我从未被人这么折磨过。
只要电话铃一响，师思就说：“蓝方，沙莎找你。”
她说话时连头都不抬，两只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桌面上摊开的那本与我们编的杂志属于同一类型，但比我们强大而且总想吃掉我们市场份额的杂志。在杂志社内部，这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对手被称作“猫头鹰”。
由于师思的炒作，全杂志社都知道我终于遇上好消息了。
我确实太需要有好消息了。为此，我一反常态，不停地看手表，并希望沙莎真的打电话给我。中午下班时，杂志社的女孩总是要提前去卫生间，将自己脸上的五官重新修整一下。趁办公室里无人，我赶紧给沙莎办公室打电话。拨了三次都没有人接听。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又钻进了牛角尖。这个时候哪个女孩还能容忍办公室里的刻板继续留在自己的脸上，就是男人也会屙泡尿照照自己。
从卫生间回来的女孩，一个个光彩照人。
我拿上那本“猫头鹰”，翻出封二的广告美人，声称她们定是这广告美人的盗版。
这话立即招来强烈的抗议。她们说自己哪怕是去学那些卡通人，也不会对“猫头鹰”上炒作的任何东西产生兴趣。我马上指出，一个月前，她们中的三个，当着我的面，做“判断男人是否真爱自己的十个方法”的测试题。这个把戏就是由“猫头鹰”刊登出来的。我曾经很郑重地告诉主编老莫，我们的杂志之所以在与“猫头鹰”的较量中，总是表现得像只田鼠，根本原因就是内部存在汉奸。相同的测试题在我分配到杂志社的那一年，我们的杂志上就登载过。校样还是我看的。其中一条与“猫头鹰”津津乐道的一模一样，都是说如果在**时，男人还不时撩开女人的头发，看着女人的眼睛，就能断定男人对女人是爱，否则就只是性。在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点时，女孩全都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和主编老莫，自己笑自己的。
主编老莫将我桌上的那本“猫头鹰”抓起来，扔到师思的脚下。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了。我也看了。但我用的是批判的眼光。告诉你们，我有信心让他们明年乖乖地交出五万个份额给我们！”
女孩们全都哇地叫起来。
师思说：“头儿，你这么有把握，今天中午就别让我们吃工作餐！”
主编老莫的心情确实很好，一点也没有受外面肃杀的秋风影响，虽然说不上是春风得意，但离那境界也差不了多少。他爽快地答应下来，还将签单权交给了我，并声明这种权力只是一次性的，同时又限定只能在圣诞和丹朱两家酒店消费。
主编老莫有事，只能陪我们喝三杯酒。我们赶紧下楼，电梯像公共汽车一样，一站一站地停靠，从十楼到二楼一层也没落下过。在九楼时，我看见沙莎站在电梯门口。在六楼时，电梯门外站着的是局长。可惜没人上得来。
主编老莫对局长连说了三声对不起。
局长挺高兴地说，这么多漂亮女孩站在电梯里，看一眼不为少，看两眼不为多。
师思嚷着要去圣诞酒店，她在头里走。大家都紧紧跟着。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圣诞酒店只是空有一个洋名，我们这些人哪怕撑死了吃，四百元钱也能搞定。好不容易让主编老莫放一回血，真放出来的却是一泡水。
进了圣诞酒店，路过一处小包间时，师思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我曾请师思在这个小包间里，吃过一顿晚饭。当时，有个卖花的小女孩进来，几乎是耍着赖要我送一枝玫瑰给师思。我只好花十元钱买了一枝。师思接过去时，笑一笑便放在一边，临走时我们都忘了还有一枝玫瑰孤单地躺在沙发上。师思回头看我的这一眼，让我感到她是在说一年前就该说出的谢谢。
坐下后，主编老莫看看手表，将陪我们喝三杯酒的指标减到两杯半。
师思又看了我一眼，这才转向主编老莫说：“局长给我们下任务了，让去采访下岗职工。”
主编老莫说：“这圣诞酒店就是下岗职工开的。”
我说：“局长的意思恐怕是指那些下岗后遇到困难的职工。”
主编老莫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昨天局里开会，还说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积极向上的格调作为主旋律。”
师思说：“描写困难和艰难，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
主编老莫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别人的叩机响，他也要将自己腰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看一眼才放心。他告诉我们，“猫头鹰”之所以在同类刊物中老压我们一头，那就是他们决不往国家大事上靠。国家大事有各级的党报党刊去关心，我们这类刊物只需关注那些熄灯上床后，还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想念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吃饭之前讨论的。它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弄得大家全无胃口，一种是大家像末日来临一样每个人都拼命地吃，然后急忙打包。好比前不久台北路上的一家公司倒闭，它的员工一个个全都斯文扫地，连用了三年的痰盂，都掖着裹着往家里拿。这事是沙莎给我讲的。她姐姐就在那家公司做文秘，平素见了客户，那语音比唱汉戏的名角陈伯华在台上说的话还好听。公司倒闭时，她因矜持晚动手了十几分钟，到头来只抢得五又三分之一瓶墨水，其代价是一只红色的卡丹奴皮包，连同皮包内的口红、话梅等，都被碳素墨水精制了一回。
一想到这些，我便忍不住笑了起来。
主编老莫立即正色地问我，是不是对杂志社的工作有了高见。我当然必须说明自己的笑与眼前一切无关。听了我的解释，除了师思不笑，大家都开心了十几秒。主编老莫由此感叹起来，认为天下女人都一样，像他老婆，可以在菜场为了五分钱的菜价，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转眼间就会上武汉广场，眼睛眨也不眨，甩出一千几百元钱，欢天喜地地抱回一件衣服。
师思立即反驳说：“只有领导干部家里的女人才是这样。同菜贩子砍价，越是血肉横飞，越能显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武广的东西那么贵，不敢砍价是怕太招人显眼，被反贪局的便衣逮住了线索。”
武汉人习惯将一些有名气的商家的称呼缩减。武汉商场、武汉广场、亚洲大酒店，在人们的嘴里一溜变成了武商、武广和亚酒。就连位于花桥的汉口商业大楼，也被精简为汉大。在此之前还有个汉阳商场被顺口叫作汉商。我总是从“汉大”的称谓上，听出武汉三镇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构成了这座城市生活中的方便。包括可以在车辆最多的解放大道上随意横穿。也包括可以在汉口绿化得最好的解放公园路栅栏旁随意小便，当然从市委大门左右各延伸两百米的地段除外。
主编老莫叫着师思的名字说：“你是六渡桥的人，不应该有这种仇富心理。怎么去武广买东西的人，一下子都成了贪官污吏的裙带！”
师思反唇相讥地说：“我又不是通过妹夫的关系从乡下来的，干吗要仇富。告诉你们，我正在想要不要下决心到汉正街找个千万老板，做他的二奶哩！”
主编老莫说：“太好了，我们杂志可以免费帮你登广告。”
师思说：“‘猫头鹰’的发行量比我们杂志多几倍，我还不知道谁比谁的效果好！”
在杂志社内部，师思是唯一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主编老莫面前说话的人。那种通过妹夫关系进城的话，我们连与这意思沾边都不敢。否则，哪怕是最有市场的稿件，主编老莫也会将它退回或者永远留中，让你三个月没有一个字见刊。按规定，不仅本季度没有奖金，到年底时，全年的奖金也没资格参与分配。师思为什么敢这么放肆，这是杂志社内部为数不多的秘密之一。
这时候，酒菜已上齐了。主编老莫端着半杯酒同我们碰了一下。碰到师思的酒杯时，师思顺势将自己杯里的啤酒倒进主编老莫的杯里。
主编老莫正要一饮而尽，师思说：“听说蓝方要鸿运当头了？”
主编老莫一愣说：“这话怎讲？”
师思说：“人事处的人在放风，有关于他的好消息！”
主编老莫马上将酒杯伸向我，一声碰响后，他先饮干了，然后才说：“我希望咱们这儿的人才越多越好。”
两杯半酒的指标完成了，主编老莫却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坐下来自己又往酒杯里添了些啤酒。倒酒时的样子挺耐心，绝对是按“卑鄙下流”的要领，让啤酒慢慢地顺着杯壁淌下去。他举着快溢出来的酒杯说：“说真的，市里各类杂志有近百家，唯有我们这儿同事之间不是泡沫感情。”
师思又顶上来了：“你这个当领导的怎么一点不懂社情！我们这儿除了泡，连沫都没有！”
