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这就注定了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我至今记忆犹新。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一页。那时我不满6岁，由于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我5岁就上学了，是著名的师大附小一年级学生。从此，我便用一个小学生的眼睛来看这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用一个天真孩子的心，来感受和铭记民族的苦难和觉醒。

我家住在北京（当时叫北平）西城小沙果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大人们在窗玻璃上贴了许多牛皮纸条，是预防炮弹震碎玻璃伤人。再就是大夏天的也挂上了棉门帘儿，说是可以挡住子弹和炸弹的碎片。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了。

深夜，我被爸爸的亲吻弄醒了。他只对我说了一句：“乖，听妈妈的话！”

然后他又亲吻熟睡的弟弟。妈妈不准我起床，就悄悄地送走了爸爸。

第二天我在胡同口看见过伤兵，许多市民帮着抬担架，还有上前搀扶的，送茶水、送鸡蛋的。听邻居家的大人们说，医院里住满了伤兵。

不久，日本兵进了城。此时正值暑假，不上学，妈妈也不准我和弟弟出门。

秋后复课，校门口挂上了日本鬼子的膏药旗，进出校门，还要强迫我们给它鞠躬。不久，来了几个日本教师和一些日本学生，增加了日语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各个班级的孩子都必须学日语。

我妈妈是第三十八小学的校长，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她非常气愤，毅然辞职。妈妈含着眼泪对我说：“不要去上学啦！就在家里，妈自己教你。”

我家人口不多，住的是独门独院。爸爸去南方以后，二舅一家人也从河北省农村逃进北京城来避难，跟我们住在一起。听二舅说，鬼子兵在农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把青年妇女抓到场院，扒光衣服，当众**，农村已是人间地狱。相比之下，日寇在北京城里还收敛一些，装出另一副面孔，讲什么“日中亲善，同文同种”，进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

晚上，二舅插上院门、房门，妈妈偷着打开收音机，收听武汉电台的广播。

好在院子里都是亲戚，不会走露风声。妈妈是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这在当时已经是学历很高的新女性了。她性格开朗，热情、要强，常常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听广播，虽然许多事我听不懂，但妈妈的意图是让我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每次广播当中，都要反复播唱这首号召力极强的抗战歌曲。妈妈还把歌词记录下来，教我背诵和默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她还给我讲戚继光抗击倭寇和甲午海战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流下了眼泪。

1937年冬天，二舅把我们送到了天津的英租界，这是逃离沦陷区的第一步。不久，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搭乘招商局的轮船，经过青岛、上海、厦门、汕头、到达香港。一路上妈妈很兴奋，叫我给别的乘客唱《义勇军进行曲》。每到一地，她都带我上岸去看看，给我讲这些城市和省份的特产，结论都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不会亡！”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地理课，印象极深，而且养成习惯，在逃难的过程中，父母常常结合当地的情形讲历史地理故事，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真是没齿不忘啊。

在香港，我们举目无亲。妈妈那年只有29岁，带着两个幼儿，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来坚持教我学习二年级的功课。待我和弟弟上床以后，她还要写几封信，寄给内地的亲友，到处托人寻找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此时已参加抗日工作，在张治中将军任校长的一所抗日干部学校当教育课长。他终于赶来香港，刚把我们接到广州，就遇上了大轰炸。我们住在爱群旅馆（现在的人民大厦），这座13层的楼房是当年广州最高的建筑物，由于悬挂美国星条旗，日寇的飞机不敢炸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轰炸的惨相：敌机飞得很矮，在市区肆无忌惮地轮番投弹，民房起火，浓烟蔽日，许多百姓扶老携幼，跑到爱群旅馆的四周躲避。

爸爸说：“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关枪也没有，敌机就更猖狂啦！”

我们赶紧逃离广州，来到父亲供职的长沙。后来听大人们说，就在1938年冬天，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因而长沙一度成为抗战的中心城市。

我染上了肺结核病，被送进湘雅医院，男女医生都是美国人，会说中国话，待我很好。他们同情中国，说：“日本鬼子是法西斯，妄想吞并中国，好比蛇吞象！”因此，我从小就对美国医生怀有好感。

