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斯蒂芬·金

这个故事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想过要告诉谁，它是我的一个秘密，就连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但是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一直没法安心。我经常做噩梦，在梦里我会惊颤着醒来，我的心事就像是夜晚里的幢幢黑影，萦绕在周围久久不能散去。

当时我正在缅因大学上三年级，突然一天，邻居麦考蒂夫人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我母亲中风了。我的父亲去世的早，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在记忆中，这么多年来都是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地过日子。“你妈妈的病发作了’。”她带着特有的北方口音说， “当时她正在餐馆里打工，幸亏及时发现。她告诉你，就待在那里安心读书，到周末再说。还说，如果课不紧，也可以回来。”

“啊，可是她到底严不严重？”我问，虽然我的心狂跳起来，但尽量使自己说话的音调显得平静，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宿舍变得十分燥热。

我告诉麦考蒂夫人，我马上就回去。我想我母亲正一个人躺在南方150公里外的医院里，也许快死了，我是一刻也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再晚的话可能就没有见面机会了。

“你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你是直接到医院吗？”

“是，我直接开车到医院。”我回答。我觉得没必要把我的车坏了的事告诉她，如果我告诉她我将搭便车去医院，那她和母亲一定会为我担心，反正这不是我第一次搭便车回家了。听着麦考蒂夫人的电话，我想象着在哈罗镇的家，我自幼就在那里的小屋长大，入夜之后的院子一片漆黑，只有满天的星星相伴，，麦考蒂夫人说我妈还年轻，但在我眼中，48岁似乎已经很老了，因为我现在才21岁。

“小心点，迈克，开车注意安全。”

我的车速当然不是由我来决定，而是由所搭的那辆车的司机决定，我希望无论司机是谁，最好把车开得快一些，那样我就可以尽快到达缅因中部的医疗中心。为了不让麦考蒂夫人担心，我说：“放心吧，多谢了。”

挂上了电话，我写了张便条，简单说明我的去向及缘由。

然而当天晚上却发生了一件令我的世界观发生巨大改变的事情，那件怪异的事情我从哲学课本上找不到答案。我慢慢地看清了人世的真谛，我想有些事只有忘记才是宽慰自己的最好方法，如果可以忘却的话。

安得罗瑟金郡的路易斯顿镇距离我所在的缅因大学有150多公里，很幸运的是我才在68号公路和2号公路的交接处等了20分钟左右，便搭上了一位老先生开的车，他要去波多依汉。他同意顺路带我一段，他可以把我放在盖茨伐尔斯。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了20分钟后，月亮慢慢地爬了上来，我们抵达了盖茨伐尔斯。老先生把我放在68号公路和欢愉街交界处的一盏黄色的交通灯下，从欢愉街到历奇路大约有2公里的路程。历奇路到路易斯顿郊外的196号公路有24公里，并且还要穿过一片森林。天色已晚，我想我是很难搭到车了。怀着一丝希望，我伸出手竖起拇指向路上行驶的车辆挥动着，没有人理我，偶尔有探出头来的也是犹豫了一下就开走了，没有办法我只得向前走，走着走着，人行道不见了，道路的两边出现了树林，我的影子映在路上显得孤单而渺小。随后我登上一段上坡路，那段路是一段月光倾泻的公路。与此前不同的是公路的左边不见了树林，而是一小片墓地。

我走累了，看到远处没有灯光闪现，我肯定这里绝对不会有车过往。于是我放下背包，起身走进墓地。忽然袭来一阵风，将我的头发吹散在额前，墓地中飘着淡淡薄雾。后面的墓碑显得古旧，而前面的就新多了。我弯下腰去打量一个新的墓碑，它的四周堆放着还未凋谢的花。在月光的照应下，我看清了碑上的名字：乔治·斯托伯。

从名字下面的日期看，乔治·斯托伯先生生于1977年1月19日，死于1998年10月12日。他短暂的一生仅仅21年，前两天就是10月12日，怪不得墓碑前堆满了鲜花。1998年是两年前，他的亲友应该在两天前来过。在日期和名字下还有其他文字，那是一句碑文。我蹲下来一看，差点吓坏了，那是一句我非常熟悉的话，因为我母亲经常说这句话：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我后悔自己如此莽撞，在如此的月夜只身一人造访这个墓地，墓碑上的碑文令我不寒而栗，此时心中升起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也许我母亲就在此时死了，这是个预兆。

