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到达
事关美国的话语，越来越像长江流域夏季的洪水，泛滥无序。
没有哪个国家不怀着如此情结：一边痛骂着美国的蛮横无理，一边由衷地希望与其和平相处。
过去的教育机制，一直在努力让我们接受如下观点：中华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由于没有再多一点的下文，我们不得不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属于全人类，是因为中华文明太伟大了。在这层意思里，并没有说明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是属于全人类的。这种自豪的片面性，让我们迟了很多年才有机会面对一个事实：美国哪怕是作为某些民族的敌对方，她的文明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二十世纪的美国是人类共有的一个神话。在历史中曾经辉煌无比的几大文明古国，无一例外地处在一种尴尬的重新自强的过程中。唯独在远离创造人类文明的欧亚大陆的别一边，美国这个无法与其谈历史的国家，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一枝独放。只有二百年历史的美国文明，其魅力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面前竟然也不逊色，并且越来越引人关注。就连中国作家协会这种录秉承百代文学宗师，以成圣殿的机构，也将其属下作家对美国的访问交流，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有点像皓首长者同黄牙小儿行握手礼。美国仅有的几个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和马克·吐温，不说放在孔子面前，也不说放在李白、杜甫面前，就是一个曹雪芹也够他们嗟叹几辈子。可惜这只是我们的说法。在现代世界，人的话语权力与其所处的地位的关系是成正比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在今天的沉沦，也就意味着与其相关的背景与历史在今天的湮没。这就叫现实。引申开来，也就是说现实是残酷的，不给人留情面的，不想接受也得接受。
只要是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去美国时，落脚的第一站不是洛杉矶就是港台居民称为三藩市的旧金山。其中原因有飞行航线的安排，最主要的还是地理位置决定的。一衣带水，一座太平洋将中国的东部与美国的西部连在一起。飞行器越来越先进，选择捷径的基本道理一直没有任何改变。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安排下，我们十几个用汉语写作的人，于五月十日从北京出发前往美国访问。飞机是下午一点半起飞的，在洛杉矶下了飞机时也才下午三点四十几分。地球上的时差，就像我们后来在拉斯维加斯见到的老虎机一样，张着血盆大口，将飞机上难熬的十几个小时一点渣滓也不留地吞了下去。机场国际区外面，只有两个美国人在为经由不同航班来美国的人办入境手续。
一开始，我们还对美国人漫不经心的样子有些好奇，没想到一下子就耗去了看一场好莱坞电影的时间。
慢慢往前挨到近一个小时，黄线那边出现一个腰挎手枪、身材娇小的黑人女警察。她在我们面前来回走了几趟后，不知为何竟露出一口白牙冲着我们笑起来。那一瞬间，我突然心生一种透骨的熟悉，觉得这女人在哪儿早就见过。又过了半个小时，终于轮到我过关了。过关之后，与那个黑人女警察站到一起，我忽然想起在她身上有股惠特妮·休斯顿的味道。接站的美国同行后来告诉我，天下的黑人女人笑起来没有不迷人的，只不过是惠特妮·休斯顿运气比她的同种女人要好。说完了，他又补充一句：其实美国就像这黑人女人，天生一种别人没有的性感，这才让全世界发疯。
望着那个黑人女警察，我忍不住问：这就算是到了美国？
四周轻轻地响着一首英语歌曲。
刚出机场大门，一辆黑色的房车悄然滑过来。
我一愣，疑惑里顿时产生一种还在家中看好莱坞电影的感觉。
美国同行怕我们小看了夜幕下的洛杉矶，上来的第一句话便说，这儿是沙漠气候。这话让我忍不住轻声笑了一下。在我的身后，也有一两声相同的笑声。不说沙漠倒罢，一说沙漠还真让我有几分看洛杉矶不起。在我的印象中，沙漠就应该是那种除了黄尘孤烟，再没有他物，去来生死两苍茫的地方。我以为在美国这种过于年轻的国家里，人们喜欢用眼前似是而非的东西来编织一个个幼稚的神话。出于礼貌我没有再作过多的表示，虽然在心里我急切地想告诉他们关于中国西部沙漠的故事。度过了在美国的第一个夜晚，当美国的太阳升起来时，站在饭店外面，我又想起沙漠的话题。坦率地说，如果洛杉矶的确是一个沙漠城市，那么我所见过的中国西部最美丽的沙漠城市库尔勒与石河子，便要在心里退色许多。美国同行们都说，在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全是市区，可我们看到的分明是森林草地要比房屋街道宽阔，人在草木丛中行走，无异于孤骑飘过原野。露水闪烁着的光彩比晚间霓虹还要夺目。后来我们才知道，洛杉矶只是气候受到沙漠影响，本身并非真正处在沙漠之中。
在美国的行程中，我们数度经历美丽的洛杉矶城。美国同行告诉我们，洛杉矶人口中，华人占有大多数，说洛杉矶城是华人建起来的也毫不过分。这本是一件可以让人自豪的话题，它带给我的却是一种酸酸的味道。好几次，在听到这样的介绍时，我情不自禁地在心里问：怎么在太平洋的这边，据说是备受欺压的华人竟能建起如此美妙的城市，而在故土故乡的华人就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离开洛杉矶只需几小时路程，就能见到一望无际的戈壁。也许是英语里只有desert（沙漠），而没有戈壁一词，美国人将他们的戈壁同沙漠混为一谈。听他们大言不惭地用错误的地理知识介绍他们西部国度的这片不毛之地时，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起，这种能长红柳与芨芨草的地方若是在中国，早就叫王震将军带人垦为良田了。
一路上走走停停，两天的行程中，看不见一棵庄稼一块耕地，富庶的小城小镇却是一个接一个。所有这些小镇都像是去往戈壁中心的赌城拉斯维加斯的驿站。美国人并不讳言赌博，他们将拉斯维加斯的问世，看做是国家的奇迹。面对拉斯维加斯，一切的城市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奇迹。算起来，美国人是从一九三一年修筑当时世界最高的胡佛水坝开始开发他们的西部的。那时候，美国正处在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的国家管理者想通过增加国内需求来拉动经济，便在他们的西部搞起一些大工程。胡佛水坝的修建为当年的美国增加了二十万个就业机会。许多人因此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白天里工作，晚上没事可做，便聚在一起赌博。喜欢什么事都立法的美国国家管理者，索性就立法规定，在拉斯维加斯戈壁深处赌博是合法的。这项法律还延伸到因为开发西部而失去世代家园的印第安土著人身上。在印第安人保护区内的赌场也是合法的。美国的立法者万万没想到，这样一部法律给他们西部带来的富裕，远远超过当初重点投资的胡佛水坝。
中国对西部的开发只比美国晚二十几年。王震将军在西部做的是大规模地开垦沙漠戈壁，竭力要在没有生命的地方种出庄稼来。几十年过去，中国的西部的确长出了许多的庄稼，可这些庄稼除了给种植它们的人以起码的温饱外，无法再给人以更多。
美国的西部依然没有长庄稼，出现的却是一座座绿茵茵的现代化城市。行走在拉斯维加斯如梦的夜景里，一切都像是虚构的。人能看到的绚丽与美妙仿佛都聚集到了一起。如痴如醉的不仅是人，还有天和地，风和水。
在所有的痴醉后面，我把唯一的清醒留给了对中国西部的联想。
记忆中，西部这个词在汉语里早就存在，但真正在汉语语区里流行却是好莱坞电影盛行之后。
一九九九年夏天，也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安排的，我去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接待的人都是王震将军的老部下。在真正的沙漠里穿行，每一个见闻都是沉甸甸的，半个月下来，我的心就像沙漠里的胡杨树那样沧桑。王震将军当年统率的垦荒大军，如今也有一百多万人马，与在洛杉矶的华人差不多，他们所付出的血汗与辛劳或许更多，可是幸福对他们来说，至今还是一种关于明天的祈祷。