主编老莫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丁点儿不快。
我感觉到师思身上哪根神经不对劲了，就说：“各位该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同师思到外面说几句话。”
我将两块扣肉夹起来放进嘴里后，嘟嘟哝哝地说：“这样才有力气同六渡桥的女人吵架！”
武汉有数不清的餐馆酒店，各处的大厨手艺不同，有些菜是不能轻易相信的。唯有两样是可以放心大胆第一口就结结实实地吞下去。第一样是豆瓣喜头鱼，第二样便是梅菜扣肉。武汉的梅菜扣肉，就是九十八岁的太婆，不镶假牙也能尝出味道来。站在包房外的走廊上，身体内有股清液滋润的感觉，舌底不断有津甜的滋味凉咝咝地渗出来，从脊柱上升至后脑，再过百会之顶绕到前额的睛明，一路尽是旱了百日的江汉平原有好雨落下的声音。昨天，我编了一篇替第三者鸣不平的文章，有段文字我很喜欢。它写了两个**者怎么样用舌尖顺着对方的脊柱，连吻带舔，沿着那条一经提示人人都能画出的抛物线，从腰眼一直到下巴。看二审的师思毫不客气地将这段可以惊艳的美文，用红墨水划去了。我问原因时，她回答说，这种知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美味佳肴给人的感官刺激同情爱确实有相通的地方。体会此刻的经验，想着师思的反应及那段被红线牢牢捆在脑子里的文字，我更加陶醉于武汉的梅菜扣肉。
包房门响了一下，走出来的是主编老莫。他拿着手机，脸上的笑容谁见了都会觉得可疑。他没忘记抽空告诉我，师思让我别等了，想喝啤酒就回去坐下。
一会儿，走廊上除了两位身份可以发出同样疑问的招待小姐外，就只剩下我了。正在犹豫，走廊进口处的包房里走出沙莎来，那样子是去洗手间。也就在这时，师思出现在身后。师思将沙莎看了五秒钟后，只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坚决地看着师思，她脸上的神情充分映照着身后沙莎向这边张望的样子。
吃完饭，女孩们开始唱歌。我是杂志社里在不计算头头的情况下唯一的男性。在这样的场合，她们唱着每一首歌时，只能将眼光投向我。女人的千姿百态也只有在这时，才能让一个男人无所顾忌地享受。
只有师思例外，她唱的是流行在她父母刚领结婚证的年代的样板戏。
我大胆地将师思这样子设想成吃醋。如果沙莎在今天傍晚不能送给我真正的好消息，师思眼下这种表现，也能够抚慰我坑坑洼洼的心中盛满的清冷孤寂。
整个下午，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个不停。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点，每天一到北京时间十六点整以后，女孩们脸上的容光便像雷雨盛行的武汉之夏，阴晴无常。凡是阴沉时，接电话的女孩一概说晚上有采访任务。在她们笑得十分灿烂时，我听见那些不同形状的嘴唇，像琴键一样弹出一个个酒吧的名字。我留意地听着，最终也没出现神曲酒吧。那是我约沙莎的地方。
黄昏时，楼外下起了小雨。
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爱过的三个女孩，这样的天气陪她们散步感觉最舒适。天气比较凉，身体会在无意中自动贴到一起。一顶小伞半遮半掩地，可以在大街上做自己激动后想做的简单行动。风中的湿润均匀地洒在皮肤上，触摸起来更加性感。她们离我而去时，一个个异常坚决。三个女孩一个在汉口，一个在武昌，另一个在汉阳。到现在我们之间还偶尔有联系。她们对我说过一句相同的话，她们都喜欢我，她们都不能接受我住的房子。
师思擦过我的肩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投入到雨中。
我冲着她的后腰喊：“要爱护革命的本钱！”
一辆中巴开过来，师思跳上车去。杂志社的女孩都有个规律，凡是赴约会，一律打的。但凡回家，便全部规规矩矩地挤公共汽车。
看着中巴车往六渡桥方向驶去，我惆怅地问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在武汉彻底扎下根来，有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两室一厅外带厨房卫生间的房子。我顺着中山大道往长江上游走，目光不时与站在一家家商店门前的动人女子碰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我最清楚的一点便是，别去招惹那些漂亮的女子，免得到头来自己生自己的气。男人必须有漂亮的资本，才可以征服漂亮的女子。这条真理是武汉关的钟声，每天二十四小时，不管人是苏醒还是睡着了，都会按时在心头敲打。
3
神曲酒吧在车站路靠江边那一端，是由一座小教堂改造的。在替天下人受难的耶稣眼皮底下，男男女女尽情享受城市生活时，有一种特别的感伤。我告诉沙莎在这儿碰头时，沙莎怔了一小会儿。我在电话这端已感到她在犹豫。我没有迁就她，又补上一句“不见不散”。沙莎这才回了一句“好吧”。
小教堂改成了酒吧后外观依然是小教堂。在一片旧式两层楼群中，细雨黄昏愈发能烘托其锐利的房顶。进了门才会发现，做祷告的长木椅被一只只小酒桌替代了。那些供奉在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像前的红色大蜡烛，换成各种暧昧的灯光。我的脚步声惊动了酒吧的全体小姐。一般酒吧说是从下午四点钟开始营业，实际上在晚上九点钟以前几乎无人光顾。我知道自己来早了。这个时间是沙莎定的，我没办法。如果是师思，她会选择半夜十二点。同样是女孩，在不同部门工作时间一长，身上就无可避免地打上环境的烙印。
酒吧里没有第二个顾客，到处都是空位，这让我一时选不准坐在哪儿。最终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我同走近来的酒吧小姐聊了几句，顺便夸了一下她的口红颜色。酒吧小姐朝我露出超过职业习惯的喜悦。她说自己正准备假如无人注意到，就换一种品牌的唇膏。唇膏是女孩对口红的时尚叫法。只有男人和老太太还在说口红。
这时，沙莎进来了。她走到稍稍靠边的一只酒桌旁，对我说：“又不是搞阴谋诡计，别坐得那么偏僻。”
见她坐下来，我只好起身迁就。
弄清了由我请客后，沙莎要吃西餐。
挑来挑去，我们都挑了一份意大利空心粉。
我将啤酒杯举了举说：“为了等你的好消息，我将酒吧全包了。”
沙莎环顾四周说：“我不喜欢这地方。它让我总想着宗教的虚伪。”
我说：“你也别只相信档案柜里的那些文件。”
沙莎说：“你是没有接触档案，真让你将一个个人的档案翻开了看，你就知道什么叫真实。”
我说：“我的档案你也看了？”
沙莎说：“这是我的工作。请你理解。就像你刚才同这儿的小姐调笑一样，这也是你的工作习惯。”
我连忙低下头，一鼓作气地将面前能吃的东西全吃下去，然后扔下刀叉，开始注视着沙莎。女孩在外面最怕男人老盯着看她吃饭的样子。任何人，不管她多么美丽，多么有修养，有两样是掩盖不了的丑。其一是上厕所拉撒的样子，其二便是吃饭的样子。在这两点上，人和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沙莎知道我在看她。她装作没发现，匆匆往嘴里扒了一阵后，才抬头喘喘气。这时，她已顾不上同我说话了。朦胧灯光下，几分拘谨的沙莎有种妩媚之态。一点不像平时给人加工资、给人调换工作时那样刻板。沙莎好不容易将空心粉吃完了，抬起头来，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给我要一盒冰激凌！”我朝酒吧小姐弹了一下手指。冰激凌上来后，沙莎用那小勺子舀了些乳白色的东西放到嘴里，翘翘的小指，红润的嘴唇，还有不时飘起来的媚眼，同刚才的吃相大不一样。连她自己都对自己满意起来。女孩心中一得意，脸上各个位置的器官，便都像小小翅膀一样，轻轻地飞扬着想真的飞起来。
沙莎出乎意料地同我谈起天气来。她说早上出门时，爷爷就提醒她带上伞，下午肯定有雨落下来。她居然知道我对武汉四分之三的气候非常蔑视，真正让我尊敬的只有秋天。
武汉的春天雨多得简直可以让街上的电线杆长出绿毛来。到了夏天，鞋底稍薄些就不敢出门，不然那感觉就像故事所说，让熊在烧红的铁板上隔一阵走一遭，熊的脚掌才长得厚，成为著名的熊掌。那年冬天，哈尔滨的一位同行来武汉，待了三天，手脚就生出冻疮来。他向我亮出那几处发黑的地方，说回去后无论如何也向老婆交代不清。果然他一到家就给我来电话，他老婆咬定他是去了齐齐哈尔而不是武汉。那女人认为江南武汉的冬天绝对冻不坏关东汉子。我在电话里请她吸取丈夫的深刻教训，充分尊重武汉的冬天，否则就要犯兵家大忌。那女人小声告诉我，丈夫在齐齐哈尔有点小情况，她不能不提高警惕。最后，他们两口子都邀请我去他们那儿看雾凇。
沙莎劝我不要同武汉的天气过不去，夏天该说热的时候，就要同大家一起说热；冬天该说冷的时候，就要同大家一起说冷。春天大家身上肯定都是黏糊糊的，我就别做出爽的样子。
沙莎由浅及深地说：“知道为什么师思后来，反而先用她吗？因为有领导在会上说，你不喜欢这个城市。”
我确实听见了一声雷的炸响。我喊着冤说：“这是个人性格呀！”
沙莎说：“一个人心胸不开阔，连生活着的地方都不喜欢，又怎么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哩！”