一不留神我的两只脚绊在一起，撞到一个墓碑上，身子向后一仰，顿时摔在了草地上，我一边骂着一边站起来，坐了一屁股湿，我使劲扯了扯裤子尽量不让它贴着我的皮肤。风在林子中吟叹，天马上就要变了。周围的树影狂舞，只能听见树枝间摩擦的沙沙声，我再次弯下腰审视那碑文：

乔治·斯托伯

1977年1月19日~1998年10月12日

艮好的开始短促的结束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大脑中一片空白，狂跳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我使劲眨了眨眼睛，难道是我看错了，碑文竟是如此。当时即使是不疲劳，没有精神负担，在昏黄的月光下我也很可能会看错，那么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没事了。如果真的像我想象的那样，墓碑上的字是“玩就玩了，做就做了”，那么我母亲可能就难逃此劫了，估计她现在也就真的死了。我烦躁地骂了一句，转身离开了。待我走动时，薄雾透过草丛飘然升起，雾气蒙咙在我的脚周围，渐渐地开始发亮。一阵马达的轰鸣声由远及近，终于有车子过来了，我想。我急着穿过墓地的出口，抓起随身的背包。我竖起大拇指示意那辆正在上坡的车停下来，车和我擦肩而过，随着一声紧急的刹车声，它停靠在路旁。我马上跑了过去，手上拿着的背包摇摇晃晃地打在膝盖上。这是一辆福特公司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野马车，我打开车门坐了进去．把包往两脚之间一放，就在这时我闻到了一股怪味——像什么东西腐臭的味道。“谢谢你。”我说。

我仔细打量开车的家伙，他面容英俊，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他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和剪了袖子的T恤，皮肤被晒得发黑，肌肉很壮实。头上是一顶反戴的印有凯伦·迪尔公司标志的绿色鸭舌帽，在胸前偏左的位置别着一枚徽章，我看不清徽章上印着什么。

“你是要进城吗？”他问。

“是的。”我说。在我们这里，“进城”指的就是去路易斯顿，它是波特兰以北地区中唯一可称得上是城镇的地方，就在和他说话的间隙，我朝他偷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揣测中，他这一声发问惊得我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我感到头皮发麻，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恐怖。此刻我嗅到车厢里不是空气清新剂的味道，而是一种不祥的气味。

“赫科特。”我随便提了一个我舍友的名字，我有股连自己都搞不明白的强烈念头，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只好撒谎。

当他的身体往我这边稍稍倾斜了一些的时候，我看见了徽章上的一行书“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那地方我知道，曾经还去玩过，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就在下一秒，我还看见了更加恐怖的景象：在他的脖子上绕着一条又大又粗的黑线，粗得就像他胳膊上文着的刺青，是整整的一粗圈，哦，天哪，不，我看错了，那根本不是文身，那是缝合术后伤口的线，密密麻麻的，很显然他的头是后缝上去的，我坐在车里整个人都僵住了。

“认识你很高兴，赫科特。”他说， “我叫乔治·斯托伯。”

我大吃一惊，手完全不受大脑的支配，像在梦里一般抬了起来。我和一个死人同车！现在我终于闻出这熟悉的味道了，可能是甲醛。真希望自己是在做梦，然而这“梦境”却很真实。我把双手交叉在一起，紧紧地抓着，连指甲也陷进了关节上的皮肤中，却感觉不到痛。我只想着绝对要装出镇定的样子，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心事。整个世界开始在我眼前摇晃打转，接着就天翻地覆。我一下子失去了感觉，我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月亮的余影仍悬在黑暗的眼前，正变成绿色。

“你没事吧，朋友。”他问道，关切的声音却使我觉得毛骨悚然。

他使劲搓着别在T恤上的徽章，我看到他的指缝里黑黑的。他说： “我今天去了惊悚园。我帮一个家伙干活，他给我一张能玩一天的通票。”他自顾自地说了一大堆话， “我女朋友来月经了，所以我只好自己去了，没理由浪费这个机会。你去过惊悚园吗？”

“去过。”我回答他， “我12岁那年过生日去的。”