正像我们的汉语言中必须弄清沙漠与戈壁的区别一样，就在我们年复年、月复月防范一些与沙漠戈壁类似的东西时，美国人用一个desert将这类本来就模糊不清的东西统一在一起。人类的许多本欲，终归是千条江河要归大海，不是能拦能堵的。就这一点来说，当年大禹治水的经验早就可以作为当下的殷鉴。美国人戏谑地说，赌城拉斯维加斯是他们国家最成功的一项扶贫工程。他们将自己的西部发展起来，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得比从前还要好。在西部拉斯维加斯和东部的大西洋赌城，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所谓万恶之源就在脚下，处处都是井井有条，就连沿街发送妓女广告的那些人也一个比一个显得彬彬有礼。现在中国西部又开始热起来，如何去开发中华民族的半壁江山，又不会伤害到已是十分脆弱的生态。站在美国西部苍茫而不显荒凉的大地上，我仰问那相同的天穹：美国人未必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他们将我们的神话变成自己今天的现实，我们自己的智慧怎么就只能纸上谈兵？
将自己的国家弄成穷山恶水的行为不是爱国，将自己的人民弄得一贫如洗也不是爱国。
我又想起那个美国同行说过的话，他用性感二字形容自己的国家时，一点也没有不自在，从语气到神情都是那样的流畅。不由我不相信：他是由衷地爱着自己的美国。
之二：爱国
爱国二字的含义，真的是要到国外后才会有真切的体会。
迄今为止，我只有过三次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到异国他乡的经历。除了一次是自费到国外度假，余下两次都是由国家委派进行访问与交流。
第一次是去欧洲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按说两国政府间的官方文化交流活动，不会出什么麻烦。可是一路上仍有一些不愉快的事发生。先是在斯洛伐克出境时，一个军衔很低的边检人员竟朝我们要住宿的饭店证明。欧洲人里也有英语很臭懂不了几个单词的。中国作家协会外联的钮保国先生用英语与那个边检人员交涉时，他一愣一愣的，让我们白费了半天口舌。没办法钮保国只好冲着旁边的人群大声问，有谁懂英语？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应声走过来，她问了问那边检人员后，告诉我们，必须提供饭店住宿证明，这是他们政府专门对中国人的规定，以免中国人在他们国家里偷偷打工又不交税。明白之后，我们生气地要那好心的女人转告边检人员，我们是他们政府请来的，我们住哪儿是他们政府安排的，如果想要证明，请他自己去找他们的文化部长。虽然只是翻译一个人说话，但我们的态度都很强硬。僵持之下，气氛有些紧张。出境后，在机场休息时，那个斯洛伐克女人对我们说，那个边检人员几乎要叫人来，将我们关进拘留室。好在一个挂上尉衔的军官及时出现，他将我们来访的相关文件要去，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就让边检人员放我们出境。
这事憋在肚子里的气还没有消，我们又要在克罗地亚入境。
克罗地亚的边检人员更绝，非要我们每个人提供已带足三千美金的证明，如果没有带足三千美金，就不能入境。这一次生气的是在入境口那边接我们的大使馆的一位领事。领事用克罗地亚语严厉地冲着边检人员交涉一阵，从他的表情上看，我们知道又遇上麻烦了。好在领事的来头硬，没人敢将他怎么样。来接站的克罗地亚作家协会主席，将领事劝到一旁，自己上去同那边检人员嘀咕好一阵，这事才算完。上了车，领事余气未消地说，他们这种臭规定全是针对中国人的。
在欧洲大地上行走，别人都可以是自由的，单单中国人不可以。譬如号称世界上最大自由空港的瑞士苏黎世国际机场，从前转机时，任何国家的公民都可以免签在瑞士逗留三天。就在我们去的那年，这个规定开始不适用于中国人。但凡中国人在他们那里过境，出机场时护照都会被扣下。虽然他们很礼貌地为我们办理了临时签证，在那眉眼间，还是能感受到让人愤懑的歧视。在国内，人的不满更多是冲着各种各样的腐败与官僚主义。只有身在异国他乡，国家对个人的意义才会凸显出来。在海外走一遭，就会发现，这些年不仅是一些富裕的欧洲国家制订了一系列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政策和法律，就是那些经济总量排名世界一百名以后的小国弱国，也在明里暗里采用一些下三滥的办法来对付中国人。然而说到底，它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更多因素是以温州人为核心的非法移民带来的。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在斯洛伐克访问时，正好遇上大雪。那天早上，斯洛伐克派来的陪同要带我们去西喀尔巴阡山的一处旅游胜地。在火车站候车时，陪同不知为何与一个流氓打起来。陪同的下巴被打破了，后来上医院缝了七针。陪同满脸鲜血地跑回我们身边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将他护在身后。流氓将手伸进怀里掏出一支手枪对着我们。军人出身的翻译钮保国在前头用英语呵斥几声，那个流氓盯着我们看了几眼后，终于低着头走开了。
也是那一趟，我们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返北京。飞机在一万米的高空中飞行时，突然间警铃声大作。机舱里的人顿时脸色都白了。几个空姐朝着机舱中部的洗手间冲去。打开洗手间的门，从里面拎出一个正在抽烟的温州人。一时间，机上众多的老外一齐发出一声鄙夷的NO！在短短的旅途中这样的经历时常出现，说实在话，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飞机上，每逢遭遇这种尴尬时，心里就有一种冲动，想上前去给谁一耳光，免得他日后再犯这种给中国丢人现眼的错误。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这种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在飞机洗手间抽烟的那位温州人回到座位上时，旁边的一位同胞告诉他，在洗手间内壁上贴有禁烟的警示。温州人回头盯着他的同胞几乎是恶狠狠地说了三个字：我知道！这三个字听起来，比老外鄙夷地说NO还让人难受。
我们感到在斯洛伐克火车站让洋流氓用手枪逼出来的浑身豪气，全都化作一股恶气经由下体泄光了。
爱国二字任何时候只要由中国人说起，必定沉重无比。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曾经强大的中华帝国就变得没落了。那情形就像是大盘上的一支垃圾股，天天见跌，时时缩水，大家都在以抛弃它为快事。垮了一百多年，才见打住，并终于开始强劲反弹。毕竟人不是股票，股票说升值就升值，人的地位一旦跌久了，虽然熬到了升起来的日子，在底层挣扎时养成的怯懦，仍会尾大不掉地跟随着。在中国，一个人爱国就意味着他必须爱这个国家的一切，从体制到政党，从最高领导到只比自己高半个行政级别的官员。在爱国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放弃许多个人的权利。包括必须认同对国家弊端与阴暗的掩饰。同为爱国，美国人的性子却像我们在小学课文里写到的那只专门从树干深处叼出害虫的啄木鸟。美国人可以很恶毒地诅咒本国国家机制，可以利用一切媒体来嘲弄自己的总统，可以将白宫水门与克林顿裆里的拉链门相提并论，可以尽情地抗议总统与议会谋划的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和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美国人只要有可能，就会不惜代价地将那些以他们国家的名义而实行的罪恶公开抖搂出来。譬如在韩国屠杀老根里的平民百姓，譬如在伊拉克屠杀已经缴械的战俘，譬如国防部有意在NMD的实战效果上作假。
美国人将爱自己的国家当做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二〇〇〇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开始后，全世界传统的纸质传媒与新兴的电子传媒，忽然于某天一齐起来用最抢眼的位置，登载一个挪威女球迷的大幅照片。照片上，那个青春洋溢的女子，撩起自己的上衣，露出画在一对**上的两面挪威国旗。头一眼见到这张照片，我心里就产生与当年在中篇小说《凤凰琴》的写作中，描述一帮山里小学生，在民办老师带领下，用两支笛子吹着中国国歌，举行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相同的震颤。
有一回，在网上碰到一个自称性别为女的美国人，聊起挪威女孩。
我说：美国女孩挺差。
她说：错。
我说：她们忘了自己有**。
她说：你见过的**太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我说：挪威女孩压抑你了！该你去。
她说：又是错！只怪星条旗不性感！
