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赋税，合几千年的历史观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以最大多数的农民所负担的田税、军赋、力役为基本，随时代变化，而成为种种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终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赋税。其二自此以外的税，最初无有，后来逐渐发生，逐渐扩张，直至最近，才成为重要部分。

租、税、赋等字样，在后世看起来，意义无甚区别，古代则不然。汉代的田税，古人称之为税，亦即后世所谓田赋。其收取，据孟子说，有贡、助、彻三法。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五十、七十当系夏殷顷亩，较周为小，不然，孟子所说井田之制，就不可通了）。又引龙子的话，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是取几年的平均额，以定一年的税额。乐岁不能多，凶年不能减。所以龙子诋为恶税。

助法，据孟子说，是将一方里之地，分为九百亩。中百亩为公田，外八百亩为私田。一方里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亩。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归公家；私田所入，亦全归私家，不再收税。

彻则田不分公私，而按亩取其几分之几。案：贡法当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时征服之族与被征服之族，尚未合并为一，截然是两个团体。征服之族，只责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纳农作品若干。其余一切，概非所问（此时纳税的实系被征服之族之团体，而非其个人），所以有此奇异的制度。

至于助、彻，该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制度，在田亩自氏族分配于家族时代发生的（参看第二、第五两章自明）。三者的税额，孟子说：“其实皆十一也。”这亦不过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说明明是九一，后儒说：公田之中，以二十亩为庐舍，八家各耕公田十亩，则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语粗略，计数更不精确，这是不足以为怀疑孟子的话而加以责难的根据。

古代的田制有两种：一种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划，是为井田。一种是崎岖之地，面积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是为畦田（即圭田）。古代征服之族，居于山险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规划，还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既说周朝行彻法，又说虽周亦助，也是这个道理（参看第四章自明）。赋所出的，是人徒、车、辇、牛、马等，以供军用。今文家说：十井出兵车一乘（《公羊》宣公十年，昭公元年何《注》）。古文家据《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说以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递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郑《注》引）。又一说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郑注《论语·学而篇》“道千乘之国”引之，见《小司徒疏》）。今文家所说的制度，常较古文家早一时期，说已见前。古文家所说的军赋，较今文家为轻，理亦由此（《司马法》实战国时书。战国时国大了，所以分担的军赋也轻）。

役法，《礼记·王制》说：“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周官》均人说：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一日。小司徒说：“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案：田与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起徒役则是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地方上固有的事，总是与人民利害相关的，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则利害未必能一致，或且相反。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轻重。然到后来，用兵多而差徭繁，能否尽守此规则，就不可知了。

古代当兵亦是役的一种。《王制》说：“五十不从力政（政同征，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与服戎。”《周官》乡大夫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说七尺是二十岁，六尺是十五岁。六只是未成年之称，其说大约是对的。然则后期的徭役，也比前期加重了。

以上是古代普遍的赋税。至于山林川泽之地，则古代是公有的。手工业，简易的人人会做，艰难的由公家设官经营。商业亦是代表部族做的（说已见第五章），既无私有的性质，自然无所谓税。然到后来，也渐渐地有税了。

《礼记·曲礼》：“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数山泽，可见汉世自天子至封君，将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皆作为私奉养，由来已久（参看第五章）。

市井租税，即系商税。古代工商业的分别，不甚清楚，其中亦必包含工税。案：《孟子·王制》，都说“市廛①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廛是民居区域之称。古代土地公有，什么地方可以造屋，什么地方可以开店，都要得公家允许的，不能乱做。所以《孟子·滕文公上篇》，记“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然则市廛而不税，即系给与开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税，这是指后世所谓“住税”而言，在都邑之内。关讥而不征，自然是指后世所谓“过税”而言。然则今文住税过税俱无。

而《周官》司市，必“凶荒札丧”，才“市无征而作布”（造货币）；司关必凶荒才“无关、门之征”（门谓城门），则住税过税都有了。又《孟子·公孙丑下篇》说：“古之为市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龙即陇字。龙断，谓陇之断者。一个人占据了，第二个人再不能走上去与之并处。罔即今网字。因为所居者高，所见者远，遥见主顾来了，可以设法招徕；而人家也容易望见他，自可把市利一网打尽了。这是在乡赶集的，而亦有税，可见商税的无孔不入了。此等山川、园池、市肆租税，都是由封建时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各自征收的，所以很缺乏统一性。