病还没好，就赶上了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若干年后，我长大了，才知道是国民党官员惊慌失措，岳阳失守，日军过了新樯河，误传过了捞刀河——此河就在长沙郊外，三国时期，关公大战黄忠，青龙偃月刀掉入河里，周仓曾经下河捞刀，因而得名——便下令在城内四处放火，把这座古城烧毁了十之七八！当时，父母仓皇地把我接出医院，没有回家，就沿着湘江岸边往城外逃难，回头一看，大火已经烧红了半边天，把滚滚的湘江水都染成了血红颜色。

这次又是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逃难到了桂林。父亲公职在身，随学校撤退到湘西山区去了。

桂林是当时的文化名城，很多爱国的文化名人，大体上都是沿着平津——武汉——长沙，或京沪——香港——广州，这样的两条线路汇集到桂林来。“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惜，那清澈的漓江，奇丽的峰林，沿江的凤尾竹，鲜艳的夹竹桃，在难民的眼睛里并不好看。敌机常来空袭，我们天天跑警报，躲进七星岩的山洞里。这个溶洞很大，如今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天接待几千位中外游客。当年这个洞里常常躲进一两万难民，灯光昏暗，空气污浊，席地而坐，拥挤不堪，还有病人和死尸从我们头上抬出去。那些千姿百态的石花、石笋、钟乳石，在我们眼里恰似死难同胞的嶙峋白骨。

在一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桂林城里住不下去了，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搬到郊外阳朔，投靠早一些逃到这里来的五姨妈。五姨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姨夫是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毕业的，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他们毅然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姨夫是河北省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爱书如命，带着10万册图书南迁，想在大后方继续办学校。他的理想是“教育救国”。不久，他回到湖南省的冷水滩，去筹办一所培养铁路员工子弟的扶轮中学。

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又辗转来到了贵阳。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十分艰难，我的肺病还没好，当年也没有特效药，只能增加营养和吃鱼肝油，我不知道她从哪里买到了鱼肝油。弟弟只有6岁，帮不了任何忙，还很调皮。再就是经常带着我们跑到城外躲警报，一躲就是一整天，在大树下、田坎上教我俩读书。她失业了，我见过她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下一张借据，向我父亲的朋友汪德亮先生借贷“贰佰圆”生活费，借款者是我父母二人的名字。我不知道那笔钱是不是银元？我也从没见过这位汪叔叔。但我明白，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肯借钱给我们的汪叔叔一定是个好人，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在贵阳的一年，生活十分艰苦。作为母亲，她坚持每天给我和弟弟讲课，不让孩子荒废学业。作为妻子，她盼望着一家团聚，不肯远离丈夫，不去重庆、昆明，这次到贵阳，也是为了离湘西近一点。

其实，我父亲已经离开了湘西，他那个学校搬到了湘东南的耒阳县农村。那时候交通、邮政都很混乱，再加上双方地址经常变换，自从长沙大火之后，母亲不知写了多少封信，还是与父亲失掉了联系。

日寇同样轰炸贵阳。一次被称为“贵阳大轰炸”的惨案，也让我们赶上了。

法西斯的野蛮残酷，不仅仅表现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在东北用人体作细菌试验，在南京大屠杀，也对我后方城市的平民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这次就出动数十架飞机，把贵阳市中心人口密集的商业区“大十字”、“小十字”炸成了血肉横飞的一片火海、一片废墟。那年我8岁了，亲眼所见的惨案，永远不会忘记，刻骨铭心。什么是法西斯侵略战争？什么是“弱肉强食”？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发愤图强？以及我的父辈为什么献身“教育救国”、“科技救国”？这些大道理，8岁的孩子不该懂，也不会懂，但那严酷的现实已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播下了觉醒的种子，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同龄人，爱国主义思想将决定我的一生。

