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家的，上有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弟弟。

如今父亲母亲早已老态龙钟，弟弟也因单位的破产早早披上岁月的沧桑与无奈。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江和瑞昌一带的地震余波殃及湖北。我着急地打电话回去，问他们的情况如何。弟弟从前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单位的破产申请被接受后，那辆公车就被银行查封了。因为还有一点事做而被称为半待业的弟弟，在电话里语气之平静，分明将地震当成了曾经驾驶着那辆桑塔纳轿车所遇上的坑坑洼洼。

照片上的弟弟也看不到有多少意气风发。那一年弟弟刚刚出生，抱着他的父亲和母亲，却是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在他们身后注定要闻名于世的一座桥头堡高高耸立着，从那些纵横交错的钢梁中，隐约看得到一种显然不是桥梁的身影。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还是从小就将藏在钢铁丛林中间的这个影子，当成一列正在桥上飞驰的火车。同样也是没有证据，我们非要认为父母们的笑意中，与弟弟相关的成分只是由于不得不抱着他，其余的全都献给身后这座象征着那个时期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庞然大物。

中国文化中有物竞天成、顺其自然之说。在日常现实当中，除了那些多得不能再多的逆来顺受，以及在发展下去就会关系到自身的事情面前，保持一种只管自家门前雪不顾别人瓦上霜的装聋作哑掩耳盗铃姿态，真正具有天然特征的便是那些俨然因时因地随口取得的人名和地名。这座桥建在长江之上，因为地点是在武汉城区之内，将其叫做武汉长江大桥是任何人都能想到，不会产生丁点惊艳效果的下意识的事情。

纵观我们的历史人文，仅从那些普遍习惯的姓名上，就能体会到一些带有教义色彩的纪念词。譬如“唐”的使用，譬如“汉”的流行，譬如国内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发生重大更迭后而让许许多多的人取名为“国庆”与“解放”。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一九五八年建成的。也是那一年出生的弟弟，与太多的同龄人一样，被情不自禁的父母们取了一个与这座桥相关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前后，武汉这座城市在迫不及待的现代化进程中，有过不肯顾及个人隐私的短暂时期。那一阵，不管愿意和不愿意，只要交钱安装住宅电话，其电话号码必定会被公开在那本厚厚的黄皮书中。少数提前意识到隐私权受到侵犯的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羡慕那些拥有汉桥、大桥、新桥以及美桥、艳桥、爱桥等名字的人，还酸酸地说，那些人的父母大人太有先见之明。当年出版的电话号码簿，让人叹为观止的不是电信部门的蛮横霸道，而是其中动辄十几页和几十页地连接在一起同名同姓的那些人。一页接一页的“李汉桥”、“王汉桥”、“张汉桥”；一页接一页的“李大桥”、“王大桥”、“张大桥”；一页接一页的“李爱桥”、“王爱桥”、“张爱桥”，如此等等。电话号码簿上的百家姓中，所有姓氏里都有人在1958年之后，因为长江大桥的建成所产生的共鸣，而获得一个用“桥”作为后缀的名字。形容铺天盖地有些夸张，只说漫山遍野又有点不到位，电话号码簿上那些连绵不绝的相同名字会聚到一起后，平添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味道，反倒将个人隐私置于更加秘密的迷魂阵中。

在没有长江大桥之前，武汉是一座不完整的城市。由于大江大水的关系，管治这座城市的政治机器总要比别处多一层复杂。八年抗战之初，民众所呐喊的“保卫大武汉”也只是一种泛地理称谓。一九五一年之前的武汉，多数时候是一种概念。而作为一座城市，它一直在时废时存中变迁。江南是武昌，江北为汉口，各有各的纵深，各有各的供给，这样的自然分治也是无话可说的。那一年，在欧洲小国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郊外的一条界河边，对岸的奥地利垂钓者一次次将渔钩抛过河流的中间线，不用说我们的陪同，就连巡逻的边防军人也都熟视无睹。作为地球上屈指可数的河流，长江有将欧洲的全部界河加在一起也比之不足的理由，成为不同人群之间的天堑。如果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桥，至少那个在一九五一年正式宣布成立的武汉市，也许依然要在存与废的历史选择中反复轮回。

从概念中的武汉，到实体中的武汉，其过程一如人之初信口叫来的大毛或小妹等等乳名，慢慢过渡到正儿八经的学名。乳名是非常具有亲和性的，然而人的生涯越往后，越是觉得它的虚弱。而那些从乳名中生长出来的学名，才是相伴着酸甜苦辣直到终老的真实。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联系而成的武汉，从来不乏名胜：知音琴台、白云黄鹤、清心东湖、禅意归元——哪一处不是诗画情浓人文春秋。化入姓名的也都不绝如缕，却难比一梁一柱打造而成的那座大桥。

弟弟的名字与前面说过的那些略有不同。在他自立后的最初几年，曾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了一半。父亲给他取的名字中也含有“桥”，那一阵他却在各种不同的书写背景下，将“桥”的前面那个怎么看都嫌俗气的字，改写为与之谐音，但要文雅的另一个字。弟弟没有同我提起过为何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一个字，也许是因为那个字太平凡，太普通。这也是我曾经的想法，那时候，我一直悄悄地认为父母亲是在媚着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俗。

不晓得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以桥为名字的那些人，是否像弟弟那样萌生过改名的念头。弟弟的修改尚且没有动摇他那名字的本意。如今的弟弟已到了连地震来临都能处事不惊的境界，当然不会再去为用了几十年的名字耗费脑力。就像任何一座桥的诞生，看上去是人对河流的超越与征服，其内心深处共鸣的反而是人对自然的顿悟与臣服。也只有这样去想，才能明白为何武汉城市中人，不理古典，独尊新桥，实在是因为这座桥是长久以来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情结。

一如日常当中大家最爱说，人一旦犯了桃花劫，绝对没有躲避的可能。被长江所阻隔是武汉的天命。对一座城市的四分五裂，何尝不是一段婚姻的分崩离析！当然，命运又用一种解释说，桃花劫虽然不可避免，却有可能化解为桃花运。如此就能将生死之劫因势利导地变化为不会伤及身家根本的情爱之运。武汉的流水上从来不会有桃花汛，那些远来的花瓣早早就被远处的波涛吞没了。作为城市的武汉，它将越来越多的二桥、三桥、四桥、五桥当成了这大江之上流不走的桃花。所以，不管这联想是不是太牵强，桥的出现，让城市的地理劫难真实地化解为一种可爱的时运。

2005年12月于东湖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