美国人的有些道理在我们听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他们以在银行里借出许许多多的钱，并将它痛痛快快花掉为爱国。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并不在意格林斯潘是否认为，提高消费，就能刺激生产，发展生产力。他们只想让自己的生活里充满欢乐。用这种不同的生活理念，千万个美国人将自己的生活弄得多姿多彩，同时必然带来整个国家的丰富与活泼。就是这位美国朋友，据说年薪超过百万美金。可他照样上银行去借贷，用来买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汽车。他和所有的美国人一起，用明天的钱来充实今天的生活，一点也不担心未来，因为美国无论在哪个方面实在是太强大了。
从不同国家的行为上看，美国人因为自信而爱国，中国人爱国往往是因为不自信。
美国人更爱自己国家的未来，中国人则是更爱自己的过去。
在美国每逢学生上学和放学之际，就能看到一辆辆黄色的大巴在街上行驶。只要它一出现，所有的车辆都要立马给它让道。就连美国总统的座驾也不可例外。黄色大巴是美国学校的校车，它只用来运载上学和放学的孩子。校车样子很普通，它却是美国两亿多部汽车中地位最高贵的。为此，美国的朋友很是骄傲了一番。美国人可以不爱他们的总统，但绝不可以不爱他们的孩子。
只有孩子才属于未来。这个道理我们也知道。做起来却大不一样。
之三：骄傲
华人在海外以在美国最多，在美国又以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为最多。
华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宣誓入美国籍多久了，只要一见到中国人，他们便自然地又回归本来身份。
一个笔名叫大白的老华人，刚与我们见面，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情景。大白是从台湾迁居美国的，在洛杉矶住了三十多年，属于当地侨领一类的人物。一九八四年以前，美国的华人多数是从台湾去的，他们对大陆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对五星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没有多少好感。当奥运会来到家门口时，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来自大陆的国旗和国歌。那一年大白老人只有五十多岁，正值男人的好年华。他和许多华人一起亲眼目睹许海峰夺取世界冠军，接下来又是中国女排击败美国女排，大白再也按捺不住了，带上一批又一批的华人上街游行庆祝。许多华人像他一样，一边疯狂地叫喊，一边亲吻着比赛场上的地板。奥运会结束后，有半个月，大白的嗓子哑得说不出一句来。十几年过去了，大白也开始随身携带着美国政府发给的老年人优待卡。说起当年那一幕时，他的眼眶里又湿润起来。
在美国出版有二十几家中文报纸。这些报纸上的主要内容从来就是台海两岸的各种消息，如果单凭新闻内容来判断，它们更像是中国国内的报纸。我们到洛杉矶时，正值陈水扁行将就职，美国国会众议院将要表决，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地位的法案，同时美国总统大选和国会改选也到了如火如荼的时候。但在中文报纸上，对后者的报道远远低于前两项。我们天天都能见到诸如大陆战略空降军已经入闽；大陆唯一的巡航导弹旅已从兰州调往福建；美国兰德公司预测台海战争不可避免；台湾军队之所以没有异动是因为军队知道，陈水扁不敢在就职演说中开罪大陆；台湾空军中绝大多数幻影2000和F16的驾驶员，在长荣航空公司拿到客机驾驶证，突然提出退役；以及台湾可能从南非或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弄到了装配两个原子弹的零件，可以在三五个月或七八个月内制造出原子弹等消息。中文媒体与美国主流媒体的传介倾向完全不同。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关于两岸的新闻反而极难见到，他们宁肯用特大篇幅来尽情渲染，一个家庭游泳池的承包商，如何获中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笔计三亿多美元的彩票奖，并且如何地三天三夜没有合上眼皮。
美国很不喜欢华族公民的宗亲感情。在美国人看来，华人对大陆对台湾情思的不断与不舍，实在不能算是美国的爱国者。
美国是一个务实的国度，他们的眼睛里从来就没有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有美国人才能想到要制造出可以测量谎言的机器。他们认为爱国不止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一种境界，对宗亲的崇拜也是一种爱国的行为。想一想，美国人的爱国价值观确有道理。一个唯有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普通人，就是心存《国殇》的精髓，也难有赴汤蹈火的机遇。太多的时候，是面对飞机洗手间里严禁抽烟一类的公众准则，是对自身血脉根源的牢记。华人确实在让美国政府难堪，一谈起爱国，华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国籍国，而是自己的故国。所以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在美国的所有华人同乡会，一概列入黑社会名册。华人不可撼动的中国心，是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难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原因之一。
美国人非常善于以傲慢来表现自己。
他们在国会开会时如此，在安理会开会时也如此。
在洛杉矶机场入关时，我特别不能容忍那个守着其中一个通道的黑人，不时像熊一样瞪着黑亮的眼睛打量着一个又一个面对他的华人和中国人。当他一如先前那样盯着我看时，我毫不含糊地将自己的目光迎上去，一动不动地与他对视着。一段时间后，黑人的目光终于从我的目光里挪开了，然后慢吞吞地用三种钢印在我的护照和别的证明文件上戳了三下。拿回自己的护照后，我还是说了声谢谢。黑人一声不吭，继续用那阴阴的傲慢的眼睛盯着代表团中的下一个人。十三人的代表团有十个人陆续从国际区里出来。轮到第十一位时，黑人的眼神突然变了，像是终于逮到一个偷渡客。他将递上去的护照反复看了又看，旁边那个性感的黑人女警察得到某种信息，一下子变得警觉起来。好在护照没有问题。在我们的人的指点下，黑人终于明白，护照上不仅有来美国的签证，还有去日本的签证。黑人看到去日本的签证后，脑子转不过来弯，想不出一本厚厚的护照还有不少地方可以看看，也值得他多看看。过了一阵美国人的生活后，我也想通了。那黑人并没有做错什么，做错的是我自己。我在心里对美国人要求太高，先入为主地认为美国人不应该这样对自己和他人。其实在中国本土上，这样的眼神哪儿没有？上银行取自己的钱存自己的钱时，一进门总要被保安这么盯一阵。在超市里正全神贯注地选东西时，突然间就会有一道火辣辣的目光射入衣襟。还有那三天两头见面的管段户籍警察，那眼神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人的傲慢往往是别人的谦卑成就的。美国人也不例外。无论是谁，只要自信地与他们交涉和交往，反过来他们会非常热情。
离开美国之前，美国朋友带我们到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商场去购物。
在见识过商场之大后，我问：这就是你们最大最好的商场？
美国朋友说：Yes！
我告诉他：武汉有三家比这大的商场！
美国朋友愣了愣后，不好意思地自圆其说：在美国，这家商场确实是最大的。
在美国人的潜意识里，就是这样认为的：能在美国排上最好最大，在全世界也一定是最好最大。
我和哈萨克族作家米吉提·艾克拜尔脱离大队人马钻进商场里的香水区。凭着人类祖先的语言，我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场不亚于史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之间的贸易谈判。我们用男人粗鄙的鼻子嗅过几个美国品牌的香水后，彬彬有礼地打着手势告诉美国小姐，她们的香水味太浓，只适合于体味重的美国女人，我们的太太都是东方女子，更喜欢天生恬淡的法国香水。
米吉提·艾克拜尔突然间说出一个英语单词：法兰西！
美国小姐随即反问：法兰西？
米吉提·艾克拜尔一扬眉梢说：Yes！
美国小姐一下子兴奋起来，赶紧满商场替我们找法国香水。后来，她满脸羞红地回来对我们说：没有法兰西。
米吉提·艾克拜尔继续用记忆里尚存的那些英文单词说着：你很美丽。你不完全像美国人。
美国小姐高兴地说：我父亲是犹太人。我母亲是泰国人。
这时的美国小姐接近成为，一个对作家有着天生崇拜的中国本土女孩。
离开香水区老远，只要我们回头，还能看到那个美国小姐抛过来的媚眼。
那个美国小姐在与米吉提·艾克拜尔对话时，将英语语法放在一旁，跟着他，用一些单词来表达心中的意思。
我突然觉得，就是在对中国文学完全不了解的美国人面前，中国作家也有足以骄傲的资本。