赋税的渐增，固由有土者的**侈，战争的不息，然社会进化，政务因之扩张，支出随之巨大，亦是不可讳的。所以白圭说：“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即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则赋税的渐增，确亦出于事不获已。倘使当时的诸侯大夫，能审察情势，开辟利源，或增设新税，或就旧税之无害于人民者而增加其税额，原亦不足为病。无如当时的诸侯大夫，多数是不察情势，不顾人民的能否负担，而一味横征暴敛。于是田租则超过十一之额，而且有如鲁国的履亩而税（见《春秋》宣公十五年。此因人民不尽力于公田，所以税其私田），井田制度破坏尽了。力役亦加多日数，且不依时令，致妨害人民的生业。此等证据，更其举不胜举。无怪乎当时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

然这还不算最恶的税。最恶的税是一种无名的赋。古书中赋字有两义：一是上文所述的军赋，这是正当的。还有一种则是不论什么东西，都随时责之于民。所以《管子》说：“岁有凶穰②，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国蓄篇》）“轻”就是价贱，“重”就是价贵。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无，下令责其交纳，人民只得求之于市，其物的价格就腾贵，商人就要因此剥削平民了。《管子》又说：以室庑③籍，以六畜籍，以田亩籍，以正人籍，以正户籍。籍即是取之之意。以室庑籍，当谓按户摊派。以田亩籍，则按田摊派。正人、正户，当系别于穷困疲羸的人户而言。六畜，谓畜有六畜之家，当较不养者为富（《山权数》云：“若岁凶旱水泆④，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此以家无孳畜为贫穷的证据），所以以之为摊派的标准。其苛细可谓已甚了。古代的封君，就是后世乡曲的地主。后世乡曲的地主，需要什么东西，都取之于佃户的，何况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权力呢？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这是最恶的税。秦汉之世，去古未远，所以古代租税的系统，还觉分明。

汉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税，其取之甚轻。高祖时，十五税一。文帝从晁错之说，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为三十而税一。后汉初年，尝行十一之税。天下已定，仍三十而税一。除灵帝曾按亩敛修宫钱外，始终无他横敛（修宫钱只是横敛，实不能算增加田租），可谓轻极了。

但古代的田，是没有私租的，汉世则正税之外，还有私租，所以国家之所取虽薄，农民的负担，仍未见减轻，还只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制时，诏书说汉时的私租，“厥名三十，实十税五”，则合三十税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汉代的口钱，亦称算赋。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钱百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见《汉书·高帝纪》四年，《昭帝纪》元凤四年《注》引如淳说引《汉仪注》。案：《周官》太宰九赋，郑《注》说赋是“口率出泉”。又说：“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泉钱一字，观此，知汉代的算赋，所谓人出百二十钱以食天子者，乃古代横敛的赋所变。盖因其取之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实在太暴虐了，乃变为总取钱若干，而其余一切豁免。这正和五代时的杂征敛，宋世变为沿纳；明时的加派，变为一条鞭一样（见下）。

至于正当的赋，则本是供军用的，所以武帝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汉代的钱价，远较后世为贵，人民对于口钱的负担，很觉其重。武帝令民生子三岁出口钱，民至于生子不举。元帝时，贡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岁乃出口钱。见《汉书·贡禹传》。

役法：《高帝纪》二年《注》引如淳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畴之义为类。古行世业之法，子弟的职业，恒与父兄相同（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参看阶级章）。而每一类的人，都有其官长（《国语·周语》：说宣王要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也。”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数的证据），此即所谓畴官。

傅之畴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负这一类中人所应负的义务了。这该是古制，汉代的人民，分类未必如古代之繁，因为世业之制破坏了。但法律条文，是陈旧的东西，事实虽变，条文未必随之而变。如淳所引的律文，只看做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该当一切差徭就够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将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有役法，则公家举办事业不必要出钱雇工，所以在财政上，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财政的规模，既经扩张，自当创设新税。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此义在先秦时，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说，要直接向人民加赋，是人人要反对的。然盐是无人不吃的；铁器亦不论男女，人人要用，如针、釜、耒⑤、耜⑥之类。在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这是盐铁官卖或收税最古的理论。此等税或官卖，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汉代郡国，有的有盐官、铁官、工官（收工物税）、都水官（收渔税），有的又没有，即由于此。

