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发表评论汪曾祺、林斤澜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获。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见地，令人赞佩。

谈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对其为人，还没有太多人来写。如果汪先生会唱歌，在歌坛上有文坛上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长得像国共两党中任何一方的领袖，成了演艺界大腕，只怕副刊、小报上早填满介绍其生平琐事、个人隐私的特写、探秘之类的文章了。那样我或许也借机发点小财。因为我认识这二位都快半个世纪了。

两位中我先认识的谁，有点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经是头发斑白，背部微驼，还少了颗门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们相识时，他可是风度翩翩，胖而不肥，两眼有神，面色红润，发黑齿白。有一年北京市举行戏曲汇演，我和林先生同时拿到戏票，我临时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给了文学研究所一位女同学肖慎。肖慎回来我问她戏怎么样。她说戏倒不错，可是身边挨着个唱小生的，油头粉面，引得许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边很不自在，弄得连戏也没看好。我极力为林辩白，说他是作家不是演员，天生长得漂亮，绝没有诚心修饰。肖慎说：“作家长得这么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闻。”

这可是天大的误会。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婚姻最美满的男人。他在台湾闹革命，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监狱送饭，立下“情愿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两人结伴躲进货船煤舱，返回大陆，这才实现了“相爱同生”的愿望。举案齐眉，从没发生过口角。林先生处理家庭关系有一套学问。举例来说，我相信广告，看到“新产品”就买，买了新鲜玩意儿又爱做宣传。最忠实的听众就是林太太。于是，我买一件她就跟着买一件，我上当她也就跟着上当。林先生心中不快，只是冲着我发火，从不向太太表示不满。对我发火不生效，就派小姐来进行说服：“邓叔叔，求你了，别再上我们家宣传你买的新产品，我家的废物已经没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错误，林先生不记旧恶，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过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养了我喝酒的坏习惯。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我才刚满20岁，不会喝酒，他已经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穷。谁拿到点稿费，或是开春后卖掉了冬装，总要打一次共产主义牙祭。每逢这时他就提出买酒，酒买来他喝得最多。林先生虽爱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认。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给他打包带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树上。菜也洒了，裤子也脏了。回来后见他如此狼狈，我问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摇头说：“没有的事，我早看见那棵树了，我判断照直走会撞上，就为了试试我判断的是否正确，才直冲它走去的，结果证明我判断的完全正确，非常清醒。”

他刚进剧院时的任务是替老舍先生采访写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写个一家之内出了几名人民代表的故事。采访对象有好几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过采访的是她们的父母。数年后我有幸到这个家庭去时，向梅小姐也还在上中学，而季梅小姐只扯着别人的衣襟，连喊带叫地瞎捣乱，还没显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赞许，作为奖励，常常在他汇报完一段材料后慈祥地说：“这段材料不错，留着你自己写吧……”

林没写过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响和采访中得到的体会，都对他以后写北京味小说起了启蒙作用。他刚从江苏调到北京时，说的还是尖团不分的官话，后来他在小说中出色地写出了北京人的风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他是下功夫磨炼过的。

说到磨炼，得感谢他带领我走进读书之路。他有学问，但从不以此自居。我是从他言谈中，从他对作品作家评判中感知到他是有学问的。我印象中他花时间最多的是读书。在一起工作时我见他读了许多剧本，也读了许多小说。不过他读书不肯跟着潮流走。那时正时兴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却偷着在屋里读沈从文、周作人的作品。我从小失学，没正规读过书。看到他读这些书才引起我读这些书的愿望。他对这些书的评论，对我起了导读的作用。我甚至怀疑我有些错误观点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不过我坚信，如果我在写作上有点什么长进，这位朋友对我就是起了引导作用的人之一。

从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觉察到他读书所受的影响的。翻开《台湾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吗？

除了读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作学习。他很少有娱乐活动。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有时下下围棋。下围棋耍赖。我跟他下围棋，他赢了就叫我数子儿。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做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我到安徽，他到湖南。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州，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来吧。”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入生活的代表，一头钻进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编外村民。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过几天，正碰上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两位青年来这里锻炼。村干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顾这两位青年，向他俩介绍村中的情况，领着他们参加劳动。前两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名震一时的电视剧《红楼梦》，我越看大导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觉得熟悉，后来想起，就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

林斤澜深入生活的踏实劲，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见。除去开会，过年过节，他极少回城。过年过节回来，是因为太太谷叶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只在放假时才能来京。林平时节俭，但太太来时则保证她过两天轻松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时对写小说没有兴趣，醉心于戏剧创作。戏剧中只限于话剧，话剧里又单写喜剧。所以，写的剧本没有地方发表，更别提排演。太太上学，他拿不到稿费，按说应常处在“经济危机”中。可他竟能打点得蛮舒服，还不用借债。其秘密除去平时节省外（其节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锅头，若我请客就指名要西凤），还从不进百货公司。买什么都上旧货摊或寄卖店。他的鞋是在旧货摊上买的，小工艺品是在旧货摊买的，唯一的书橱也是旧货摊买的。给太太置办贵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40元，也是花在寄卖行里。太太来京，他就能用小电炉做点吃的表爱心，每逢这时，不管请不请我，我都赶去吃。不过他造厨的手艺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论。他看家菜谱是煮红枣加花生米，雪里蕼烧黄花鱼，外加一盘猪头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待了多久，我记不清。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等红极一时的小说。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写的第一篇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响应“到生活第一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转到建筑工地上做基层工作去了。那里也是林斤澜辅导的单位。林常来工地上和业余作者们见面，替他们看稿，提意见，开座谈会，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荐给《北京文艺》等刊物。像《台湾姑娘》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辅导之余，挤休息时间写的。

1955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后来我写作时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这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会时，把我俩也列入代表之中，这是误会。

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压力极大。有人是让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个电影院当勤杂工，但因病没有上班，没事在家中练习写篆字（曾给我写过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从《康熙字典》抄来的），我三天两头到他家聚会。有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子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几年来我们没少在一块喝酒，但从没像这天喝得那么痛快、高兴。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1984年我奉命到中国作协工作。在北京文联的同行给我送行的会上，斤澜坦率地说：“友梅去当书记，对他个人还是对工作，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还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个作家，并不适合担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国作协后，工作有了成绩，他表示赞许。有失误他更毫不保留地当面指责，却从不怒形于色。我们相识数十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怒形于色过。他会气得发抖而不会气得发火。最恼火时也只是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你瞧，你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待的地方是个是非焦点，我工作上、做人上确有缺点，但人们对我也常有不少误解。我极想离开这个岗位，但出于从小养成的组织观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这在特殊时期就引起非议。斤澜听到过非议，并且同意人们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议论，也不因此而疏远我，而是当面对我说：“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适可而止吧。”我很为他的诚恳和友情而感动。林斤澜是个好人，是个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