之四：直率
生活在美国，如果没有十足的自信，人性会很压抑。
美国人是世界上最直率的。他们怎么也学不会掩饰人的原欲，反而将人的原欲演化成种种可供欣赏的艺术。
在洛杉矶时，洛杉矶交响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来饭店看我。他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会不好意思去看**，便正色地告诉我，不能将什么都当做色情，它其实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我只好同样正色地告诉他，只要他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我们约好，待从东部回来时，怎么也要去看一看纯正的美国民间艺术。从东部回来，代表团的公务让人没法分身，终于没有看成。回来后，见到聂卫平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在美国看**的事，说是当时一个舞女走到他面前，问他能不能帮她将衣服上的拉链拉开。他略一思索后，将那舞女要求做的事做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坦言自己看过美国**。由于消费水平的差距，到过美国的中国人真的不一定都看过**。然而到过泰国的中国人，不管公费还是私费，起码有百分之百的人看过脱衣秀和人妖秀。只是无人公开承认。
总有一天我们会像美国人那样认识到，色情其实是人类艺术最原生的动力。
在拉斯维加斯时，深夜里我们在埃菲尔饭店外面遇上三个戴着牛头面具的美国女孩。她们年轻时尚，浑身有一种让人难以拒绝的魅力。我有些冲动地离开我们的人群，走上前去。后来，我将自己的举动等同于平素一向很绅士的英国足球流氓。
我说：我喜欢你们。
我又说：你们非常性感。
女孩们听了我后面的话，其中一个快乐地说：你能带我走吗？
我说：是的。
我拿出照相机。女孩们搂在一起一齐笑起来。有两只胳膊像云一样落在我的肩与腰上。照完相我们边走边笑，走出老远，还能听到她们在身后开心的笑声。我知道，这种中国女孩不会有的笑声将会长久地留在心里。人在面对美时，完全没有理由不自信。人的自信，是一切快乐的源头。我快乐，别人也很快乐，这是最好的交流。
快乐的人，会得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我们是在早上离开拉斯维加斯的，走前主人带领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大街上走了一阵。
他再三说：白天里没有千姿百态的灯光来装饰，拉斯维加斯的风光丝毫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也不，那些印在广告册上的妓女就很漂亮。
主人听后大笑不止。对于广告美女，我们不去做广告上的交易就够了，绝对犯不着对那确实美艳的女子连看一眼都不屑。正如现在必须面对的美国。我们不可能按美国的样式来复制一个国家。我们可以欣赏和观察，不多见何来识广。
近两年，美国有这样一种说法：自从成龙成为好莱坞巨星后，美国女人才发现中国男人也很性感。
我喜欢这种另类的评价。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对别人说，中国是一个性感的国家。
性感的意义用在人身上时，表示遇上了搅乱自身方寸的**，是一种比美丽更让人心驰神往的魅力。性感用于国家时，不仅是它的强盛，更多的是国家机器与其个人实现了全方位的和谐。
对性感的表述，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会让人怦然心动。
初到洛杉矶时，我曾以为朋友送的最新款电子记事本上的国际时间出了问题。因为它显示的洛杉矶时间，比真正的洛杉矶时间慢了一个小时。美国大陆横跨三个时区，各个时区都实行时区时间，而洛杉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还同时实行夏时制。在美国走动多了，一不小心就被那复杂的时间关系弄得稀里糊涂。
来美国的飞机上，一个带着婴儿旅行的华人女子，腕戴一只有三套时间显示装置的手表。在我想来能够同时显示出北京时间和纽约时间就够了。我以为手表上的第三副显示装置完全是多余的。她却说，这只手表在美国还不够用。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又从东部到西部，穿行两次后，才知道女子的话完全有道理。否则，哪一天将时间弄丢了一截，还不知道到哪儿去找。
中国同样要跨数个时区，我们实行的是一个北京时间，前几年试行了一阵夏时制，结果视为添乱的一种被取消了。照我们的习惯，美国一定乱成一团麻。真不知道美国人是如何应对的，尽管这儿是七点，那儿是八点，还有九点十点的地方，除了不解美国国情的老外，美国人自己一点也没有不习惯的。在五月份，洛杉矶与纽约间有三个小时的时差，我们是下午三点多钟起飞的，实际飞行时间在四个小时左右，等到达纽约，几乎是深夜了。
美国国内航线上的航班，服务水平还不如从武汉开往北京的38次高速列车。我曾要过一杯喝的，在连续说了三次后，乘务员才将一杯可乐送来。更不可思议的是，无论飞机起飞还是下降，乘客的安全带是否系好了，基本上无人过问。就是乘务员自己，也要一直张罗到飞机的起落架放下来后，才找地方坐下来。准确评价，美国国内的航班就像是一辆穿梭不息的大巴。这一点美国人同我们的认识相同。美国国内的航班太多了，我们在底特律一处机场候机时，跑道上，光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分钟就有一个架次的起落。让人不可忍受的是，美国人开飞机就像玩冲浪一样，飞机上的那种颠，简直就是哪里气流急飞机就往哪里钻。起飞时要好一些，临到降落，飞机一点缓冲也没，见着跑道就一头扎下去。
我在尼亚加拉瀑布旁的电话亭里给家里打电话时，旁边有一个台湾人也在打电话。对方显然要去中国大陆。那个台湾人冲着话筒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都是开战斗机转业的，不能坐，太危险。台湾人说的这些，完全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关于台湾民航飞机驾驶员出身的翻版。但是，以我的经历来看，美国人驾驶客机，才真正是开战斗机。
我的话在美国人听来只是一种幽默，认起真来，他们反倒不明白，难道飞机还有别的开法！
美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将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用，次一点的东西出口欧美，再次一点的东西才出口中国。况且飞机这东西谁能算得准是谁坐呀！有一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美国的飞机实在太多了，他们对这种东西早就习以为常。正如中国的公共汽车，哪怕确实有毛病，也敢将它开上大街。
性感在另一层面上，是在表示一个人有着可爱的缺点。
之五：悲愤
到纽约的那天，记忆里只有驻纽约的中国总领事、中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和侨界、商界的头领们，为我们举办的那顿欢迎晚宴。地点在纽约的新唐人街。新唐人街居住的中国人主要是从台湾来的，先前他们居住在曼哈顿区著名的唐人街。用他们的话说，老唐人街沦陷了，落到从大陆来的中国人手里，所以他们要搬家。与此相似的情形在洛杉矶也存在，这些年从大陆去美国的人口日益增加，总量上已超过从台湾去的中国人。洛杉矶最有名的华人聚居地小台北，在私下已被叫做了小上海。晚宴上有一位略显神秘的女性，东道主在做介绍时，没有像对别人那样介绍得清楚。后来才知道，她是纽约警察局里那位华人副局长的妹妹。华人太难在美国政府里谋得要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做高级警官的，就要想尽办法用足这项资源。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本土，有些东西是难以改变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用于一个人有道理，用于一个种族群体同样有道理。
那几天，纽约华人社区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华人店主指控当地警察，在几个非洲裔少女抢劫她的商店时，犯下不作为过错。华人店主遭抢后马上向当地警察局报案，过了一个小时警察才赶到。警察也有理由，他们以为这一次仍会像以往一样，辛辛苦苦地赶到现场，却找不到人作证，来了也白来。华人们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使美国警察在处理华人主控的案件时，越来越少在第一时间里赶到现场，甚至第二时间也不能做到，常常是第三或第四时间。这一次，警察们判断错了，有六位店主出面联手指证，那几个非洲裔少女先前就曾在他们店里抢劫过。因为此前在华人社区里罕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引起了轰动。