“那你和谁一起去的？”他问， “你只有12岁，不可能自己去，对吧？”

他正在玩我，左右摆弄我。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此刻我只想逃离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打开车门，双臂抱头，滚出车外。

“我和我父亲一起去的。”我说。

“迈克，你坐过山车了吗？我坐过四次那鬼东西，它直直地蹿上去，又直直地冲下来。”他看着我，嘴里发出了一阵空洞的笑声。月光**漾在他的眼中，他的整个眼睛看起来白花花的，像雕像的眼睛。他不仅是死人，而且还是个疯狂的家伙。“你坐了吗，迈克？”

听到他喊我的真名，心中一惊，我想告诉他他叫错了，我的名字是赫科特，但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他的出现肯定是有目的的，我再装下去也没有必要了。

“坐了。”我低声说。从时速表上看到他车子的速度是每小时130公里，听老人们讲死人开车都很快，我们两人现在就是在坐过山车。

“嗯，”他回应了一下。我见他吸了口烟，然而烟雾却从他脖子上针线缝着的断缝中逸出来。“你从来没有坐过，更别提是和你父亲了。有一次你和你母亲排队等着，对，是和你母亲。当时队排得很长，而你母亲又很胖，很怕热，她不愿在那么热的太阳下陪你站着。但你总是缠着她，缠着她和你一起去坐。可笑的是，当轮到你坐上去的时候，你却害怕了，最终也没坐成，你母亲还为此教训了你一顿，是吗？朋友。”

我无话可说，舌头在嘴里直打结。

“哼，”他把脸转向我， “没时间和你扯淡了，我们说正事吧。迈克，我是谁你知道吗？”

“你是鬼！”

他从鼻孔哼出一声。

“我是个信使，从某种意义上讲，”斯托伯说， “我想无论是谁在做事，上帝或人，都喜欢逗乐子。他总想看看你是不是珍惜所拥有的，或者在你无法预知的情况下作出选择。就像今晚这样，母亲病了，你搭车去……总之，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么多了，再往前8公里我们就能看到房子了，再开11公里就到路易斯顿的地界了，现在是你该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选择什么？”

“谁留在地上，谁去坐过山车，只能活下去一个，你还是你母亲？”他转过来，他那泛着白光的眼睛盯着我，他大部分牙齿都掉了，在车祸中被撞掉的。他轻拍着方向盘说：“我要把你们中的一个带走，由你决定，选谁？”

“开玩笑。”我把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因为他这次是认真的，绝对认真。我回忆起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我们相依为命，走过了那些困苦的、幸福的日子。她不知道在多少家餐馆和酒吧里干过活，靠这些收入来养家糊口。小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都穿新衣裳，而我的裤子上全是补丁，很多孩子每周都有足够的零花钱，我却总是带一块包着香肠的隔夜面包或花生黄油三明治去上学，我总盼着有一天我大学毕业了，挣钱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是谁，迈克？”乔治·斯托伯问， “时间不多了。”

“我无法决定，我们要一起活着。”我声音沙哑地朝他喊。

“快点，迈克，赶快决定，马上就到第一座房子了，过了那座房子说什么都晚了，你们就都得死，如果想对我说什么，最好现在说。”

我又想起我们母子，珍妮·帕克和迈克·帕克，一个汗迹湿透了衣服两腋的肥胖妇人和她的小男孩，母亲带着我在惊悚园内排队等着坐过山车。斯托伯说得对，我总是缠着她，闹着要去坐过山车，最后，她还狠狠地揍了我，却始终陪着我排队，这点斯托伯也说对了。我很爱她，但她已经48岁了，而我还很年轻，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还有美好的未来生活。我很矛盾……

当第一座房子的灯光掠过野马车时，我声嘶力竭脱口喊出： “把她带走，把我母亲带走，别把我带走。”双手掩面泪水奔涌而出，他把手伸到我胸前，用他的手指四处摸索。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是他对我的考验，而我却没有通过，因为我放弃了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母亲，他现在像执行死刑的执行官一样，准备扯开我的胸膛，拽出我狂跳的心。我尖叫起来，而他的手并没有抓到我的胸脯上而是直往车门去，此时我的鼻子和肺里都充满了他那腐尸的气味，使我真的感到自己已经死了，难道最后时刻他改变主意了？随着一声车门响，他把我推下了车，还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声。我双眼紧闭，把身体缩成一团，双手抱头整个人就滚出了车厢，跌入秋高风急的黑夜。

