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国际上还有个“全球语言监测机构”，不知他们对种类繁多、浩如烟海的全球语言是怎样进行“监测”的，最后选出在二〇〇五年全球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难民（refugee）、海啸（tsunami）、教皇（纪念保罗二世教皇去世）、中国英语（chinglish中国式的洋泾浜英语）、禽流感（H5N1）、巴黎骚乱、卡特里娜、共同创建环境网站、手机短信、叛乱分子……

排在前十位的有六个灾难、一个死亡，足见对全球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年颜色偏黑，晦气重重。但仍有透亮，世界并非“一锅粥”，有暗就有明，有办丧事的，也有办喜事的。

我平时也喜欢搜集有见地、有趣味的语言，到年底归纳一番，分门别类，一年的脉络便清晰可见，足堪玩味。兹选出一部分抄录于后，看读者诸君是否有同感？

现代社会文化大致可分为三块：官场（政治）文化、市场（经济）文化、情场（伦理道德）文化。那就先说跟官场有关的语录。

去年世界上灾难频仍，出丑闻的总统和官员也多，因此媒体借纪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一百周年，重新刊载他临终前对自己女朋友说的话：

“蠢货的统治是无法撼动的，因为蠢货那么多，而他们的选票又和我们一样算数。”

或许还更“算数”。因此一个中国律师公开说：“你遇到一个法官，请他吃饭不去，送钱也不要，这是最可怕的了。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真的清廉，还是对方已经送过了。”

而姚元忠先生则说：“要让老百姓不怕官很简单，让官怕老百姓就行了。”

《中国青年报》二〇〇五十二月二十六日推出了《2005社会怪现象》：“四十六岁的尤国英，被送到火葬场时还没有死；三十九岁的余祥林，妻子出走带给他十一年铁窗；十六岁的李洋，显赫落榜的高考状元；华油职工，为了上岗奋勇离婚；合肥五十八栋别墅无人认领……”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日，在成都召开的“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上，专家们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阶层重新做了划分：“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人企业主阶层（雇用八人以上）；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阶层；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文革”期间曾有“臭老九”一说，一直处于领导阶级的“工农兄弟”，如今却沦为老八老九，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了。难怪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王浦生公开宣称：“自行车污染比汽车大，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汽车造成的，而是自行车造成的，引起交通不畅，导致汽车停滞，排放更多尾气。”

这就叫霸道，还有点得便宜卖乖。在世界上人均土地占有量很低的中国，又拿出许多土地用钢筋混凝土覆盖，修建了一条条高速公路、高架路、快速路，哪一条是为自行车修建的？恰恰相反，城市里有些飞机场般的大道却取消了自行车道。

《燕赵都市报》曾著文介绍说，我国每年公车开支三千个亿，超过教育、医疗经费的总和。其文使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多尊贵的臀部啊！》

再看经济类方面的语录。二〇〇五年在经济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带有天津味儿：“买嘛嘛贵，卖嘛嘛便宜。”一买一卖见时尚，黄金涨价，文物涨价，到年底北京、广州“清晨排长队，为了买金条贺岁”。

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是好事，为了适应越来越多的有钱人，“上海开发企业前沿控股集团声称，他们将在天目湖畔打造价值一千万元的高档别墅，购买者可获赠价值三百万元的直升机使用权，像出租车一样随叫随到。”

而媒体为中国上一届富豪榜做年终总结时发现，二〇〇五年很多上榜富豪被害的被害，被抓的被抓，感叹道：“这哪是富豪榜，简直是黑名单。”真是煞风景。

可能是因为“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的缘故，二〇〇五年是经济学家最老实的一年，有媒体形容是“集体失声”。于是媒体重新发表王瑶先生评价鲁迅的话：“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晏阳初也说过：“富有的人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社会学家李光天说：“转型期的心里调适，应是社会全方位的，有钱的人要克服有钱的麻烦，没钱的人要找出没钱的快乐。”

究竟怎么个调适法呢？王静在《杂文选刊》上发表了一个段子：“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治安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治安。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

第三类是情场语录。二〇〇五年中国出现了同性恋家庭，贺曼公司推出了同性恋结婚贺卡，上写：“两个新娘成双对。”我想还应该有“两个新郎成双对”吧。

那么异性婚姻的状况如何呢？有这样一些比较极端的段子：“有心的无力，有力的无钱；有钱的无情，有情的无缘；有缘的无分，有分的正闹着离婚。”“说真话的男人大半打光棍，说假话的男人正在闹离婚，说半真半假话的男人大都艳福不浅，被女人奉为好男人。”

“法律规定：男人二十二岁可以结婚，但十八岁就能当兵。这说明三个问题：做人比做事难；生活比打仗难；对付身边的人比对付敌人难。”

西北师大旅游学院的讲师徐兆寿，在他自己开设的《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学》的课堂上，让一百多个学生重复地同声大念一个字：“性——”像搞传销，性确实是当下最畅销的产品。

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百分之六十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而作为“八〇后”一代的代表、少女作家春树更有惊人之语：“有关系就是有关系，没关系有了关系也没关系。”

既然人类的情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二〇〇五年最具轰动效应的殉情事件就发生在四只年轻的野猪身上。“它们是两雄两雌，一起跳百米悬崖身亡，坠亡后犹作两两相对。经多方推考，村民坚称它们是为情自杀。”（《都市快报》）

真是“蠢猪”啊，竟然想给人类做榜样。难道不知道人类更喜欢“好死不如赖活着”？

最后还是听听人类中智者的教导吧：“会经营婚姻的人，要比会经营爱情的人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