那几天的中文报纸都在吁请美国华人，也像韩国人那样回击专门针对华人的各种攻击。为此有家中文报纸专门登载一篇文章，回顾当年震惊世界的洛杉矶种族暴乱。那场暴乱的真正起因是几个黑人上韩国人家里实施抢劫时，被愤怒的韩国人持枪打得死的死伤的伤。黑人的不满最初只是针对韩国人。刚好这时有两个黑人又被警察开枪打死，局势才变得不可收拾。自此以后，韩国人在美国人心里变得威风起来。然而，纵观华人在美国的两百年中，不论受到何种欺侮，从来没有人像韩国人这样实施还击。
美国人从华人的行为里获得一种错觉，以为中国人天性懦弱，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不敢发动将台湾省归于统一的战争，因为中国不敢与美国交战。
美国的法律在反种族歧视上有很多具体的规定。譬如：好莱坞电影总是由不同人种来共同出演，如果实在不好将有色人种与白人安排为主角与配角，也会定时在闲散的背景人群里找出一两个黑种人、黄种人或印第安人来，并给以一定幅度的特写。这些曾经被我们认为是一种电影色彩美学，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反种族歧视法里明白地写着，在所有电影电视节目中，每五分钟必须出现有色人种形象，否则，就会犯下种族歧视罪。美国国会议员本来是在为他们的政治抹彩，没料到歪打正着，逼出了好莱坞电影上丰富的人种色彩。
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华人的地位仍然处在堪忧的分水岭上，再往下滑，就与地位最低的墨西哥人一样了。
平心而论，造成这种境况的主要因素还是华人自己。华人在美国真正融入主流社会的并不多，更多的华人只能生活在华人社区里。从十九世纪起，华人就在美国开餐馆，开洗衣店。差不多过了两个世纪，其间经过几代繁衍，直到现在，这两项职业仍是众多华人从业时的首选。就在不远的过去，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海外，印度人都以给富人当仆人守门而著名。可是，近十年里，印度人飞快地在美国的计算机与医生这两大显贵行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从而在非新移民的美国人心里一跃成为准高贵人种。
安分和俭朴一直是海内外华人受人称赞的美德，但在一个文化背景、民族性格完全不同的社会里，这样的美德反而会给自身的生存状态带来良机痛失的遗憾。唯有放在美国这样生机勃勃的社会里，才能感受到中华文化阴暗的一面。也只有身在美国才能体会，为何美国男人女人都说中国人不性感。性感的人，肯定是不害怕欲望，也敢于拥有欲望，并且将自己的欲望作为生命的一种潜能，加以爱护和发展，使其始终保持住一种火山欲喷般的活力。在这一点上，天下的中国人以及华人明显不及美国人。
到纽约的第二天，我们冒着雨来到位于曼哈顿岛上的唐人街。
或许是因为下雨的原因，阴阴的唐人街上透着一股熟悉。假如温州偷渡客，被人用集装箱一下子从中国本土的某个港口运到这里，他们重见天日时，一定不相信自己已身在美国。唐人街上的英文标示比武汉市江汉路上的洋文还少，唐人街上由人随手扔下的垃圾却比江汉路上的垃圾多。一个黑人警察懒洋洋地站在我们进入唐人街的丁字路口上。已是午后了，黑人警察身边还有一大堆垃圾。一辆拉垃圾的卡车停在垃圾堆旁。黑人警察皱着眉头，嘴里不知在嘟哝着什么。
在“亚洲旅行社”醒目的招牌下，我们的车停了下来，说是要在这里吃中国餐。或许是来美国之前怀着太高的期望，对唐人街上的这顿中国餐，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给我们的面条口味可以不说，难受的是弥漫在餐馆内的那股怪味。换了在国内，肯定是要换地方的。正在皱眉头时，身边的两个人同时抬起手臂，撵着一只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苍蝇。这只苍蝇飞开片刻，再回来时，竟带着三五个狐朋狗友，像地痞一样绕着我们不肯善罢甘休。为了与之对应，在空中挥动的手臂增加了几只。那几只苍蝇怎么也不肯走。苍蝇没赶走，反倒惹来四周一片目光。我们当中有人嘟哝一声：算了。大家将手放下来后，还有人不甘心地说，怎么苍蝇只会往我们这儿飞。话没说完，隔着一张桌子，两个女人突然尖叫起来。餐馆里顿时一片**。大家都在往地上看，虽然没有人说出来，但谁都知道地上一定有老鼠。毕竟是在唐人街。要知道无论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能找到本国人开的餐馆或商店，他们决不进中国人的店门。我们匆忙地吃完面条逃到街上。
这时候，雨停了，街面上到处都是黄皮肤的东亚人。无论有没有禁止行人通行的红灯，都能看见三五成群的人在抢道。这是我在美国见到的绝无仅有的一次。美国的道路交通管制不像中国本土，只管机动车辆不管行人。在美国，行人不按规则过马路，被逮住后，罚款还是小菜一碟，更重要的是，这项记录会使个人的社会信用降低。由此带来的影响可是太大了。首当其冲的是，上银行贷款会遇到麻烦。按先前的社会信用可以一次贷款十万，因为这项处罚，很可能一下子降低到只有先前的十分之一。对于将明天的幸福用于今天享受的美国人，简直就是飞来横祸。我不太明白，美国的国家机器对唐人街是疏于管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前者尚可以窃喜，若是后者就很悲哀了。因为它意味着美国在华人问题上还存在着另一层面上的歧视。这种歧视比在诸多事务上的排挤更可怕。
我不得不狠心说出我所想到的大实话：小气的唐人街上有种恶俗。既没有祖宗血脉传下来的五千年沧桑，也没有祖宗精髓传下来的五千年儒雅。一家家小店小铺里满溢着绵绵无绝期的生存挣扎。在更小的咖啡店里，一个迟暮的老人，嘴里叼者一支几近烧完的烟蒂，迟迟不肯吐掉。眼皮不紧不松地眯着，不太能够与脸上的皱纹分清。守着炉子上的一壶滚烫的开水，默默地盯着那最后一名客人已经离去的空座。那样子很像鄂东乡下的放牛老人，在黄昏时坐对山坡上仍在吃草的老牛。
我看见，泰山黄河的博大，江南丝竹的婉约，都在唐人街上化作汉语中的一个句号。
为什么在没有受到美国国家制度压制的情形下，华人身上仍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我们可不可以将其理解为，习惯了礼教与服从的一类人，在自由面前的迷失？！
之六：朴实
这天黄昏，代表团一行十三人全都在华尔街上徜徉。
我们刚刚得知，新浪的股票昨天在华尔街股市上暴涨了十几个点。我们当中的网虫虽然上的都是新浪网，可谁也没有新浪的股票。我们对华尔街毫无感情，华尔街也对我们板着脸。街上的游人在走来走去，地面上有许多用黄油漆白油漆描出的数码图案，间或还有一两句就连翻译也没见过的英文短句。我们只好估计，它是这条街上专营业务中的专业术语。街面很窄，由小小的十字路口分出去的四条街巷有种深不可测的模样。由于过了下班时间，各处楼宇都紧闭着大门，只有对着教堂的街口旁有座楼还开着门。我在门口犹豫一下才走进去。没有人来阻拦我，好像我就是那常来这儿，为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飙升与狂泻而喜怒无常的经纪人。空****的大厅里，算上我也只有三个人。我只在楼内待了不到五分钟。那两个像是黄马甲的人，就分别往楼上跑了两个来回。速度之快，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若是让他们参加帝国大厦每年一度的攀楼梯比赛，恐怕别人就别想赢了。楼内很简朴，特别是大厅，如果面积小一点，便更像自己所供职的单位大楼前厅。我曾经用魏晋碑刻的神秘古拙来形容过单位大楼的陈旧，同时也含着破败的意味。
我从大楼内出来，眼前的华尔街完全是一幅退色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只需平常的光照，就能体会到在时间的印记下，超凡脱俗的意蕴。这种感觉连我自己都有些奇怪。华尔街毫无疑问是个充满铜臭的地方，人在贪婪时的种种丑行，从来就是这条街上最方便的通行证。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久，直到回中国的飞机在靠近北极圈的空中飞行，地上白雪茫茫，很少见到人的聚居点时，我才豁然明白，华尔街上的那个奇想，源于那一刻华尔街的主人们已离开了，只有我们这些过客，在扮着凭吊与拜谒的样子。
我正愣着，代表团的一位成员上来幽默地问：怎么没有跳楼？
我说：叫索罗斯抢先了。
我们正在十几座高楼间，为掀起东南亚与俄罗斯金融风暴的索罗斯选择住处，一架私人直升机出现在华尔街狭窄的天空上。直升机在一处楼顶上停了一会儿，接走华尔街上的某个大人物。几分钟后，又有直升机飞过来，在我们头顶上寻找地方降落。