大概过了几十分钟，我抬了抬胳臂并小心翼翼地睁开双眼。我马上恢复了意识，一瞥周围就知道自己在哪儿：我正躺在历奇路边的一块小墓地里。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月光皎洁而明亮。夜色更深了，雾霭渐浓，像一块软软的棉被铺在墓地上。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脑后剧痛，用手一碰，湿漉漉、黏糊糊的。借着月光，一条黑糊糊的血流顺着我的手掌滴在墓地的草上。

这时，一个开着装满苹果筐的轻型小货车的农民发现了我，我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不是死人。他很热情地把我扶上了车。

“小伙子，”那司机问， “你没事吧？”

“嗯？”

“你还没有从惊慌中恢复过来。”

“我没事，谢谢。”

不到40分钟，9点30分，车就开到了缅因中部医疗中心的门前。我向司机道了谢，关上车门，大步朝医院的病房走去。

我走在通往咨询台的路上，不停地提醒自己，如果他们告诉我母亲已经死了，我一定要表现得很惊慌，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们一定会看出破绽，或是以为我吓傻了，要么就会认为我们母子关系不好，或者……

路上我一直在胡思乱想，以至于询问台后的妇女问我话时，我根本没有过脑子就回答了她，随后就傻愣着站在那儿，我什么都没听见，只有让她重说一遍。

“你母亲在487号病房。探访时间到9点就结束了，为了让病人得到休息，你现在不能够上去。”

“但……”我感到眼前一阵晕眩，连忙抓住桌子边缘。

那个胸牌上写着“伊婉·爱德尔”的妇女关切地看着我。

“那她现在有没有事？”我问。

她看着电脑说： “你母亲在四层是普通病房，如果她病情恶化，就应该在加护病房，在第三层。”她冲我笑了一下说。 “你等一下，让我看看。”她拿起电话按了两个数字。毫无疑问是打给四层的护理室。

我心情焦躁急切，在等着四楼的护士打电话下来的这段时间，我脑子里浮现出种种奇怪的想法，也许这时候四楼的护士正在我母亲的床边看着她死在病**，因病痛而弯曲的嘴角松弛着，而眼睛却还睁着。

电话铃响了，是四楼的护士打来的，伊婉直起身体听着，然后说： “可以，我知道，好吧，当然我会的。谢谢你，穆丽尔。”她挂上电话，严肃地对我说：“穆丽尔说你上去只能待五分钟，你母亲今晚吃了药，睡得昏昏沉沉的。”我傻傻地站在那儿盯着她。

此时那枚徽章别在我衬衣的口袋上， “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一切都是事实，我没有在做梦，现在我知道了：在他把我推出车外的那一瞬间，他的几根指头在我胸前摸索，为的是把这枚徽章别在我的衬衣上给我打上标记。这就是给我们的相遇打上的标记。我又看了看手背上由于紧张而被自己指甲掐青了的痕迹。指甲的痕迹和这枚徽章使我没法相信我所经历的是场梦。我在他面前作出了选择。

而我母亲现在怎么还活着，照理说她应该在我做出选择那一刻就死了。

我在护士的带领下来到病房，我看到了母亲憔悴的样子，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扑通一声跪在地板上，用我的双臂紧紧抱着她，能感觉到她身上特有的那种母性的温暖洁净。我不停地吻她的脸颊、嘴角、额边，害怕再次失去她。她用一只手轻轻帮我擦拭眼角的泪水。

“别哭。”她缓缓地说， “我还好，别难过。”

“我一接到麦考蒂夫人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说。

“你回去之后让她放心，别惦记我，”她用微弱的声音说， “这个周末我就会好了。”

“好的，我明白了，别说太多话了，休息．休息吧。”我说着，把她抱得更紧了。我看着她，她的情况比我想象得好，唯一说明她病了的是她的左臂。这让我感到莫大的慰藉，因为其他的担心都是斯托伯的恶作剧，也许根本没有斯托伯，那完全是场梦。

“迈克先生，我想到了你该走的时间了。”那护士急切地催促我说。

我捧起母亲的手，亲吻了她的指关节。 “明天一定会来看望你，我亲爱的妈妈。”