1940年，我们一家四口在耒阳县小水铺农村团圆了。这是我童年第一次获得的相对稳定的读书时期，长达3年。母亲这人太要强，她给我制订的读书计划是：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就去美国留学深造。且不要指责一位小学校长对自己儿子的希望，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就在辗转逃难、跑警报的路上，就在七星岩的溶洞里，妈妈也没有停止过给我补习功课。现在我8岁多了，该上几年级呢？爸爸叫我按部就班地上二年级，妈妈急了，说：“这几年你没管孩子，现在也不准你管！”她逼我插班，其实是跳班上了五年级——否则10岁怎么能上中学呢！

小水铺有一所精忠小学，多数教师来自北方和长沙。原来长沙大火之后，日寇由于兵力不足，没有侵占长沙，湖南省政府倒是迁到耒阳来了，县城太小，许多机关、学校便驻在农村。精忠小学的校名也是现改的，取义“精忠报国”，礼堂的粉墙上也摹写着岳飞的题词“还我河山”。小镇上还有“抗战到底”和“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兵”的标语，同仇敌忾，全民抗日的气氛非常浓厚。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里有过一次空战，前来轰炸耒阳的日本飞机受到美国空军的截击，把炸弹胡乱扔到河里，仓皇逃窜，还被击落一架，掉在了小水铺附近。我们亲眼看见了这场空战，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言状。大家从四面八方围过去抓飞贼，那个驾驶员已经摔死了。人们从他身上找到了“千家针”和“护身符”，都骂这东西“管屁用！”“该死一百回！”

这架“零式”飞机没着火，人们出于痛恨，动手把它撕碎了——真的是撕，原来飞机除了骨架和发动机等是金属的，外壳都是胶合板，又粘了一层涂着银灰色油漆的尼龙布。我也撕了一片尼龙布，拿回家，引出父亲的许多话来，他说，击落敌机的是同盟国美军的“飞虎队”。从“零式”飞机的胶合板、尼龙布上可以看出，日寇的国力衰竭，咱们抗战胜利的日子快到了！

刚从沦陷区逃出来的表哥也说，鬼子兵在河北省农村挨家挨户搜缴铜器，铜盆、铜壶、铜锣、铜锁，连包箱子角的铜皮都不放过，可见他们国内已经没有制造枪炮弹药的原材料了。

敌机上的胶合板、尼龙布，一时间成为人们见面就谈的笑料，也是日寇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证据。后来，1950年，我在解放军部队也听到一位日籍军医说，1943年秋后，东京各个商店的货架子全都空空如也，市民们在挨饿，就到大街上去排队买一种假咖啡喝，这是用少许红小豆炒煳了之后煮出来的大锅汤，放些糖精，毫无营养，一人只卖给一碗，即使这样，有些人喝完之后还到队尾去排第二碗。可见这场侵略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遵照母亲的愿望，我真的在十岁半的时候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离家到耒阳县城去住校。学校的伙食很差，糙米饭，没有菜，顿顿都是粗盐粒儿炒干辣椒，吃得我常流鼻血。我年龄小，睡上铺，夜里滚下来，左臂骨折。这一次爸爸摆出了家长的威严，决定让我休学回家，在小水铺的村野山林玩了一年。这一年对我的发育很重要，不但养好了伤，还学会了爬树、游泳，个子也蹿高半头。

第二次上初中一年级，已经是1943年秋天了。爸爸此时在湖南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当校长，很忙。妈妈怕我自己住校再出事儿，就带着我和弟弟搬家到冷水滩，她在五姨夫任校长的扶轮中学教书，我上中学，弟弟上扶轮小学。

1944年初夏，日寇疯狂进攻湘桂，长沙、株洲、衡阳、耒阳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下。这是有特殊原因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海军已恢复元气，切断了太平洋日军的海上通道，即将进攻日本列岛。陷在东南亚和印度的日本军团与本土失去联络。侵华日军急于打通粤汉铁路，开辟第一条陆上通道；打通湘桂和黔桂铁路，妄想经过贵阳、昆明，开辟连接缅甸的第二条陆上通道，把东南亚和印度的日军撤回去守卫其本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垂死前疯狂的一跳。却造成了人类战争史和难民迁徙史上空前规模和极其悲壮的“湘桂大撤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扶老携幼，挑担背筐，从广东、河南、湖南、广西，沿着湘桂和黔桂铁路，绵延千里，向云贵川“大后方”缓慢迁徙。