华尔街的地位太重要了！它的脉搏稍一加快，全世界就患心脏病。它刚放屁，全世界便一刻不歇地开始拉肚子。如此金融重地，按中国本土的习惯，不建上一溜富丽堂皇与云共舞的顶级高楼，似乎就不能显示银行的钱多。如果想看楼，真的不如去位于武汉市建设大道上的金融一条街。就连那家从未听说过的华夏银行大楼，也能将华尔街最好的楼盘比较得暗淡无光。喜欢用一些夸张的材料来装饰外表，这一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的人的欣赏风格。平素总要弄点花哨出风头的美国人，在建筑美学上则趋于保守，无论是民居小楼还是商住大厦，基本上以稳重为主调。从洛克菲勒家族拥有的十三座大楼到世界贸易组织所在世贸中心，无一不是如此。在华尔街看楼，只需几眼就能感觉到朴素中有庄重，庄重里又有平易。不管怎么看，总也看不出奢侈与豪华。一条华尔街横亘在面前，对于不熟悉纽约的外来人，很容易就会与其擦肩而过。
华尔街的做派倒是很像中国民间常说的那话：满罐子不晃，半罐子晃。还在我幼小的时候华尔街就是个满罐子。那时候能听见的广播、能读到的黑板报、能理解的理论，都将华尔街上的金融风暴，当做资本主义世界行将灭亡的信号。三十多年后，华尔街不但没有在意识形态的战争中灭亡，反而成了天下对财富怀抱好感者心中的圣地。
华尔街已到了无须张扬的境界。
华尔街从来就不在乎外界的褒贬。
华尔街只对数字感兴趣。
只要与华尔街有关的数字一出现，这个世界的体温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它打摆子，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没有张灯结彩，没有音乐流行，没有温情浪漫，一条华尔街从头走到尾又从尾走到头，始终像大鲨鱼奥尼尔在NBA球场上那样毫无表情。
有一阵，我暂时离开我们的人群，独自钻进紧挨着华尔街口的地铁车站。一个白人女子孤单地从地铁车站出来，我略作停顿给她让路。
这时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在身后叫了一声。
他冲着我直摆手，又不好像在国内那样放声大喊，将嗓门憋着说：别冒险！
我说：美国女人都不怕，我怕什么。
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中国人接受了纽约是世界罪恶之都的说法。
在这种说法里，纽约地铁更是善良人不可涉足的禁区。
在这些教育之外，我还听说，纽约地铁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艺术家。
纽约地铁离地面不远，一道相当于两层楼梯高的台阶笔直地通到站台上。只有一些昏黄的白炽灯照亮着站台，空气恶浊。简陋的附属设施已被熏得黑糊糊的，样子像是煤矿矿井。我以为纽约地铁也像北京地铁那样要在地下转几个弯才能到达车站，当纽约地铁**裸地出现在眼前时，我简直吃惊得不知如何面对。
站台上，一个黑人在敲着一只小巧的铁皮鼓。我走过去，在离他有两米远的地方站住。我们之间有一道将已购票者和没有购票者隔开的铁栅栏。黑人用一对小木槌在铁皮鼓的各个部位敲打着，一种旋律飘**在阴暗的地铁车站里。在等候渡船去自由岛的码头上，我听见有人用一把样子古怪的琴演奏过这支曲子。曲名叫《纽约啊纽约》。我像上次一样，隔着铁栅栏将一张一美元的纸币放进铁皮鼓下的纸盒里。这时候一辆列车轰隆隆驶过来，停在我的面前。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每节车厢内只有三两个人。列车走开后，敲铁皮鼓的黑人收起槌子，瞅了一眼我刚刚放回钱包的口袋。我心里顿感一惊，随即马上意识到，那道阻隔着我与黑人的铁栅栏是何等美妙。我正要转身离开，黑人冲着我不停地打着手势。比画一阵，我突然明白，黑人是在提醒我，刚才我给小费时做得不对，我不应该将钱包拿出来，寻找零钱，这样做太不安全。一时间我竟有些感动。黑人继续比画，我猜他是在说，也许就在刚才，也许是从前某个时间，一个和我一样肤色的人，就在这儿被人抢了。
又一辆地铁到站了。这一次下车的人要多一些。黑人手上的小木槌像舞蹈家那样飞舞起来。只见他嘴唇一颤，一支歌就飘出来。每唱一句，黑人就重重地换一口气。听上去却不像是在叹息。不清楚这是否是纽约正在流行的唱法，或者是黑人自己的独创。下车的人很快钻进了出站口，谁也没有停下脚步。一曲唱完，黑人用他特有的眼神忧伤地看着我。我再次掏出钱包。这一次，我给了他五美元。黑人没有说谢谢。
我转身离去，上了几步台阶，身后又响起那黑人的歌声。
很深情，也很揪心。
艺术永远是人类的良心，哪怕在肮脏龌龊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相信自己碰上的正是那类流浪纽约的艺术家。直到现在，我还在想着那个敲铁皮鼓的黑人，他会不会在某一天成为第二个迈克尔·杰克逊，会不会在时代广场竖起自己的巨幅广告画像。
之七：可爱
做小生意美国人不如中国人。但在对经济规律的理解与应用上，美国人处在绝对领先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们商量着成立了一个处理世界事务的联合国。洛克菲勒家族闻讯马上在纽约买下一块地皮，无条件地捐赠给联合国。在买下送给联合国的地皮的同时，洛克菲勒家族还将与这块地皮毗连的地皮全部买下来。联合国大楼建起来后，四周的地价立即飙升起来。洛克菲勒家族送给联合国的地皮时价为八百七十万美金。这八百七十万的捐赠，回报给洛克菲勒家族的却是不知多少个八百七十万。
相对于对财富的聚敛，美国人更擅长于将到手的财富痛痛快快地花掉。整个人生中一会儿是对欲望的培植，一会儿是对欲望的宣泄。他们的快乐无一例外地全在这样的反复中产生。美国人对金钱的理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是美国人最先发现，金钱的价值不在乎它的总数有多少。早年的洛克菲勒和现在的比尔·盖茨，在他们名下聚攒着天文数字的财富。但是美国人认为，不管是华尔街股票大盘上滚动的数字，还是帝国大厦这样的楼盘，其拥有者并非真实地拥有它。从真实的程度上看，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分子所拥有的金钱，并不比《财富》杂志的封面人物少到哪儿去。美国人的金钱观是，当金钱多到无法花掉时，那无法花掉的部分全是别人的。只有能花掉并给自己带来享受和快乐的那一部分，才是属于自己的。
据说，美国人平均每十年就要搬一次家，平均每三年就要换一台汽车，平均每半年就要出外旅行一次。
做这些事的目的，无外乎是让自己真正成为自己金钱的主人。这是典型的美国逻辑。不这样，金钱的主人就难以断定。
在底特律机场，我们碰到三个都是八十多岁的美国老人。老人们腿脚已经非常不方便，说话时语音含糊不清，听力也不好，看上去生命力已经很脆弱。老人们还是不想放弃曾经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的习性。他们中的两个要到洛杉矶去参加一个例行的聚会，另一个是来送行的。我们这群人中，有人用汉语说，这么大年纪，又没有年轻人陪伴，真是找罪受。虽然老人们很乐意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但是看不出他们有如果无人帮助就会放弃的念头。
美国老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我想起尚在故乡的老父亲。老父亲是离休干部。因为县里财政支出困难，这些年政府应该付给他的离休工资，总是有一拨没一拨。在电话里同他说起这些事时，我曾劝他先将银行里的积蓄取出来花了，别难为自己。说了两次，他就生起气来，天远地远地在电话里质问：难道我就不能给儿女孙辈们留点遗产！我想对他说，我们并不缺他的那点遗产。这些话断断不能对老父亲说。记得小的时候，一个同伴的母亲无钱治病，在**躺了一年多。临去世时，她用最后一点力气从枕头里抠出五块钱，塞到大女儿的手上，让她在出嫁时为自己买些花布，做几件衣服。给儿女们留点遗产是中国老人最后的快乐。
不知什么时候老父亲他们，也能像美国老人一样，让钱这东西真正为自己所享乐。
当冬天来临时，拉斯维加斯的美国沙漠，就会用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接待来自中部和东部的老人。成千上万躲避寒冷的老人从居家的地方，开着汽车，拖着一间活动房子，千里迢迢会聚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每一分养老金所带来的生存品质。
中国的沙漠不能接待老人，但中国本土上有连候鸟都要去过冬的海南岛。它比沙漠更适合害怕寒冷的老人。
美国人其实并非像有些说法里那样贪得无厌。
纽约是世界上地价最昂贵的地区之一，位于纽约中心的时代广场一带，想买块地皮或一座楼，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时代广场一带明星云集，像迈克尔·杰克逊这样虽然红遍世界却出道稍晚的黑人歌手，也只能将手中的金钱，大把大把地撒在附近的饭店里，长期包下一两套客房，勉强安身。寸土寸金的时代广场中心路口上，有一座全纽约最小的警察局，如何小，不好将美国的东西来做比较，也就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东头的那座公共厕所。小小的警察局趴在时代广场四周的高楼脚下，一副另类模样。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地产商打过它的主意，纽约的警察却不为金钱所动。依然年复年，月复月地荫蔽着十来个警察，毫不在意只要一转念头就可获得的暴利。
