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让我很受困扰。

世界上有难以数计的留鸟和候鸟，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为何只有喜鹊一直受着人们的喜爱？家里的南阳台和北阳台上，天天都有斑鸠飞来飞去。写作时，这些中等身材、相貌俗气的鸟儿，经常隔着玻璃，在阳台上放肆地晃来晃去。我不喜欢它们，这种名叫斑鸠的鸟儿，品行似乎有些问题，比如习惯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擅于故弄玄虚，有事没事都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还以为真有惊怵悬念发生。实际上，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因为这些斑鸠，我才对与其迥然不同的喜鹊有所理解。喜鹊的模样，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总是从容、安详、优雅、高贵，哪怕是偷猎者的枪口就要冒烟了，必须逃离死亡的飞翔也是有尊严的。

由此想到，有些豪富家族，有些利益集团，在经济活动中，其影响力能够随心所欲地让证券交易所的大盘由红变绿，由绿变红，却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起码尊重，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以为经济就是钱，以为文学只是“钱的经济”，某种可有可无的饰物。斑鸠与喜鹊同属鸟类，习性也基本相同。从本质上看，却不一样。喜鹊的从容、安详、优雅、高贵，是由文化的修身养性得来的。斑鸠活得很累很紧张，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其实缺了最不能缺的文化。很多钱可以再造更多的钱，钱再多，只能堆积成想要多大就有多大的好看泡沫，要想快速铸造一代人的精神品质，实在是痴人说梦，画饼充饥。

由于不可能，便有了文学大跃进般的粗制滥造。所以，泛经济时代的最大文学出产，恰恰是文学的天敌——粗鄙。

泛经济时代的文学，仅仅是画饼充饥还有拯救的可能；如若是将某些恶俗的书写视为文学国宝，便是饮鸩止渴了。

泛经济时代的文学，不应当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低俗附和者，而应当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精神向导。

对于一个社会实体，经济是其肉身，文化是其风骨。肉身注定要腐烂。在历史中流传的是那种在庸俗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那种不去贪欲的名利场上左右逢源的风骨。中国一些著名寺庙都供奉有得道高僧的肉身。这些肉身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年，是因为肉身之上那些更为著名的佛与禅，道与德。普遍人众尊重的看似肉身，实际上是用肉身修炼所得来的人生学问和凡尘文化。

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可以出现高速发展的奇迹，而文学发展更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纵使坐拥金库多处也买不来文学，更别说伟大作品。

当极端的经济活动屏蔽了真的文学时，当所有人都认为经典文学正在经典地死去时，才能突显作家存在的意义。面对泥沙俱下的种种潮流，敢于激浪飞舟、砥柱中流是作家的天职。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一个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如果所有人都是作家，才是作家的悲哀。当所有人都盼望做赚钱好手时，那不幸成为作家的少数者，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荣幸。这样的背景会使作家难于受到经济动物们的欢迎，也会使作家的责任更大。

刘醒龙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