这次我们是全家一起逃难了。父亲从耒阳赶到冷水滩，与五姨一家会合，搭乘扶轮中学装运图书的闷罐车厢，经桂林到了柳州。柳州是黔桂铁路的起点，我们的列车被甩进道岔子，等待重新“组列”，才能向贵州进发。谁知道这一等就是三个多月。

当时的黔桂铁路尚未全线完工，只通到贵州省的独山。而且，除沦陷区外，我国能够撤退出来的列车全都拥塞到这条仅存的400公里铁路线上来了。柳州车站所有的岔道全都停满了列车，就像一筐螃蟹，互相钳住了腿脚，再高明的调度也撕扯不开。

柳州变成了悲惨的难民城。难民的破烂帐篷塞满街道，又将市区层层包围，人数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政府官员已经“遣散”，没有警察，没有公共交通，停水停电，饿殍遍地，无人掩埋，豺狗红眼，乌鸦翻飞，蚊蝇肆虐，瘟疫流行……1944年夏秋之交，我所看到的柳州，是一座八不管的死城、臭城。

此时，日寇的飞机倒是不能轰炸柳州了。听爸爸说，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在柳州郊外有个野战机场。我们每天早晨都能看见“野马”式战斗机群起飞，到前线去打击日寇。整个白天，“野马”成群地回来，加油、装弹，又成群地出征。夜晚，敌机才敢前来偷袭，机场上空便会出现几条雪亮的探照灯光柱，交叉搜寻，捕捉到目标，便有许多高射炮弹在那里爆炸，还有高射机关枪的曳光弹，像一串串红色的流星，同时飞向目标。这时，我们不再钻防空洞躲避，而是跑上山坡去观看，使劲鼓掌。“飞虎队”能够击落日机、轰炸日军，对我这个饱受空袭之苦的小难民影响很大，一辈子都希望咱们中国也有强大的空军啊。

柳州也是个难民集散地。走得动的难民，逐渐离开柳州，沿着黔桂铁路和公路向“大后方”缓慢撤退；走不动的，或者像五姨夫这样舍不得抛弃那10万册图书、对火车仍然抱一线希望的，便自动组织起来，上山砍柴，送到车站去给火车头当燃料（车站已经无煤了）；从桂林方向新来的难民，在柳州继续搭起破烂席棚，重复着老难民的悲惨遭遇。

我们这列“毛虫火车”终于烧着木柴，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开出了柳州。

它的车顶上坐满了难民；每个车窗外面都挂着两三只箩筐，筐里是小孩儿；车厢底下也拴着铺板、门板、黑板，再躺一层人。远远望去，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的毛毛虫，浑身爬满了蚂蚁。

最糟糕的是它三五天才走一小站，比走路的难民慢得多。我为什么能够“远远望去”，看见自己乘坐的列车像一条毛虫呢？因为闷罐车厢里的人太挤，太憋气，爸爸有时就带着我下车走一站，反正“毛虫火车”没有走路快。这天，在小站三岔，一下子就把我们“岔”住半个月，大家只好上山砍柴，下河挑水，给火车头解决“饮食问题”。当然啦，我们也得拿出衣物，到附近村寨去换些粮食。

“毛虫火车”走走停停，入冬以后才到达小站六甲，这条铁路上前前后后全都停满了列车，谁也走不动了。屈指算来，从柳州出发，历时三个多月，仅仅前进了200公里。五姨夫急得团团转，因为日本鬼子的骑兵已经沿着黔贵公路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湘贵大撤退”的百万难民当中，既有教师、教授、演员、作家、记者、医生，不乏文化名人，也有小公务员、小商、小贩、工人、农民、散兵游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占全了。而且大都拉家带口，扶老携幼。没有领袖，没有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然而他们都是坚忍不拔的爱国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中国不会亡！不做亡国奴，也不做日寇铁蹄下的顺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从东北、华北沦陷区，历经艰险，舍生忘死，一步步逃到西南来的。我们扶轮中学就有一位美术教师鲜于国风，是从朝鲜逃到我国东北，又到华北、湖南、广西，为了纪念祖国，他在自己的中国名字前面冠以“鲜”字。现在，大家看到，不远的公路上出现了日寇的先头部队，也就只好舍弃这列无法行驶的火车，离开铁路，徒步爬山，继续向贵阳前进了。