我们在美国旅行的尽头是尼亚加拉瀑布。
大瀑布由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瀑布的两端各有一座尼亚加拉市。当年，美国的投资者拿着支票簿，来到属于美国的尼亚加拉市，打算进行旅游设施投资。美国的尼亚加拉人断然拒绝了黄金的**，他们不想让外来者打扰自己安宁的生活，也不想要太多的金钱。结果，所有的投资者都跑到对岸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市去了。又结果，两个尼亚加拉市，一到夜里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界。一方让瀑布的声响听起来如诗的经典，一方让瀑布的画面看上去像是流金淌银。
此类故事，基本上只会发生在美国。
在中国本土，这样的拒绝简直就应了北京城里流行的新词：二百四十九——比二百五还差一点。前几年，上海将市政府大楼整个卖了，北京将王府井切块卖了。稍后几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老厂卖了。都卖了好价钱，都有完全站得住的理由。
我琢磨了好久后，才有了自己的结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单纯富裕并不难，难的是富足。在富裕与富足之间，相隔一座精神的炼狱。富足是人间极乐。富裕不是。富裕只是表示物质的数量由小趋大。前几年，中国本土上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常常用自嘲的口吻说一句自诩的话：我穷得只剩下人民币了！这是典型的富人语言。一个富足者是不会这样说的。如果是在纽约，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会在早上起来，穿上一身休闲衣裳，一路小跑着来到NBC电视台四台楼下的窗外。五点钟时，他会同许多人一道冲着从窗口伸出来的摄像机，惬意地笑着。当摄像机的镜头从眼前摇过时，他会深情地说一声：美国你好！几分钟后，摄像机消失在窗口，跟着敞开的窗户也关上了。他会随着人群的散开，顺着原路回到家里，听着朋友不停地打来电话，说是在五点钟的新闻节目里看到了他。当朋友们的电话都打完后，这个居住在纽约的美国人，就会从车库里开出自己的汽车，去一个地方为一笔税务警察并不知晓的收入缴纳所得税。
富裕是极端个人的事。
富足会让人变得天真可爱，并给他人带来快乐。所以富足不是一个人的事。
只有富足的美国才能做到，让西点军校同好莱坞影城一起闻名于世。
之八：自由不是免费的
华盛顿市内与越战纪念碑毗连的是韩战纪念碑。韩战纪念碑是前两年才修的，比越战纪念碑晚了二十多年。
碑上刻着一句平常而深刻的话。
陪同的导游是香港人，他将碑上的话翻译成：自由不是免费的！
我们听着有些别扭，想了一会才明白，按照通常的习惯，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天下着雨，那些雕塑的美国士兵样子有些疲惫。四周活灵活现的美国人一个个都很年轻。活在世上的美国年轻人，脸上洋溢着富足带给他们的快乐。
作为当年敌对国的公民，我们站在一旁品味着纪念碑上的那句话，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滋味。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相距不到百米的越战纪念碑前，冷清得只有一对少年男女。我们走到那半截埋在地下的黑色大理石碑刻前，女孩正惊喜地指着碑刻上的一个名字，唤着那个男孩。假如此时女孩哭泣起来，我们也许还不会感动。让我们感动的原因是女孩站在那个刚刚发现的名字下面，微笑着让男孩给她照了一张相。女孩甜蜜的笑容与森严的碑刻形成的对照，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起来。我突然明白，再深的苦难也是会被后人遗忘的。本来只是为了纪念越战与韩战，但在后来者眼里，除了历史，它还是一种建筑之美。在这一点上，越战纪念碑早被美国的年轻人看过多次，所以他们将现在的兴趣都给了新修的韩战纪念碑。
有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卡斯特。如今在西点军校校园里，有他骑在马上的青铜像。卡斯特用他的一生，做了典型的美国人。他因学业不好，曾以西点军校当届毕业生的最后一名离校，但在美国内战中，二十三岁时便做了少将。内战结束后，军队缩减，卡斯特虽然由少将降为中校，却是后来驰名世界的第七骑兵团的创建者和首任团长。卡斯特的闻名还在于他带领的骑兵团，于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蒙大拿州的大小角打了美国本土上的最后一战。那一战以被卡斯特的第七骑兵团追杀的印第安人的大胜而结束。卡斯特和其亲自率领的一支两百多人的骑兵队在印第安人的刀箭下全军覆灭。卡斯特的属下悉数被剥去衣服，割下头皮，砍掉手脚。卡斯特本人还是受到印第安人的尊重，保住了头皮和手脚，留得全尸在草地上。死去的卡斯特成了美国的象征。不过，卡斯特不像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哪怕一百代过去，也依旧是英雄。卡斯特的英名在越战爆发后，一下就成了种族歧视者，成了残忍的恶棍。
美国人绝对是务实的，哪怕用爱国的名义，也不能放弃个人的利益。
香港导游对韩战纪念碑碑文的翻译，更接近美国人雕刻出这话的原意。
在爱国的名义下，美国人也要考虑得到的利益是否合算。因此爱国也是有报偿的。
这就是卡斯特死后，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放弃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从而实现全国和解的原因。
美国本土上的和平持续了一百二十四年。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会遇上什么样的对手。他们的准备是以公民接受起来容易，理解起来也容易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普通的森林消防队员在执行公务时牺牲了，政府会在五十个州降半旗致哀；非洲的什么地方发生部落间的仇杀，美国国防部会派最现代化的军舰去转移本国的公民；新加坡司法机构要对一个违法的美国青年施以鞭刑时，美国总统会亲自出面为其求情。美国政府和国会每时每刻都在告诉自己的公民，他们会动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不使每一个公民受到来自外部的欺侮。那些坐在黄色的校车里的孩子，在看见总统车队为自己让道时，不用别人再多说什么，他们就知道只有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总统不是。
美国的法律能确切地保证，军人为国家做了他该做的一切后，他能得到回报。这种回报的多少，也是每一个人都能计算出来的。譬如指挥多国部队对伊拉克作战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就曾计算好了，如果他在师长的任职上干了三年而得不到提升，他就得退役，并一次拿到一百多万美元的退休金。
爱国在美国并不是要求公民做出牺牲，它只要求公民尽自己的能力。
由于爱国的命题太宏大。为此，它的基本性质常常在无意中被搁置一旁。
只有美国政府让自己的公民明白，爱国行为得有物质作保证，光有精神是无法爱国的。
应用美国人的常理，我们也可以说，邓小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是他率先坦诚地告诉中国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马克·吐温故居，我们学到了美国式的文学原理。
多少年来，中国本土上，一直有人在对文学说教：文学是清贫者的事业。
仿佛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我们的文学艺术至今依然像是一个捉襟见肘的流浪汉。
一百多年前，世界上刚刚发明电话时，马克·吐温家里装上了两部款式不一的电话。马克·吐温家里有十二处风格完全不同的壁炉，有一个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很不错的洗手间。马克·吐温家里的书房有两扇用透明大理石做成的窗户，如此装饰，已接近百年之后才建成的耶鲁大学图书珍藏馆。马克·吐温家用的酒柜是从意大利买回来的，睡觉的大床也是从意大利买回来的。马克·吐温曾用美国人特有的坦率告诉别人，一个男人要想成为好作家，他就得娶一个富有的女人做太太。闻听此言后，我曾不无悲哀地说，难怪中国人至今也拿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就在这里。今天的中国作家，也没有谁的居所可以同马克·吐温故居一比。马克·吐温所言免不了有幽默成分，有可能还是对太太如此富有的一种解嘲。不管后人如何理解，那些不动产的解释却只有一个：财富同女人一样可爱！