我生气地说：“如果谁能给我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并配上空调，我若不喜欢武汉，那就不是父母养的。”
沙莎及时地逮住了我的目光。我想逃也逃不脱，她的眼睛像一只陷阱，我的视力只有零点四的左眼像条中了暗箭的狼，只有零点六的右眼像被武松按在地上打了三十大拳的老虎，这时候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沙莎似乎是相信我了才开口说：“有个好消息，局里要分房子了！”
突然间，我就紧张起来：“政策出来没有？”
沙莎说：“草案已送到局长手上。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按草案上写的几种标准，你我能够达标的只有一条。”
我说：“能够达标就不错。别像前两次，我们只有在黄鹤楼上看帆船的份。”
沙莎轻轻一笑说：“你是不是没听懂我的话？”
我问：“什么话？”
沙莎继续轻轻笑着说：“你不是号称有一颗全杂志社智商最高的大脑吗？”
我愣了一阵后，只好借故去一趟厕所。神曲酒吧的厕所是在院子里。我在细雨中站了一阵，还是想不出沙莎的话中有什么玄机。有关房子的话，武汉城区七百万人口，每人每天至少要随口说三次。
回到座位上，我只好说：“对不起，只能不耻下问了。”
沙莎不满地叹口气说：“难怪有人说你编的文章只会哄那些还没见过世面的在校生。告诉你吧，我是说我们的条件加在一起，才够资格参加分房。”
我明白让我落入陷阱的诱饵是什么了。去年，师思就编了一篇为了分房，一对男女突击结婚，房子到手后，又上法庭离婚的稿子。当时我还在杂志社的女孩中问有没有谁愿意为了房子同我结婚。她们异口同声地问我的别墅在哪儿。
我沉默一阵后才说：“这只能算半个好消息！”
沙莎不说这个了。她提议每人来点威士忌。威士忌上来后，沙莎没加苏打水，便先喝了一大口。我盯着酒杯看了一阵，突然间一闭眼睛，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尽了。慢慢地，身上开始发烧，血液冲击着指尖，使其一阵阵地如同街上的修车匠给刚补过的自行车轮胎打气般肿胀起来。
我伤感地说：“怎么说，也是一个知识分子，都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无产者。”
沙莎盯着教堂苍穹般房顶上的彩绘，冷静地说：“我是想了三天三夜才下决心约你的。在局里，未婚男女能凑成一对，达到在本局工龄十年的人只有四个人。除了我以外，别的都是男人。老实说，你们三个中，你是最好的，所以我才同你坐在这儿。”
我望着沙莎不知道如何回应。
沙莎说：“实际上，我曾经偷偷喜欢过你一阵。后来发现你旁边漂亮女孩太多了，我怕事到半途又出问题，便按将下来。有了这个念头后，我反复思考过，任何爱情最终都要走入婚姻，而婚姻是同一点一滴的生活实践捆绑在一起。这是男女生活在一起的实质。与其先玩一把浪漫的乌托邦再说，还不如一开始就实打实地想着过日子。这样反倒比那些只会谈情说爱的人更知根知底一些。我也谈过恋爱，你也谈过恋爱，只是我俩没有直接谈过。不过，只要我们合得来，就不用担心。而且，你从乡下来城里，要站住脚，首先得有根呀！”
此类话有好多人在我面前说过，看似同情，实为蔑视。
沙莎也不是地道的武汉人。她的叔叔、姑姑至今还在黄陂。有一回亲戚来办公室找她，手里就提着一只老母鸡。她将老母鸡收下后藏在废纸篓里，被捆住脚和翅膀的老母鸡在一大堆柔软的废纸中下了一只蛋。为这事，我曾当着师思的面捧腹大笑。师思认为我的表情是抄袭了母鸡下蛋时的模样。想起这些，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我说：“怎么说我也是本科毕业。就是浮萍，也只会在武汉这个水坑里飘着。”
沙莎说：“未必你就没有别的想法。”
我犹豫一下后，还是说了真话：“我连最坏的想法都有过，就是没有想过我们！”
沙莎说：“这我清楚。在你们的眼里，人身上那些虚的东西，比实在的东西重要三点一四一五九倍。”
我又一次笑起来。
沙莎用涂了指甲油的手指甲在桌布上划出一个圆。她说：“圆周的确比直径好看。这个问题我琢磨了三年，从那次在花桥你救了我开始。”
沙莎的话也许不假，留在桌布上的图形和用圆规划出来的差不多，很显然是有事没事地练习了多时。
我说：“这是没办法的事！男人喜欢圆的，女人喜欢直的，所以他们才相互爱恋。”
沙莎张了张嘴后终于说：“我喜欢你这么形容。不过，我想我现在应该学会适应你。”
沙莎的话让我吃惊不小。我不得不说：“这样恐怕不行。我不是这种性格。”
沙莎说：“这也不是我的性格。但在不能改变的现实面前，我会选择改变自己。”
酒吧门口终于又来了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的手臂像是被万能胶粘上了。酒吧小姐上前招呼时，他们也没有分开。我竭力不去看他们，哪怕他们在身旁的呢喃像小虫一样挠着自己的心，坚持只让目光停留在沙莎的脖子上。女人让男人崇拜的地方，最突出的是她那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就如此刻，旁边的男女毫不含糊地发出咝咝的亲吻声，沙莎面对着他们却泰然处之。
话说回来，沙莎此刻的表现让我颇为感动。如此深入社会现实的话，出自一个女孩的嘴也太不容易了。女孩中，没有几个不任性。沙莎如此认真，对男人的刺激性反而更大。
我答应沙莎，会考虑她的提议。
沙莎说：“只有三天时间了。我们不能落在分房方案公布之后！”
我说：“如果我们能白头到老，倒也挺有趣！”
沙莎说：“我很高兴，你终于开始有想法了！”
离开神曲酒吧，沙莎上了一辆801专线车，她需要在花桥转一次车，才能回唐家墩家里。我冒雨一路往回走，既然这次约会注定一辈子也无法消磨，那就加上许多秋风秋雨，更深刻地留在脑子里。
上辈人普遍是先结婚后恋爱，我们也可以这样。
还可以领了结婚证后，过一两年再举行婚礼，也就等于给爱情一段悠闲时光。
沙莎的这些建议并不是完全不可行。
4
从前的租界中，数英租界最大。当年大英帝国的军舰强大到几乎可以将别国的领土，运回英伦三岛。如果这些由绅士变异的海盗预先明白自身也有衰落的日子，他们就不会在武汉盖起这么多坚固而漂亮的房子。在细雨之中，这些快一个世纪的房子用历史面孔铁板一块地斜视着我。每当我感伤的时候，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住在这儿。如果不是与人合住，如果局里不是将这儿当成集体宿舍，而是直接分配给我，我会更喜欢这房子。因为我总以为这房子里有贵族气。建筑是一种艺术，它可以影响人生。我还喜欢黑夜最深时，从外面采访回来，有意提前一站下车，沿着幽深的老街独自行走。此时，那些过于随意的商业霓虹全部熄灭了。只有当年英国人的手笔还在勾勒武汉往日的轮廓。
它还让我想起老家黄州。站在屋外，天下的黑夜全都一个样。心情好时它迷惑人，心情不好时它压抑人。
我在楼道里借着灯光掏钥匙，楼下的女邻居闻声打开门看了一眼后，刚要关门，又忍不住说：“韩丁太不像话！”
我以为她还在生早上的气。爬上二楼，将钥匙塞进锁眼，却拧不动。连拧了几把后，我叫了起来。
韩丁将门打开一条缝，露出一张尴尬的笑脸。
他这副模样我不是第一次见到，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扭头便走。
韩丁在背后说：“我给你打过电话，是一个女孩接的。她说你今晚有约会，不会回来。”
我咚咚地走到街上。从我和韩丁共有的那扇窗户里飞出一团卫生纸，正好落在一辆在街上巡游还没载到客的出租车车顶上。司机探头骂了一句，虽然用的是武汉话，那口音却是外地的。
一会儿工夫，雨就下大了。我退回到门口时，身后有扇门响了一下。女邻居走到我身旁伸手试了试天上的雨，像是一只手没感觉，她又伸出另一只手。
双手伸在空中的女邻居对我说：“盼下雨，又怕下雨。雨天生意好，但容易出事。”
女邻居夫妻双双下岗，两人轮换在街上开“电麻木”载客。
我说：“能挣钱是好事，冒冒险也值得。”
女邻居说：“现在麻木都快有自行车那么多了，想将别人口袋的钱掏过来，比做小偷都难。上个月你送我的一本杂志我全看了。怎么就不见有写下岗工人的文章？”
我说：“过几期就会有。”
女邻居说：“你愿不愿意写我同老马谈恋爱的故事？可比杂志上登的那些精彩。我可以将素材卖给你们。”
我说：“你们自己也可以写嘛！”
这件事，他们两口子已同我说过多次。一想到夏天时，两个胖胖的中年人，穿着不能再少的衣物，坐在门口的街边上，各自拿着一瓶啤酒往嘴里灌的样子，我便不相信他们的故事还值得让别人看。
我抽身走开。
女邻居小声嘟哝：“别以为只有上过大学的人才会谈恋爱。”
我往胜利街方向走，同以往一样，我要找家酒吧泡一泡，然后拿了发票回去，让韩丁报销。拐过一处街口，一股熟悉的香气从身后飘过来，我向右边扭头往回望，左边响起一个女孩的声音。
女孩说话的嘴唇几乎挨着我的耳垂：“先生，这么寂寞，要人陪吗？”
一阵温软的感觉爬上我的腰间。我将头复位后再扭向左边。
一怔之后，我停下脚步大笑起来：“师思，你这样子太专业了！”
我不由分说地将师思拖进最近的一家酒吧。师思一开始不大挣扎，进门之后她开始使劲了。我拦了几把，见有保安走过来，只好放手。
回到街上，师思才说：“这儿不是我们待的地方，他们偷偷地往饮料中掺白粉。”
我说：“这是‘猫头鹰’说的，他们老是哗众取宠！”
