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母语的湖北方言，有三个与众不同的词语。

去年夏天，一家电视台派人来家中采访，他们想要了解最能体现湖北人性格的一句话。我回答说这句话只能是：你是个苕！在南方诸省，虽然多有使用苕字的，论起遍及程度和使用频率，任何地方都不如湖北人，想表达的意思还没有吐露丝毫，便脱口指令对方是个苕。在湖北方言中，还有一个说起来十分动听的词：晓得。最好听的却是第三个词：兴。据说，苕、晓得、兴，是古汉语的一部分。当北方游牧民族用血与火外加他们的语言洗劫中原大地后，这些语言就成了残存南方的化石。我常看凤凰卫视一位女主播的节目，不为别的，就因为她喜欢用晓得一词，来替代国语中的同义词——知道，每次听她说晓得或不晓得时，宛如天籁中飘来中原雅音。

作为一方水土中的母语，“苕”字是本地人最常用的，用起来后亦是最为夸张的。“苕”所对应的是现代汉语“傻”，真用起来意味却大不相同。当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你真傻时，含意里往往多为惋惜。当这个人对那个人说你是个苕时，就不仅仅是惋惜了，更多的是这个人欲表达自己的见识，是个性的肆意张扬。

在某件事情问答时，如今的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知道”或“不知道”，说“晓得”和“不晓得”的越来越少。细细揣摩与体会，这样的替代实在太遗憾。人们相信或者不相信，都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就音乐性来说，“晓得”一词所传达的美感要超过正在趋于普及的“知道”。很多时候，人们说知道时，往往并不是真的知道，之所以那样说，部分原因是应付。当然，人们在说晓得时，也是多有不晓得的。那不要紧：晓而得，是一种参悟；知而道，却是俗套。

都说凡事都像耕种，一分辛苦，一分收成，所以“种”是沉重的，得下大力气，身手稍有不到都不行。种菜、种麦、种棉花、种黄豆等。一般人已经记不得还有一种说法：兴菜、兴麦、兴棉花、兴黄豆。在我们的方言母语中，“兴”即是“种”。对比之下，不难领悟“兴”的美妙。“兴”是自然的，带着天籁气韵，仿佛之中有如天马行空，轻重缓急都在自由境界中。

形而上的艺术品，往往是“无用的”，正是因为艺术纯粹性的无用，才能保证它的美学吸引力——高贵、神奇而美丽的愉悦。在艺术之外，无用的东西也是很多。一如这里所列举的有限的方言母语，许多时候，她越来越显得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不说她，大多数不写她，一旦她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艺术形式里，她存在的价值反而映衬出那些时尚的不值，时髦的无益。在艺术的眼界里，没有无用的东西，重要的，不是种，而是兴；不是知道，是晓得；不是傻，而应当由衷地苕。所谓无用并不等于真的无用，其原因往往是艺术的能力小了。

在人文传承中，母语起着无以替代的作用。从一九九九年至今，我用六年时间来写作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每天都用母语与上个世纪的一群人物进行交流。多年以来，因为背井离乡，不得不用普通话与人交流，而生疏了的母语在一次次的重温中重新熟悉起来。前几天读《妇女闲聊录》，新近来武汉落户的林白，开门见山便用鄂东方言“笔直”取代标准普通话“一直”，让我心中为之震颤。一句方言，传授的却是血缘，依赖着母语的写作是坚实的，而失去母语的写作总是可疑的。当年将“苕、晓得、兴”等中原雅音信笔写满华章的废名先生，通过沈从文，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总的看来，在湖北乡亲中所引起的反应却是不够。在母语显得至关重要的文学范畴中，在地域文化传承上能有多大建树，是一方水土中的作家能有多大建树的宿命。

2005年3月23日于东湖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