她没说什么，眼皮也没有抬起，胸脯均匀地上下起伏。我向后退了几步，聚精会神地看着她。

在楼道里，我向那护士询问： “她真的会没问题吗？是真的吗？”

“谁也不能肯定，迈克先生。她被努奈里大夫医治，他是个不错的大夫。明天下午会在这，到时候你问问他。”

“那能告诉我你的看法吗？”

“我认为她会好的。”那护士顺着走廊带我到电梯间。“她的心电信号还是很强的，种种迹象说明不过是轻微中风。”她皱了皱眉头， “不过她要有些习惯还是要改掉的，特别是在生活、饮食方面……”

第二天早上我被电话铃叫醒了，我觉得可能是医院打过来的，他们会告诉我几分钟前我母亲病情恶化，对此深表难过。但一接电话才知道是麦考蒂太太打来的，她询问我昨天去探望我母亲的情况。我挂上电话，走出卧室，卧室门外有一面落地镜。镜子里映照出一个胡子拉碴的高个子年轻人，小肚子微微朝前凸着，身上只穿着**。我警告镜子里的自己： “你不能再多想了，再这样神经兮兮的可不行了，今后不能把事情都往坏处想。”

时光总是能冲淡一些不美好的回忆，但昨天晚上的事却仍然历历在目。我仍记得斯托伯反戴的帽子下面的俊脸，烟从他脖子上的断缝里渗出来，还有他给我的那枚徽章。这徽章是我昨天晚上的纪念品，我想并不是每个经历过鬼故事的人都能获得证明真假的纪念品。

那晚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的内心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责备自己。我的选择违反了自然规律了吗？儿女不就是应该比父母活得长吗？那个浑蛋竟然吓唬我，陷我于不义，但我就是不买他的账，我们不都还活得好好的吗？但是当我选择把生留给自己的时候，就无法开脱了。

我与麦考蒂夫人一同去看我的母亲，她有些好转。我问她还记得雷科尼亚的惊悚园吗？她摇了摇头说： “我似乎不记得你来过，昨天我相当困，发生什么啦？”

“没有。”我说，吻了吻她的额边， “没怎么。”

几天过后我母亲出院了，我也回去读书了。我在奥罗诺市闹市区的一家比萨饼店找了一份工作，是临时的。虽然赚不了很多钱，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毕业后，我在波特兰找到了一个算是很好的工作，我母亲被我拦在家里，不再出去干活了。

从那时算起，似乎有七年多，我们的生活祥和而平静。我和母亲没有在一起住，但基本上天天去看她，我们每天都打牌，用录像机看录影带，过着快乐的生活。就像她所说的：我们的笑声装满一屋子。我不清楚这几年是不是欠了斯托伯的，但的确享受着天伦之乐。我遭遇斯托伯的那天晚上如梦魇般滋长在我的记忆中，永不能忘却，就像我一直预想的一样。没过一两天，电话响起了，我一接就了解了麦考蒂夫人哭泣的原因。她带来的坏消息是我一直以来似乎早已预料到的：做就做了，玩就玩了。

我清算母亲的个人物品，把死后人要解决的文件放到一旁，打算过后再去处理，首先把要保存的物件放在一边，给慈善机构、不要的东西放在屋子的另一边，随后装入箱子里。整理快结束时，我跪在床边看看下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却发现一个东西在那。我找了好久却不愿承认自己在找——那枚尘封的徽章，上面印有“我在惊悚园坐过过山车，雷科尼亚”。我紧紧地把它握在手中，即使徽章的别针狠狠地刺进在我的肉里，我在痛苦中感受着辛酸的快感。我眼中充满了泪水，徽章上的字重叠在一起，微微发着光。

“满意了吗？”我对着静谧的房间发问。 “你玩够了吗？”还是没人应答。 “你想干什么，这是为什么？”

你排着队，听他们在过山车里尖叫，他们花钱受惊。就这样，你在排队等待生活，也许轮到你时，你却胆怯地跑了。两者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生活应该更加多姿多彩，而实际却并不等同于理想。有些事很无奈，在现实生活中，你也只能玩就玩了，做就做了。把你的徽章戴上，从这里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