师思一跺脚说：“蓝方，怎么说我也是在六渡桥长大的，武汉的事，我做梦也比你看得清。”
一辆警车呜呜地从我们身旁驶过后并没有在酒吧门前停下来。
师思见我不说话，便又说：“告诉你一句真话，我不愿见到你在武汉搭错车。”
这话一入耳，我心中就升起一股暖流。我们走进一家名叫“往事温柔”的酒吧。坐下后，我声明自己保留买单权。师思知道我会拿着发票回去找韩丁报销，所以她马上说在这儿消费至少要比去饭店开房间便宜一半，而且安全。我同师思聊过韩丁的事。师思曾经问过，我们之间是否在相互给予方便。
碰上师思的原因不必去问。
这是我同她之间慢慢地形成的一种默契。
起因还是那次触摸了她的手。
我在想象中认为，如果下一步她问我同沙莎约会的事，那么韩丁的电话一定是她接的，然后特意来住处附近等我。
师思迟迟不问这个，她老同我谈杂志社的事，主要议题还是主编老莫。她越来越不喜欢主编老莫这人。她觉得在同“猫头鹰”大战中屡屡失利，其关键是主编老莫这人不行。他一天到晚总想着同上面的头头脑脑交往，硬要将局里的半年工作总结发在这期杂志上，还配着局长们的照片。我马上建议师思，干脆将局长的照片同获得“武汉小姐”的照片一起印在封面上。
师思为我这恶毒的主意笑起来。
在我进一步设想局长的照片应该放在“武汉小姐”身体的什么位置时，师思发现门卫老赵的妻子领着老赵正从门口走进来。
我们正要同老赵打招呼，在离老赵更近的地方，王婶同她丈夫出乎意料地站出来，将他们截住。我问师思过不过去。师思质问我，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文革”心理。我说自己是没做贼，更心虚。
穿过半个酒吧，师思身上的香气，让几个正陪女伴说话的男人情不自禁地扭头看过来。
王婶和老赵看见我们后，连忙将自己的配偶介绍出来。王婶的丈夫在一家酒店里当副总经理。他比王婶多了三点水，姓汪。老赵的妻子从洗衣机厂提前内退后，同几个人合伙在江大路附近办起一家婚姻介绍所，成了钱主任。
钱主任说：“这地方本不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能来的，但经不住汪总和小王的**，就同老赵来开个洋荤。”
汪总说：“我喜欢这酒吧的名字。”
王婶温柔地瞪了丈夫一眼说：“别在他们面前说这个，惹得他们肉麻。”
师思忙说：“王婶你是说我们没有往事吧，可我们有温柔呀！”
在我们笑的时候，钱主任追问：“小王这么年轻，怎么就当婶子了？”
我说：“这是同事们对她的尊称。”
他们这两家住在花桥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而且还是同一层楼。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局财务处的牛会计。那三套房子是五年前局里买下来，分给他们的。我刚分配到杂志社时，正赶上王婶结婚，有机会去过她那新房。当时心里羡慕死了，想着自己如果能在这么好的房子里结婚，那一定比到了天堂还快活。
老赵在钱主任的影子里默默地看着我和师思。
钱主任像是极明白似的，带着一脸祝福的样子，让我们回去玩自己的，别误了美好时光。
我同师思回到座位上坐下后，有一阵一个字也没说。酒吧里越来越浓的酒香，掩盖了师思身上的气息。我们都明白对方现在想的是什么。有两次，两人的目光都在酒桌上空碰撞出声音来。
我终于打定主意告诉她，同沙莎约会的内容。开场白是说局里又要分房。师思听了立即换了一样神情。见她有几分惊喜，我又告诉她这是千真万确的。
本想将她的喜悦锁定了，哪知这添足的话一出来，师思反而冷笑一声说：“不错，又提供了一次纯洁群众队伍的机会。”
“我准备腐败一次，再不腐败就没有机会了！”顿了顿后，我又说，“当然，我搞的是阳谋。”
师思马上说：“是不是沙莎告诉你的。”
我点头说：“你的第六感觉很到位。”
师思说：“如果我和沙莎不经常向你透露点什么，你比老赵都迟钝。”
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局里也好、杂志社也好，多数消息都是她俩告诉我的。有些事绝对不会在文件上出现，但从各方面来看，它们比文件内容要重要许多。
当我欲说又止的样子出现一次后，师思马上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她说：“你还没有告诉我，有什么好消息哩！”
我望着旁边的老赵说：“分房规定中有一条，只要我同沙莎搭伙，就可以达到。”
师思说：“一定是沙莎出的主意，做人事工作的，就会算计！”
我说：“别怪她！这样的算术，幼儿园小朋友也会做。”
师思突然大声说：“谁怪她了？你心疼了？”
王婶她们立即投了目光过来。
“我们这样子像是真的有那么回事。”我伸手拍了一下师思说，“你算一算，我俩的工龄加在一起是多少？”
师思将手举向空中，酒吧小姐马上碎步走来。
师思说：“给我来杯白开水！”
酒吧小姐去了又回。
看着师思面前那杯冒气的白开水，我说：“还以为要伏特加哩！”
师思说：“才不会。我要到你和沙莎的婚礼上去喝茅台。”
我说：“连我都快蒙了，你怎么就当真！”
师思说：“想不想同我打赌？你会答应人家的。”
我说：“如果输了，你就嫁给我！”
师思说：“人可以输给你，但我不会嫁给你！”
我说：“真想不通，不就是住六渡桥吗，怎么你就有那么多的优越感。”
师思一本正经地说：“听着这样的话，愈发觉得你不懂武汉，不懂城市了！看来你同沙莎确实该做一对。你是初中生，沙莎是初中老师，正好教你。我是大学老师，水平高，但教不了你！我只能教沙莎。”
我说：“这正是你为自己挖下的一条防坦克壕沟。”
师思说：“错了！这是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则。不像黄州，只有田园风光。”
我反驳说：“你也错了，黄州是文化古城！”
师思说：“二十年前，沙莎的父母还是菜农，所以你同她的感情要容易交流。”
我生气了，冲着她说：“小市民心态。”
说完，我起身去了卫生间。
秋天雨小，武汉的排水系统似乎特别通畅。我在卫生间除了吐过一口痰以外，什么**都没排泄。我一直不习惯公共场所的水龙头把手，哪怕是天安、亚酒这样卫生得够可以的地方，也会怀疑那上面会沾着要命的病菌病毒。每一次见到这样的水龙头，心里总要认真犹豫一阵，才能决定是否使用它。
在我发愣时，老赵进来了。他毫不客气地冲着我大声咳了几下，直到将自己的脸憋得通红。
我说：“赵爹爹，你咳的声音不对劲！”
老赵说：“很好很好！”老赵的前列腺一定有问题，但他挺能沉住气，抽空还对我说：“好好活。要是我能退回去，哪怕只有五年，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说着，他又咳起来。
我上去给他捶了捶背，他要我别在钱主任面前多嘴，提他咳嗽的事。我不喜欢婆婆嘴脾气的，我当然理解同样作为男人的老赵。我只是建议他去医院检查一下肺部。
还没回到桌旁，我就发现师思人不见了。通过对酒吧小姐的询问和王婶的主动通报，得知师思到外面打长途电话去了。我明白，她已经一去不回。
付完账单，要过一张发票后，我同汪总握了一下手。
钱主任不失时机地劝我，对女孩子要谦让点，不要动不动就来一通大爷脾气。
我真想问问她，在武汉有几个没有房子却成了大爷的人，也给我介绍一下。
外面的雨很大，我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正要钻进去，忽然看见师思在街边站着。没待我叫，她自己跑过来，抢在我的前面钻进车里。
司机问我去哪儿，我问师思。
师思说：“去你那儿！”
我给韩丁的叩机上留言，让他五分钟后将门打开。
五分钟后，韩丁真的将门亲自打开了。
师思望着韩丁枕头上若隐若现的一蓬金色头发，对我说：“今晚我只能住在你这儿！”
我将师思领到**坐下，回过头来再同韩丁商量。韩丁挺潇洒地说不用回避，这样睡，彼此都像看顶级碟片一样。我骂了韩丁几句，情知他也没地方去，只好转身问师思愿不愿同那女孩睡一起，这样可以空出一张床来，让我和韩丁睡。师思想也没想就将我的意见否决了。她还小声告诉我，那女孩可能是性工作者。韩丁想出一个办法，干脆大家都不睡，四个人正好可以打麻将。他的建议也被那女孩否决了。那女孩理直气壮地说，都是一个师傅教的，半夜三更进了男人的屋，就别装淑女。四个人全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谁都可以否决其他三人的建议。
最后，我和韩丁放弃睡觉的念头，翻出一副围棋，趴在桌上下起来。我将酒吧的发票掏出来。韩丁不肯认账，他说今晚大家的待遇是平等的。争执一阵后，我们达成一致，下棋时谁输了，谁就掏钱买下那发票。其实，我是看出韩丁放纵之后露出了倦意，才有意诱他上钩的。他棋艺比我略好。我准备让他赢第一盘，自己赢第二和第三盘。韩丁打着哈欠顺利地拿下第一盘。接下来我便顺利地围住了韩丁的一条大龙。当我正要施杀手时，师思在被窝里突然抽泣起来。
我连问三声不见师思回答。
韩丁便说：“女人伤心时最需要男人的抚摸！”
我走到床边，伸手轻轻地抚了一下她的头发。师思从被窝里伸出手将我的手捉住，用力咬了一口。我疼得大叫起来。韩丁的女孩吓得从**坐起来，露出半截光溜溜的身子。韩丁连忙过去抚慰她。