马克·吐温故居的管理员都是义务的，那天为我们作讲解的男子是一个养老金领取者，他说他选择这儿的义务工作，是因为他爱着这个地方。
我用不好英语，我用母语说：这样的地方谁个不爱！
我还用母语说：文学也不是免费的！
马克·吐温故居里的实物是不让人用手碰的。但是马克·吐温用过的那架打字机实在让我有些想入非非。趁着管理员转身介绍书房里摆放的那只台球桌时，我飞快地用自己的食指在打字机上敲了一下。我没有感受到类似人的手指体温之类的东西，那感觉倒很像家中被儿子玩电脑游戏玩出毛病的电脑键盘，涩重迟钝。敲完后，才发现食指碰的是S键。我盯着S键看了好久，直到心里有某种感悟。我让自己相信，这个S中也许包含着什么。离开美国，回到武汉家中，我曾翻开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出版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以S开头的第一个单词的汉语意思竟是：主张严守星期日为安息日的基督徒。以S开头的最后一个单词的汉语意译则与体系、体制、秩序和规律相关。两种回应让我好久不再有别的念头。马克·吐温家里虽然摆满了中国瓷器，他本人从未来过中国。他怎么知道传统的中国作家，在体制与秩序面前，有如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愿自己与马克·吐温在S键上的相逢，只是个人臆想。
之九：疯狂
一个性感的人，不用谋面，传说就能迷住他人。
一个性感的国家，无须享受它的种种妙处，只要从它的土地上走过，本能里就有东西复活并与之激**。
美国人的快乐与幸福在我们看来，像是没来由的。
美国的历史在好莱坞电影里。
美国的未来在迪斯尼乐园里。
美国的现实在所有人的眼睛里。
将现实之根建立在几千年的历史之根中，这样的文化无疑是伟大的。
能在文化现实中同时包含历史与未来，这样的文化肯定要多一份伟大。
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中，只有美国人做到了后一点。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也只有美国人做到了后一点。
美国弗吉尼亚州政府是地球地理范围内，第一个因为人类的未来问题而受到公民指控的。一个名为“公民抵抗UFO组织”向州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州政府“在准备抵抗外太空人入侵方面，工作不力，使当地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美国人对未来的事情比别人敏感，缘于尖端科学技术比别人更早地融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个人在迪斯尼公园走一遭，只要思维健全，就能切身感受到人在面对宇宙时的滋味。几多出色的创意，在形形色色的非凡技术的支持下，竟将远在天边的宇宙，平平常常地展现在每一个人的手边脚边。说英语的美国人要想将汉语“寓教于乐”的意思说清楚准确，要费很多笔墨与口舌。一座迪斯尼公园形象地立在那里，就是最精妙的语言也显得苍白无力。有在太空中待过的宇航员说，迪斯尼公园里的太空舱比真正的航天飞机惊险刺激。还说只花费几美元就见到的太空，与他所乘坐的价值上百亿美元的航天飞机所见到的太空几乎一模一样。
都说美国有一种法律规定，任何科学发现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应用于民间。就算是没有这种法律，在利润的杠杆作用下，科学的投资方也会将所有的科学发现落实到民间。
从西部到东部再到北部，美国的四方走过三方。重新回到洛杉矶准备回国时，心里开始明白，流传在美国本土之外的一些东西里有着深刻的误会。那些说法更多的是一种人云亦云。美国文化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快餐文化，而是一种处在生命早期的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更重视短暂人生的生存质量，然后才是与人有关的那些永远有的说的，永远也说不清楚的终极问题。
美国文化还处在积累期。这种积累的劲头在外人看来，简直近乎疯狂。
一座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就让人叹为观止。由中国本土出版的纸质汉语文学书刊，只要是稍有影响的都被收藏其中。在以L开头的书架上，有我最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且入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威风凛凛》。仅此我还不感意外。让我意外的是，那本《威风凛凛》的封面被他们重新加固过。他们在封面与书心中间添加一层韧性极强的纸板，使其日后经由岁月翻动时不易受到损伤。代表团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回中国之前，在加州图书馆工作的女作家朱谜，交给我一沓电脑打印纸。上面有美国国会图书馆（DLC）、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HNY）、田纳西大学图书馆（TKN）、喜瑞多公共图书馆（CER）、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OSU）和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HNK），收藏的我的作品的目录。朱谜说，这是她从美国图书馆系统的网络上查找到的，因为时间太紧，她没来得及进入其他的图书馆网站，只找了这几家经常联系的图书馆。朱谜给我的书目，包括了我的全部七部长篇小说、四卷本的个人文集、几种中短篇小说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给我出的一本选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刘醒龙》。那沓电脑纸被我带回国内，有机会时，我想在国内的图书馆里也这么查一下，然后作个比较。
美国历史只比一个长寿老人的岁数稍多一点。然而，他们珍惜着现在的每一天，并且不放弃眼前的每一个机会。如果说像康宁玻璃中心这样闻名世界的大公司，将他们的企业办成玻璃制成品的博物馆，尚不足为奇；像赫氏集团，将他们的巧克力生产车间，设计为可供游人观光的巧克力乐园，太出人意料。被别人说成是没有文化的美国人，真的是在拼命地发挥着一切可能的潜在的才华。在这种积累的势头面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文化在五百年和一千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美国文明还没达到它的顶点，它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好莱坞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真正伟大的作品铺路。
美国像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有属于自己的神话。
美国本身不是神话，她是一种现实。
一个配得上作家称谓的人，必定是一个在心里将人类的自由与进步，看得比自身生命还宝贵的人。我在此坦率地承认，我喜欢这个国家。这话的意思是，我爱我唯一的爱人，我还会欣赏别的美丽的女子。其实在所有中国人心中，美国的本质就是这种女子。
没有俄国的高贵，没有英国的斯文，没有法国的前卫，没有德国的缜密，没有日本的精细，没有中国的渊博。
这些都是美国显而易见的缺憾。然而美国拥有着这些国家所不可以再有的优势：年轻！一个没有包袱、没有负担的民族，如同一个扔掉捆在腿上沙袋的行者。美国的中文报纸上经常有某某律师的广告，说是专门为来美国的**修炼者申请政治庇护。这些律师也没有太高明的招数，无非是让自己的代理人到美国的外事机构门前静坐练功，然后将摄下来的录像与相关的申请资料一齐交到美国移民局。其实在一百个申请人里，连半个真练功者都找不出来。只要一拿到绿卡，**就变得连狗屎都不如。这样一些中国人总爱说，美国人有时候就像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老被老鼠捉弄的猫。这并不是美国的弱点，只要年轻，不管是人还是小猫小狗，都会憨态可掬。这一点也是所有性感之物必须具备的背景。
2000年7月7日于汉口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