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偏远而闭塞的贫穷乡村，土墙上竟赫然刷着这样的大标语：“少生孩子多养猪！”——把生孩子跟养猪类比，生孩子花钱，养猪赚钱，结论是孩子不如猪！还有经济意识更为直白的口号：“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
——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经济意识、经济文化！
摸着钱边钻钱眼儿——现代人不分国家、种族，共同的口号是：“生活优先，经济第一。”
毋庸置疑，二十一世纪是经济世纪。今日地球是经济世界。经济强大便政治强大、军事强大、文化强大，经济落后就一切都谈不上，处处被动挨打。什么全球经济、地域经济、科学经济、文化经济、环境经济、旅游经济……现代人的生活中还有什么跟经济挂不上钩？
人，正在变为经济动物。
过去的经典说法：人是社会动物。但，人的社会性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性、经济性和文化性。正好与构成社会的三个部分相协调：官场、市场、情场。官场就是政治，市场就是经济，而情场就是文化、情感和伦理道德。
过去的社会靠政治调节，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因此人的社会属性最重的一面是政治性。现在是经济调节，而经济规律不畏强权、不畏暴力。我们走了许多弯路，交了昂贵的学费，终于认识了这一点，又回到以经济为中心的道路上来，并学会尊重这一规律。因此，现代人的社会属性第一是经济性，其次是文化性，最后才是政治性。
人类社会历来重视三种人：经济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没有经济学家社会建立不起来，将不知道怎样管理、怎样积蓄、怎样流通……有人做过统计，在二十世纪初，全世界只有几十位经济学家。到二十世纪末，世界上已经有了几十万名经济学家！如果没有思想家，人类社会便不会进步，他们代表着人类的文化品位，设计理想，提供智慧。但思想家由于意识超前，思想锋锐，又往往为当时的政治所不容，命运多坎坷。还有一种人就是政治家，他们的任务是组织社会，如果肯于接受思想家的思想，便能将思想家的思想付诸实践。如果思想家的思想妨碍了他们的统治，他们就会迫害思想家。
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经济调节”。大家的政治属性曾经是那么的敏感和强烈，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调节”之后有了怎样的变化呢？经济学界有个著名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有希望，可根据两点。一、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给人民以赚钱的自由；二、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不赚钱就活不了。现在，中国人都有了赚钱的自由，不赚钱就活不下去的压力也有了。
还记得一九五八年的全国群众诗歌大赛吗？获得第一名的是《党是娘亲俺是孩》，被传诵一时，成为一首“名作”。全诗共有四句，不妨摘录如下：
党是娘亲俺是孩，
一头扎进娘的怀。
咕咚咕咚喝娘奶，
谁拉俺也不起来。
把党比做“娘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不足为奇。关键是后三句，很形象地说出了当时的社会心态，大家都一窝蜂地扎进娘怀大口喝奶，谁喝得多就表示谁对娘最亲，还要谁拉也不起来！十几亿人若都是这般耍赖，一天到晚只顾扎在娘怀里咕咚咕咚喝奶，娘有多少奶能经得住这样喝啊？长江、黄河也得被喝干了！所以，改革开放首先就提出给国营企业“断奶”。现在连下岗工人都知道，自己的身后是厂长、经理和老板，不能什么事都去找国家了。
成功的变革就是文化的变革，文化变革带动思想观念的改变。人的意识形态改变了，社会才能承受得住改革。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就是思想。人类所有能够留下去的东西也只有精神。有了这观念的变化，中国的多种经济形态很快就形成了，多样式，多层次，多元化……经济一转变，也使社会的承受力变强了。中国的问题那么多，似乎人人都能张口就说出一两件：腐败呀、下岗呀、国营企业亏损呀……但谁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也很快。在区区二十多年里，东部沿海地区的变化更是了不起，这在人类经济史上也不多见，堪称是近代史上的第二新大陆。由此，中国从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变为世界性国家。
观念变了，人和物的关系就好处理了。过去人怕物，穷的斗富的，把富的斗穷了仍旧不安生。原来人们嫌富并不爱穷，越穷越折腾，越折腾越穷……社会一转为以经济为中心，很快就产品过剩了。十三亿人的吃穿用啊，而且是被控制了近半个世纪、创造过一次又一次抢购风潮的十三亿人，一下子放开了肚子，放开了手脚，放大了胆子，这是何等可怕的消费呀！居然也有这么一天，吃的没劲吃了，买的没劲买了，促销广告满天飞，天方夜谭般地出现了物质过剩。但，物质增多了，又会有诸多新的矛盾出现，比如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
改革——简单地说就可以概括为解决人和物的关系。
尽管经济调节使人们从里到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然而周围世界的变化又远远快于人们内心的变化速度。所以物质丰富起来的人们，却感到精神苍白了，情绪负重，思想紧张，外表虚浮，内心脆弱……
这并不坏，是经济活动让人们发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找到自身的丰富多彩，人们是多么渴望通过分享金钱或物质来分享生产能力和生命能量！经济调节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联系的本质，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自己，即使不能确保灵魂永不丢失，至少也能达到一种与外界的协调。
于是，经历了十年“**”被搞臭了的文化，又开始吃香了，香得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都往文化上贴。请媒体，找名人，拍广告，搞活动，树形象，扩大知名度——这似乎就算是“企业文化”了！
对这样的“企业文化”我们并不陌生，岂止是不陌生，简直是见识得太多了。小靳庄曾以“诗歌文化”闻名于世，大邱庄的“暴发户文化”就更邪乎，结果都是转瞬即逝。或许还可以说正是这种所谓的“文化”毁了他们。计划经济时代，工业战线曾产生了“鞍钢宪法”——即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中共鞍山市委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按理说，鞍钢是最有企业文化的了？农业战线则有影响深远的“大寨文化”……现在又如何呢？鞍钢和大寨都还在，大寨甚至比他们最出名的时候还更富裕，但过去的那种“大寨文化”却不复存在，大寨人甚至在竭力摆脱过去那种文化的阴影：以前造的田有六成已经还原为林草，从前以“先治坡，后治窝”和“战天斗地”为荣的农民有八成改行从事工商……
文化的确能够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中国的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石破天惊，引出了后来中国文化史上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秦汉文化，因此大汉王朝一下子就统治了八百年！再比如，唐代文化充实丰盈、生气勃勃，是封建时代的文化高峰。同时，唐代又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同样，企业文化也是能维系一个企业的稳定和发展的。
所以，世界著名公司都把创立和发展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视为公司“永恒的目标”。经过长期的尝试和摸索，自己的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便成了企业的“传家宝”。世代相传，不断丰富，始终保持强劲的生命力。甚至让员工们对其有一种宗教般的崇敬。
中国的企业界也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近年来不是纷纷恢复过去曾经辉煌过的老字号、老品牌吗？其实就是想打文化的牌。因为老字号和老品牌传承了历史，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可以弥补现代企业文化品质上的欠缺。但，只是靠沾“老”字的光恐怕还不够，何况大量的新企业无“老”可沾。
那么，为什么不想方设法沾点文化的光呢？
现代企业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竞争。
不注重建立自己“企业文化”的公司，在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中必然会缺乏后劲，缺乏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