师思像乡下人家养的狗，将陌生人咬了一口，便立刻躲到一边去，她的心疼变成我的肉疼之后，她也安静下来。然后小声告诉我，这时候如果我有一套房子，不要四室两厅，不要三室一厅，只要两室一厅，她就马上嫁给我。她实在受不了哥哥的女朋友，每星期至少要从汉阳过来住两晚上，而且一点不避忌讳，不待关灯就明明白白地上哥哥的床，并且还要叫春。家里本来就挤得很不成体统，所以她只好逃。她心里明白，哥哥的女朋友这样做多半是想撵她出家门，到外面另找住所。师思对这一招数毫无办法。这是她第一次对别人说家里的事。我想，等过了今晚，我一定要问问师思，六渡桥到底好在哪儿。因为这不是我此时的主要想法。此时此刻，我想得最迫切的是，能否将自己身体也塞进被窝里，哪怕是一部分，譬如已被师思握住紧挨着她肩头的那只手。
在我将要动手之际，师思突然推我一把说：“下棋去吧！”
带着一脑子师思在被窝里的温柔状态，回到棋桌上，糊里糊涂地以为棋盘上那空白之处是分给我的一大套房子，下意识将一颗子投上去。韩丁马上狞笑着将那条已煮到九成熟的垂死大龙救活了。我方寸大乱，脑子里又出现沙莎说的那套分房方案。在我胡乱应招时，韩丁将胜利果断地抓到手里。岂料他一得意随手打翻了茶杯，慌乱中，棋盘上的黑白子被搅乱了。韩丁要复盘，我坚决不同意。他要我承认他赢了这盘棋，我更不能同意。两人僵持了一阵后，竟然不约而同地各自抓了一只茶杯，使劲砸到地板上。
我说：“这日子我活够了！”
韩丁说：“我也活够了！”
师思在**一动不动地说：“那你们还不出门到马路上，找辆凯迪拉克撞上去！”
我们怔了一会，忽然担心起楼下人家的反应。
听了几分钟，居然没有一点动静。
我们蹲在地板上收拾残局时，韩丁的女朋友将一条白花花的大腿伸出来，蹭了蹭韩丁的脸。韩丁在那大腿上吻了两下，忽然感慨地板上的玻璃碴为什么不是钻石。
我也有这样的希望。
下半夜时，两个女人在我们的**，先后往里翻了一下身，露出两个半张床来。我和韩丁眼里都流露着上床的欲望。我故意对韩丁说，他那女朋友恐怕又靠不住，我们摔茶杯，她连屁都不放一个。韩丁说选她本来就是做短线，若是长线，他会选一个不会轻易同他上床的女孩。
外面忽然有人敲门。韩丁将门打开后，进来两个联防队员。我们当然明白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好在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反倒朝他们要起搜查证来。联防队员恼了，他们上前二话不说就撩女孩们的被子。韩丁的女朋友对待身上的被子就像演员对待台前大幕一样，她精心地给了一个姿势。师思不一样，她死死抱着被子，等到终于被拉下后，她大叫了一声。联防队员望着她一身整齐的穿戴，不解地问她有什么好叫的。
联防队员说：“跟我们走！”
我和韩丁说：“走就走。只要有单间住，进监狱也行！”
说了好一阵，也不见他们动脚。后来，他们不耐烦地明说，让我们给点辛苦费，这事就私了了。
我不肯给。韩丁也不愿意，他还要我将记者证掏出来亮一亮。后来师思拿了二十元钱递给他们。我以为他们不会要，嫌少。哪知他们接过去后便扭头走了。临出门时，还不忘告诉我们，是邻居打电话投诉，他们才找上门来的。
关上门，我对师思说：“这么点钱，你也敢给！”
“现在是原始积累时期。”师思看了看那个女孩，又说，“你还不太了解这个城市的这条街！”
那个女孩冷不防地开了口：“我觉得蓝方老师已经了解武汉了。”
女孩的这个称呼让我胆战心惊。
5
后来，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那天早上假如师思起床后，梳洗化妆完毕，同我一起过早，一道上班，许多事情便不会发生。遗憾的是，那天早上，师思像是预感到当天会发生什么，起床后粗粗地化过妆，连谢谢都没说，就冷冷地走了。为此，韩丁同女朋友发生争执。韩丁认为我同师思的关系完了。女孩则认为这仅仅是好戏的开始。
那天，女邻居和她的丈夫在门外的那辆“麻木”旁，冲着我们尴尬地笑着。
我在联欢大楼前停下自行车，沙莎已买好两份热干面在等着我。
我锁好自行车，端上热干面跟着沙莎进了电梯，再走进沙莎的办公室。在无人的十分钟里，我们上演了整整一曲由爱情到婚姻的大戏。我告诉沙莎，自己太需要有一处房子来隐蔽自己。沙莎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好的结婚申请，让我在上面签字。我只是看清留给我签名的地方已经写好了“沙莎”二字，便提笔写下“蓝方”二字。那劲头颇似既然女人都敢动手，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犹豫的。
沙莎在我签过字后，用手拍了拍我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惹得我的神经一跳一跳的。往后的事都是沙莎去办的，她要我什么也别说。当天下午，她就将一份鲜红的结婚证书交到我手上。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办结婚证有许多手续，其中一点是双方必须都到现场。沙莎告诉我，她让弟弟即时顶替了一阵。像中共地下党员接受秘密文件一样，在我接过结婚证书时，窗口有一对麻雀正在交嘴。这两个灰不溜秋的小东西，给我的意外婚姻带来难得的一点诗意。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沙莎说：“又多了一个夫妻店。不过目前还不能营业。”
沙莎告诫我，一定要等到分房方案公布之后，我们的关系才能公开。我很佩服沙莎。因为太佩服了，所以我一直没有吻她的念头。
那天师思要到北京组稿，我送她到汉口火车站。
坐在出租车里，我突然扳过她的脸，用力地吻了她一下。她除了紧闭嘴唇，别的什么动作也没做。我将她一直送上三十八次列车的硬卧车厢，直到她从嘴里挤出一句“恭喜你有大房子住了”才离开。
师思是用直觉来判断的。
在直觉这一点上，我崇拜天下的所有女人。主编老莫只让师思在北京待一个星期。师思却待了半个月。她回来后，我和沙莎就将住房的钥匙拿到手。
分房方案刚刚张榜公布，我和沙莎就去买了十斤糖果，放在门卫老赵那里，让他代我们分发给每一个人。老赵比我们幽默，他在分房方案旁贴了一张告示，再将糖果置于告示下面，让局里的人自己随意取。好多人一边吃糖，一边看着分房方案，一边说我和沙莎登记结婚真是时候，早一天没意义，晚一天就迟了。
我同沙莎登记结婚，在局里的反应远远大于在我内心的反应。我同沙莎还像以前一样，各人上各人的班，各人下各人的班，甚至连什么时候举行结婚典礼也没在一起商量。每天早上，我们照例在办公楼前小吃摊上吃热干面过早，然后一道进电梯上楼。赶上电梯里没有别人，我们会走到一块，相互捏捏对方的手。这仅有的身体接触，一点也不能激起我对沙莎的欲望，那感觉就像在武汉商场门口，碰见熟人握握手一样。回到老租界里的那间屋子，面对因为我要搬走而格外高兴的韩丁，我有时会有一种念头，想强暴非要有两室一厅以上房子才肯嫁给我的师思。
对于沙莎，我一直没有兴趣。
我们之间直到结婚时，也没说过我爱你一类的话。
在师思从北京回来的前几天，主编老莫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要同我谈杂志的事，一开口才知道是代表局里，就分房问题同我谈话。他劝我不要掺和分房的事，大家都知道我同沙莎结婚，目的就是为了房子，这样太功利，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我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当面打了一个电话给沙莎，将主编老莫的话说给她听。沙莎要我告诉主编老莫，就说自己若是想娶局长的女儿，准保什么事情也没有。我没有挂断电话，拿着话筒，照本宣科地对主编老莫转述一遍。这副样子让主编老莫不得不将准备说给我的许多话全噎了回去。他让我放下电话，关上办公室的门，换一副面孔，推心置腹地说起来。
我听了一下午，终于弄明白这套分房方案其实是为局长的女儿一个人制定的。办公室的人绞尽脑汁设计出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后，刚好将局长的女儿算计成符合分房条件的最后一个。那时，他们没料到我和沙莎会从中插一杠子。我们一进到这个体系后，局长的女儿就成了“中央候补委员”。
弄明白后，我对主编老莫说：“这个腐败我反定了。”
说到后来，主编老莫开始追问师思的行踪。他虽然加了一句“这家伙太不像话”来表达作为领导人的大公无私意图，我还是觉察到他对师思的特殊关切。我其实并不清楚师思在外的任何情形，我故意说师思上午还从北京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细细感受这话对主编老莫的伤害情况。
我特别希望给我们的房子能在师思回来之前分下来，我怕自己在面对师思时，会改变主意。自从与沙莎登记结婚以来，在内心深处反倒淤积出一个对师思的情结。我特别清楚，那张婚姻的营业执照不在法律的保护之下。除了感情，连它的操作方式都是不合法的。只要我一否认，它就得完蛋。
然而，我必须在繁华的大武汉拥有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家庭。我的名片上不能长久地只能印着叩机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不太羡慕别人名片上的职称和职务，让我心动的总是那些电话号码后面括弧中的字母H。