五姨夫坚持不走，舍不下他那10万册图书啊。直到附近出现了工兵，在铁桥和火车上装炸药，即将炸毁我们那列“毛虫火车”的时候，我爸爸才强把五姨夫拉走。傍晚，我们在山上听见了沉闷的爆炸声，看见了滚滚烟尘，我第一次看见五姨夫泪流满面。

难民大队像一条望不见头尾的长龙，沿着荒凉的打狗河谷，朝行夜宿，蜿蜒前进。每天都有好多群土匪将长龙冲断，洗劫手无寸铁的难民。后来我们也不怕土匪了，因为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抢。一个土匪摘了我爸爸的眼镜，爸爸笑着说：“这玩意儿你可别乱戴，戴上准头疼。”土匪不信，试了一下，果然不好受，扔到地下。爸爸拣起来，还向土匪问路，去独山有多远？

天气越来越冷，空中飘着雪花。妈妈给我讲了成语“饥寒交迫”和“一贫如洗”，印象特别深。可不是么，一路上经过土匪无数次洗劫，连我身上的毛衣都被扒走了，当然能够理解这个“洗”字啦。爸爸拣来一条破麻袋，挖三个窟窿，套在我身上当大衣，腰里紧紧地勒条麻绳，又挡风，又搪饿，说这是“大学教授的伟大发明”。爸爸很乐观，在羊肠小道的岔路口，拨开枯草去细看那两尺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着三个大字“挡箭牌”，下面的两行小字是“东去那脚十五里，西去应欧二十里”。这也能引出他许多话来，给我讲解，“这指路碑为什么叫挡箭牌呢？古时候传递十万火急的文书，是派人骑着快马飞跑，60里一个驿站，换人换马，文书不停，像接力赛跑。形容奔马快如箭，到了岔路口，就要有指路碑把箭挡一下，别跑错了路哇，所以叫挡箭牌。那脚，应欧，都是地名，我看是苗族村寨的名字，有点儿古怪，大概是苗语。幸亏从秦朝就统一了文字，所以谁都看得懂。”

饥寒交迫的难民，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变得凶狠起来了。先前是难民怕土匪，现在是哪里有枪响，出现了土匪，便有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拥而上，穷追不舍，一直追进村寨，就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任你打杀，全然不顾，转眼之间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几百具尸体，难民的长龙大队又浩浩****地前进了。

这条气势磅礴的难民长龙，不是铁流，而是百折不挠的人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精神洪流！惊天地而泣鬼神的生命之流啊！

200公里的打狗河谷及附近许多村寨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救活”了百万难民。不知道外国有没有这种悲壮的记录？40年后，我以一名中国作家的良心，将1944年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写成了长篇小说《大撤退》，纪念这百万难民同胞中的生者和死者，也是献给今天的年轻读者。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同时也有不见经传、惨绝人寰的“湘桂大撤退”，我们无权忘掉这一页沉重的历史。

1945年春天，徒步走到贵阳，我们全家大病一场。在医院里听说，日本鬼子打到了独山，在这云贵高原的一角，弹尽粮绝，进退维谷，等待着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末日来临。

这年夏天，我的父母收到重庆乡村建设学院的聘书，全家来到四川巴县歇马场农村——这所学院也是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才建在重庆远郊。爸爸教国文，妈妈当图书管理员。我到南开中学第三次读初中一年级时已经14岁。有趣的是，妈妈要我20岁大学毕业就去美国留学，可是谁也没想到，我20岁那年，作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正在朝鲜跟美国侵略军打仗。

苦难的童年，动**的青年时代，使我更加珍视当前这个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爱国，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历史，是我们严峻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