好像沙莎也明白这一点，她比我更急。当着面她总叫我放心，汉江的水跑不脱是要流进长江的。这句话只有沙莎才说，连师思都不说。汉江水是清的，长江水是浑的。天下只有浑水往清水里掺的事，哪有那么苕的人，将自己的清水掺进浑水里。离开我，沙莎独自同行政科的人急了两次。人事处长也出面给行政科的人打了一次电话。这些行动还未见效果，师思便从北京回来了。
师思回来的消息，大家是从主编老莫脸上读出来的。师思从机场直奔杂志社，她一进办公室便冲着我们大笑，然后伸过手要同我握一握，说是恭喜我双喜临门。她在老赵的门卫室旁的墙上，看到了分房人员名单。这时，我也顾不了什么，扭头便往楼下跑。
师思在身后酸酸地说：“别笑歪了嘴。”
出了电梯，果然见到一楼大厅的墙上贴着两大张湿漉漉的白纸。我和沙莎的名字在白纸上被连在一起，沙莎的名字在前，在那之后的括弧里写着我的名字，使我成了自由市场上买排骨必须搭上的烂骨头。以同一个从没表示过爱的女人结婚为代价，换来的房子，坐落在花桥小区里。它在老赵和王婶的家隔壁，目前的房主还是财务处的牛会计。
我有些蒙，直到老赵将一支烟塞到我嘴里，我才醒过来。老赵说：“我们要成邻居了！”
我望望白纸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住新房子？”
老赵替我点上烟后才说：“我就愿意住旧房子，新房搞不好就会让人伤心伤感。”
老赵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我扶了他一把，让他回到门卫室后，终于忍不住说：“你咳嗽的声音不对，是不是肺上有毛病？”
老赵说：“你放心！我看过医书，这种年纪患了肺结核，也不会传染。”
沙莎随着一阵高跟鞋的响声出现在老赵的窗口。她对着那张白纸看了足足十分钟，直到将所有人的房子都记住才走过来。
沙莎说：“我不太满意。你呢？”
不知为什么，我像报复谁似的。我说：“阴谋得逞了，还不满意？”
沙莎说：“能这样想当然好。我同牛会计说一下，明天抽空过去看看。”
沙莎走后，老赵对我说：“你找了个了不起的女人。她有点像我家的老钱。”
我搞不懂他这话是褒还是贬，便说：“搞人事工作的，个个貌似深沉。”
这天下午下班时，主编老莫让杂志社的人都别走。大家先去圣诞酒店吃晚饭，然后又让师思选了往事温柔酒吧泡吧。大家乱纷纷地坐了半夜，只有主编老莫一个人高兴。到买单分手时，师思没有同主编老莫一起乘出租车走，弄得主编老莫也不高兴。他真真假假地说我们都是狼心狗肺的家伙。还说等杂志社自己有钱了，像“猫头鹰”那样自己盖楼买楼，看谁还敢不卖他的面子。
师思自己叫了一辆“电麻木”往六渡桥方向走。我依然是徒步回住处。半路上，沙莎在我的叩机留了一条言：玩得开心吗？还没到住处门口，老远就看见窗户里灯光通明。等到我开门进去时，发现师思已和衣躺在**。韩丁见我回来长吁一口气，说自己正不知怎么办好。我上前拍了拍师思的后脑勺，师思没有睬我。我只好挤到韩丁的**。
师思照例天一亮就走了。
除了留在被窝里的体香，我连一句话也没捞着。
我出门时，韩丁递给我一只红包，说是祝贺我结婚了。
我收过红包后再告诉他，我无权将这房子百分之五十的使用权送给他。
见到沙莎时，她出乎意料地说：“你有些忧伤！”
我一愣后才回答：“已经到了围城门口，当然有反应。”
沙莎难得一见地笑起来：“这几天你可以好好享受世纪末的感觉！”
我突然发现沙莎脖子上没有戴丝巾，浑圆与白嫩的肌肤让我有史以来对她心动了一下。
走进办公室后，我只来得及朝师思看上三眼，主编老莫就出现了。他一说话，满屋的人都能闻见从那张嘴里冒出来的热干面气味。
主编老莫说，提前开个编前会。
大家赶紧起身纷纷往自己茶杯里倒开水，然后，女孩们又拿出抽屉里的小镜子，将自己的眉毛与嘴唇重新伪装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马上发现师思的化妆品又换了品牌。主编老莫和我作为男人，对女孩在办公室里的这些特权，总是极有耐心地欣赏着。女孩有的拿过化妆品，有的将师思扯到窗口，捧着她的脸蛋，像是校对清样上的错别字，半是认真半是挑剔地端详着。她们一闹，半小时就过去了。主编老莫终于咳嗽一声，声明自己不得不做职业杀手，谋杀女孩们的业余爱好。一个女孩用香水瓶朝着主编老莫喷了一下。师思马上叫起来，说只这一下，少说也去了两元钱。我忍不住说了句，回头让主编老莫赔你一瓶。见师思眼角的光泽不对，我又补上一句，让师思将买香水的发票交给主编老莫签字报销。师思冷冷地说，她从来不用香水，这香水是配售的。
编前会终于进入正题。
除了老一套以外，新鲜事有两件，一是“猫头鹰”在向我们施杀手锏，他们以月薪万元为诱饵，将长期为我们杂志主持心理咨询专栏的董博士挖走了。主编老莫念了董博士的辞职信。虽然书读多了的人不免呆里呆气，但他倒也坦率，不像别人遮遮盖盖。谈到钱对他的重要性时，还有几分让人心酸。心理咨询专栏是我们杂志唯一超过“猫头鹰”的地方，“猫头鹰”抢走董博士，实际上是在动手掐我们的脖子。第二件事是局长正式发话了，从这一期开始，杂志上必须期期有反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文章，而且还必须是重头的，不能蜻蜓点水。
主编老莫刚说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师思就发表不同意见，说人家正忙着结婚，杂志社的事再重要也不能耽误人家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好事。师思自己将这事揽走了。这是师思在我搬进花桥小区那套二手房子之前，唯一一次正面提起我的婚事。
对于第一件事，我们都束手无策。我提议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将董博士请回来。师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到“猫头鹰”的十分之一，作为对手，他们这么做是明目张胆地同我们较量，打钱仗，我们必输无疑。其他人更不同意，个个都说自己只要一万元的一半，准保能将这个专栏办得超过董博士。最后，主编老莫拍板，心理咨询专栏由杂志社几位编辑轮流主持，每主持一期，额外多发一千元编辑费。主编老莫这话，将大家脸上的危机状态扫个精光，人人都露出美滋滋的模样。
这时，老赵从门卫室打来电话，杂志新一期的样刊到了，让我们下去拿。主编老莫让我带人下楼，他自己留下同师思具体谈谈有关下岗职工再就业典型文章如何写。
我们下楼后，见老赵正捧着我们的杂志在看。
见到我，老赵一扔杂志说：“你们登的文章越来越不好看，这么下去谁还肯掏钱买回家去看呀！”
我翻了翻油墨尚未完全干的杂志说：“你应该喜欢才对，这上面有表扬你们模范家庭的事。”
老赵将我递到他眼前的杂志推开。
我们叽叽喳喳地扛着杂志回到办公室时，师思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愣。桌上的墨水瓶被碰翻了。我上前去将墨水瓶扶起来。
师思突然站起来，抓起桌上的皮包，对我说：“我采访去了，这一阵不来坐班。”
剩下的话是：有事呼我。这是用眼睛说出来的。
师思走时，步点不像平素那样款款地有情有致，身姿神韵有些零乱。
一个女孩送杂志到主编老莫的办公室里，回来时，她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主编老莫那条标价八百八十八元的领带，歪着挂在脖子上。
在我所相处的男人中，只有名利能让他们惊诧。女孩则还是一如既往，让她们惊喜的总是时尚的物品，而让她们惊慌失措的东西总是与情感有关。
师思一走，正好让我静下来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与房子的关系问题。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城市生活全部内容都已成了一所房子。我想找个人说一说，找来找去，最后选定的还是韩丁。
韩丁正在一处股票交易所里，对着牛气冲天的股市行情乐得合不拢嘴。他在回话时，第一句话就说，照这样的行情，今年他完全可以到常青花园买一套房子。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自己找错了倾诉对象。韩丁将房子当成一个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基础，比“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重要。我失望地将电话挂了。
突然间，我想到了董博士。
一拨电话，董博士正好在家，因为是熟人，我便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告诉他，这种本来目的非常明确的婚姻，不知为什么反而让我越来越糊涂。董博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才问我是不是指桑骂槐，责怪他为什么要跳槽。其实他的想法同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样。自己本来就是冲着高薪来帮“猫头鹰”的，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似乎也要找人咨询一下这种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下岗工人，每月连一百四十元生活保障金都不能及时到手，自己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地就额外拿一万元。而且，他一直提心吊胆，不知那一万元是真给还是假给。第一笔报酬还没到手，心里就老觉得欠着他们什么。
我也欠了许多，但不知是欠谁的。
说到后来，反成了我劝董博士。
我告诉他，这年头只要是送上门来的钱，哪怕是上面有海洛因五号的味道，也只管花，汉口的五条干道，哪一条不是用钱铺起来的？说到这儿，我心里突然一亮，送上门来的老婆和房子，哪有不要之理。
我挂断电话，又拨通另一个电话。
对着话筒，我理直气壮地说：“老婆！我是你老公！”
沙莎在电话那一端害羞地笑起来。
午间休息时，我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带上沙莎和牛会计去花桥小区看房子。仍由牛会计住着的房子按四星级宾馆标准装修过。我很想说，这样子挺好的，我们只需抱着铺盖进来住就行。沙莎却一口气挑出二十几处毛病，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盗门可以将就着用，但门锁必须换。这一点是牛会计主动提出来的。
牛会计问我们准备花多少万进行再装修。
沙莎笑而不答。
在我们察看时，老赵的妻子钱主任和王婶家的两口子都进来凑热闹。
王婶公开说，她原以为我同师思是一对，没想到鸳鸯谱上写着的是我和沙莎。
钱主任则说，从职业眼光来看，我同沙莎结合更加牢不可破。
他们邀请我和沙莎到各自家里坐坐。我被他们家里的温馨气氛深深地打动。特别是钱主任家里，老两口的床头柜上插着一枝鲜艳的红玫瑰。钱主任说这是老赵上个星期天给她买的。她说老赵隔一阵就会送一枝红玫瑰给她。说时，钱主任脸上自动进出一排笑纹。
王婶家里则是实实在在的恩爱，她同汪总的各种亲昵姿势，用照片展示在家庭的每一个角落里，使得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也能放出光芒来。
回到马路上，沙莎出乎意料地抽出五分钟时间来挽住我的手。
我想起牛会计不肯说出价格的那个极其豪华的席梦思，心里终于有了准备在沙莎身上实施的欲望。
6
花桥小区中间的那条黄孝河路，是我同沙莎开始相交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夏天，武汉出奇的热，才五月初气温就到了三十九度。我来杂志社报到的那天，是连续第六个三十九度的日子。按照武汉人的经验，只要气象台连续报三十九度，那一定是四十度以上了。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凡是气温超过四十，就得全城放假休息。因为不能这么放假，所以难得在天气预报中见到四十度，更别说四十一度了。一九九四年夏天的那个热，用师思家人的话来说：若没有四十一度，老子就是婊子养的！我是在沙莎手上报到的，她将我领到杂志社，并对大家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站在沙莎背后，不时望着那条深陷进肉里去的乳罩背带，并闻着她身上因为出汗太多而散发出来的轻微狐臭。当时主编老莫不在，还没调离杂志社的王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现在的媒体真不像话，明明气温到了四十度，却硬说只有三十九，长此下去，什么话都没人听了。然后又对我说，这时候去乡下最好，乡下凉快。当时我手上还拎着充满学生宿舍气味的行李。沙莎问我的住处安排在哪里。王婶说这季节不要房子，睡马路也比屋里舒服。王婶也不知道将如何安置我。那一年大学本科生还勉强可以称为“人才”。主编老莫来后，才明白地说这个问题先得自己克服一下。沙莎当即为我抱不平。现在想来，也许从那时开始她就在寻找时机，将我变成她的老公。沙莎看我的眼光一直与众不同，这是杂志社内部公认的。沙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她回来时又看了我一眼，说她帮我找了个住处。这个住处就是现在我与韩丁同住的那间房子。这房子本是两个局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以前，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单身女性去住。对方局却安排了韩丁。本以为男人会让着女人，从而在事实上占领这房子的另一半，哪知韩丁用了师思未来嫂子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局的那个女的。韩丁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不是我们局做了让步，而是那女的一气之下，去了珠海。沙莎在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说那个女的现在是珠海一所别墅的女主人。沙莎说完这些后，还特别嘱咐我，要像坚守阵地一样替我们局守住半间屋子。自从有了安身之所，我同沙莎就没再相交。
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以后。那天我去汉口火车站附近，采访那里的安居工程，中午返回时，实在受不了公共汽车上的酷热，便在花桥站下车。站在树荫下撩起衣襟拼命扇风时，我看见沙莎戴着一顶蝉翼一样的钢丝折叠帽，手臂上搭着防止紫外线的纱巾，骑着自行车，顺着黄孝河路，赶着去上班。我正在想要不要同她打招呼，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脚下坚固的混凝土托着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马路上三个下水道的窨盖，拖着几道火光冲天而起。其中一只从空中落下后直奔沙莎而去。见势不妙，我奔过去，将还在自行车上不知所措的沙莎，连人带车用力拽到一边。那磨盘一样的铁家伙砸在离我们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狰狞地裂为两半。远处的两个窨盖在马路上滚了一段后，躺倒下来，冒起一阵青烟。**出来的三个下水道洞口里，蹿出一丈多高的黑色烟柱。《武汉晚报》和《长江日报》隔天都对此事做了报道。它们提到黄孝河曾是武汉最著名的污水沟，并引用专家的意见，说是这条被管束的污水沟里的大量沼气在少见的高温下，自燃爆炸。望着那股黑烟，我搂着惊魂未定的沙莎，站在马路边。纵然是第一次这么亲近一个年轻女人，无论当时还是过后，除了汗水的滑腻与滚烫，再也没有其他感觉。
如果这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城市里，它一定是浪漫故事的美妙序曲。在武汉，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报纸上说的，一只铸铁窨盖冲天而起，险些砸着一个骑车路过的年轻姑娘。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上的花桥小区。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直没有被提上我和沙莎的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百元。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百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半是由于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过日子的行家里手。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装修房子的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插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
结婚的头一天，一切准备好后，局里的同事来看热闹。
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武汉的人咬定我们至少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元。武汉本地的同事没有如此高估，尤其是成了邻居的王婶，她认定的花费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正是我和沙莎的实际经济状态。
黄昏时，沙莎约我去一家酒楼。我们在酒楼里订了五桌酒席，酒楼的老板很高兴，免费给我和沙莎提供一顿晚餐。黄孝河路的中心地带，天一黑便摆满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着窗外那些忙乱地招呼过路人的摊主们。
沙莎端起一杯啤酒说：“我们俩碰一下吧。明天起就真的成夫妻了，希望你今天将那些未了的事，说的说完，做的做完。”
我将自己的酒杯贴上去说：“你放心，这个年代没有藕断丝连的故事了。大家都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拿着一束花走过来，客气地问我要不要给沙莎买枝玫瑰。我告诉老太太我们是兄妹关系。老太太根本不看我们，只顾看着自己的花，数落我这么说可不好，她自己年轻时，因为说错话结果将一段好姻缘错过了。
我赶紧掏钱，买了一枝玫瑰。
沙莎接过玫瑰高兴地说：“往后可不许这么乱花钱。”
我提出上她家去看看时，沙莎没有明确表态，只说时机一到会让我去献殷勤的。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八点钟一到就分手各自回去。
沙莎不让我送，但吩咐我今晚别玩得太久。
我不清楚自己会去哪儿玩。
沙莎明白地告诉我，师思会找我的。她有预感。
回到住处，果然发现门上钉着师思的留言条。我有意在屋里多待了一会，直到九点半才去往事温柔酒吧。我去时，师思桌上的酒水单上已划了三个勾勾。
师思说：“你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
她要我买单，理由是明天的喜酒她不去喝。
我摸了摸快被沙莎掏空的钱包，壮着胆，点了头。
在我要的啤酒上来之前，我说：“是不是后悔我娶了别人？其实，有可能是我后悔为什么要娶别人。”
师思说：“这有什么好后悔的，大不了将来离婚，还能白得半套房子。”
我突然问：“你今晚又是无家可归？”
师思说：“不，他们旅行结婚去了。我心情不好，杂志社让人越来越压抑。”
我说：“压抑的是我，盼了多少年的好消息，结果弄得这么酸不溜叽的。”
师思将一杯酒喝下大半杯，她说：“蓝方，你确实是个笨蛋。你怎么就看不出那家伙对我不怀好意？”
奇怪的是，在我明白师思的意思后，一点也没有生主编老莫的气，我说：“以你的智慧，对付这种男人，用几根头发丝就行。”
师思沉默了一阵说：“你又错了，也许我根本就不用去对付他。说出来你会妒忌，今天上午他又批给我一千元采访费。”
我用武汉最流行的话骂了一句。去年我去北京采访也才限额一千二百元。师思在市内跑，却给一千。我一提到女人年轻就是资源和财富时，师思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慌忙递上一块纸巾。这一弄不要紧，她几乎将眼珠哭了出来。我不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对女孩最好的安慰是让她自己哭个够。酒吧的灯光很伤感，师思哭了二十分钟，我不得不找女招待要了两次纸巾。
周围的人仿佛都在欣赏师思伤情的样子。
的确，一个独自流泪的女孩，反而会让酒吧气氛像火一样燃烧。
我慢慢地呷着啤酒，心里一片空白。
师思终于将不要的眼泪全部洒在酒吧的地板与纸巾上，她抬头挤出些笑意说：“好了。对你实说，我就是想要你陪着，让我大哭一场，好久没有这么哭过了。”
我说：“再哭几下，龙王庙就有险情了！”
师思说：“你得提防杂志社的险情。记住我的话。谁要是欺侮我，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这话你嫂子若听去了，还不吓个半死。”
师思又举起酒杯。往下我们只聊杂志的事。师思采写的第一篇关于下岗职工的文章，将她自己都感动了。我建议她不妨写写我住处的那对开“电麻木”的下岗夫妇。旁边有人在问时间，回答说是十二点一刻。师思装作知趣的样子，提议我们回家。买单后，她送给我一只纸盒，说是结婚礼物。师思递纸盒给我时，两只手有些颤抖。
我说：“你怎么啦？”
师思说：“我一见到熟识的男人都有家室心里就慌。”
我说：“武汉有三百五十万男人，怕什么。”
拎着纸盒同师思并肩走在马路上时，我向她提了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轻轻地吻她。
第二个要求是深深地吻她。
第三个要求是疯狂地吻她。
她对这三个要求一概给予了拒绝。
她拒绝的方法是：除了皮鞋可以吻，其余地方都不行。
我问是不是市价，两元钱一双。
她回答说可以贵一些，毕竟嘴唇比鞋刷高贵。
师思依然上了“电麻木”奔六渡桥方向而去。
回屋后，我打开纸盒一看，是整整三十盒**。
我惊愕地叫了一声：“天啦！”我猜不透师思送这东西的心理。熬到天亮，我终于将韩丁唤醒，请他帮忙分析。韩丁将眼屎抠下来弹向空中，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对方希望你不要匆忙要孩子，免得有了羁绊后，你们想找机会重组家庭也不大可能了。初时我没将这话当话，但随后我发现这话太正确了。
我们的婚礼很平常，就像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一样，除了要做新郎新娘的我们，没有谁注意它。让沙莎提心吊胆的是，局长答应参加又没参加，婚礼为此白白推迟了半个小时，穿着红衣服的沙莎也掩不去脸上的苍白。她一改往日的沉静，忍不住小声对我说，局长是生气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我请她放心，局长是老武汉，懂得城市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的劝说，对缓和沙莎的心情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乘着酒兴来闹新房的男女，不停地冲着沙莎说的那些半荤半素的话，以及手脚上的那些小动作。等到他们闹够了散去后，沙莎兴奋得像只**的小母狗。当她在朦胧的灯光下脱掉衣服后，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动物，反正是亢奋起来。沙莎以前，我体验过几个女人。说心里话，只有沙莎为**所做的准备工作让我最冲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沙莎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处女的缘故。
局长的电话是在沙莎正为一半幸福一半疼痛而呻吟时打来的，他向我们祝贺新婚，又替自己解释没能亲自来的原因是局下属的一家企业里工人闹事，他去现场解决问题了。沙莎这时已不愿同局长讲话了。我拿着话筒时，她不停地在我身子下面扭动着。好在再也没有电话打扰。
我们在充满油漆味的新房里待了三天。初识此中滋味的沙莎同在办公室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她不停地要，得手一次就升华一次。有几次，她的急促让我都没机会使用师思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就这样，三天中我们也消费了两盒。弄得**怎么清扫也还有薄薄一层滑石粉。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出门，因为沙莎患上了急性盆腔炎。大夫说我们是正派人，因为这岁月只有正派人才会在蜜月时患盆腔炎。沙莎特别高兴听到这话。
新婚的第三天必须回门。沙莎却不乐意。从医院出来，我硬是强迫出租车司机往唐家墩方向开。因为黄州那儿就是这么个规矩。沙莎这次没将我当乡下人，她让出租车停在一处巷口。然后，我们下车顺着巷子走到头，最后停在一所破旧的矮房子门前。我立即意识到沙莎为什么要结婚、要房子。我们进去简单地坐了一会，一家人除了给我们端上一大碗吃食以外，谁也不肯暗示，结婚之前的沙莎下班后是如何在这所破房子里安身立命的。
这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患了盆腔炎的沙莎因不能**而同我做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她说，在城市里要活下来很容易，要活出质量来则不容易。在城市里，质量要靠物质来打基础。空有精神，只会是一个流浪文人的**行为。这些天的**，让沙莎身上总处在充血状态，她一认真起来，声音沙哑得就像走了磁的录音机中的响声。她第一次用这种声音对我说，虽然我们结婚的动机是为了得到一所房子，但她已经铁了心要爱我一辈子。
沙莎是站在黄孝河路紧挨着我们住所的那几棵树下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卖花的老太太正在不远处盯着过往的人。她显然还记得我们已买过她的花，当我叫她时，她将玫瑰的价钱从每枝八元下调到六元。我将玫瑰递到沙莎的手上。沙莎说她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这么对她说我爱她。卖花的老太太刚收了钱就匆匆走开。一会儿，老赵就同钱主任手挽手地出现了。
我对他们说：“这年纪了，还能这样，真让人羡慕。”
钱主任说：“老赵昨晚还说羡慕你们年轻哩。”
老赵灰白的头发在晚风中翻飞了一下，他冲着我们笑一笑，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被钱主任牵走了。
老赵一直没有回头，只是在过马路时趁机看了一眼那卖花的老太太。
卖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