当此之时，自应由中央统筹全局，定立税法；或由中央直接征收，或则归之于地方。但当时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学的，王莽实亦兼采法家之说（见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时，便筦盐铁、榷⑦酒酤，并行均输、算缗之法（千钱为缗，估计资本所值之数，按之抽税），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见第五章），然行之既未尽善；当时的人，又大多数不懂得此种理论。汲黯说：天子只该“食租衣税”。晋初定律，把关于酒税等的法令，都另编为令，出之于律之外，为的是律文不可时改，而此等税法，在当时，是认为不正当，天下太平之后，就要废去的（见《晋书·刑法志》）。看这两端，便知当时的人，对于间接税法，如何的不了解。因有此等陈旧的见解，遂令中国的税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赋两种项目，是从晋定《户调式》以后，才合并为一的。户调之法，实起源于后汉之末。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只许每户取绵绢若干，不准多收（见《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大约这时候，（一）人民流离，田亩荒废，有能从事开垦的，方招徕之不暇，不便从田租上诛求。（二）又人民的得钱，是比较艰难的（这个历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税征收谷帛，在前代，是有益于农民的。必欲收钱，在征收租税时，钱价就昂贵，谷帛的价，就相对下落了）。汉世钱价贵，丧乱之际，买卖停滞，又不能诛求其口钱，所以不如按户责令交纳布帛之类。这原是权宜之法。但到晋武帝平吴，制为定式之后，就成为定法了。

户调之法，是与官授田并行的。当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参见第五章）。唐时，丁男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每年输粟三石，谓之租。看地方的出产，输绵及丝麻织品，谓之调。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闰加两日，不役的纳绢三尺，谓之庸。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后来，田不能授，而赋税却是按户征收了。你实际没有田，人家说官话不承认。兼并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也无人来整顿他。于是无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税。人皆托于宦、学、释、老，或诈称客户以自免。其弊遂至不可收拾，当这时代，要想整顿，（一）除非普加清厘，责令兼并的人，将多余的田退还，由官分给无田者。（二）次则置兼并者于不问，而以在官的闲田，补给无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三）于是德宗时，杨炎为相，牺牲了社会政策的立法，专就财政上整顿，就有财产之人而收其税，令于夏秋两季交纳（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是为两税。两税法的精意，全在“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十八个字。社会立法之意，虽然牺牲了，以财政政策而论，是不能不称为良法的。

“两税以资产为宗”，倘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产者依其财产的多少，分别等第，负担赋税，而于无产者则加以豁免，则虽不能平均负赋，而在财政上，还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称许的。然后此的苛税，仍是向大多数农民剥削。

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时的赋税：有田亩之赋和城郭之赋，这是把田和宅地分别征收的，颇可称为合理。又有丁口之赋，则仍是身税。又有杂变之赋，亦称为沿纳，是两税以外，苛取于民，而后遂变为常税的，在理论上就不可容恕了。但各地方的税率，本来轻重不一。苛捐杂税，到整理之时，还能定为常赋，可见在理论上虽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为害还是不很大的。其自晚唐以来，厉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条鞭之法，为害才稍除的，则是役法。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当，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所以现行征工之法，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项，在立法上是对的）。

但是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最甚的。其原因：由于此时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府是看守财物的。史是记事的。胥是才智之称，所做的，当系较高的杂务。“徒，众也，”是不须才智，而只要用众力之时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古代事务简单，无甚技术关系，即府史亦是多数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论了。但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所以必须给之禄以代耕。后世社会进步了，凡事都有技术的关系，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事，亦有时非人人所能为，何况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为的。然在后世，有追捕盗贼等事，亦非人人所能）？

然晚唐以后，却渐根据“丁”、“资”，以定户等而役之。（一）所谓丁资，计算已难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于是有等职务，至于破产而不能给。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从事生产，甚至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可谓之残酷无伦了。

欲救此弊，莫如分别役的性质。可以役使人民的，依旧签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则由公家出钱雇人充任。这本不过恢复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办法，无甚稀奇，然宋朝主张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计及此。

王安石所行的法，谓之免役。按宋代役法，原有签差雇募之分。雇役之法：（一）者成为有给职，其人不至因荒废私计而无以为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会做，有人不会做的，不会做的人要赔累，会做的人则未必然。官出资雇募，应募的自然都是会做这事情的人，绝不至于受累，所以雇役之法，远较差役为良。但当时行之，甚不普遍。

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来应役的人，出免役钱；不役的人，出助役钱；官以其钱募人充役。此法从我们看来，所失者，即在于未曾分别役的性质，将可以签差之事，仍留为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钱雇募。使（一）农民本可以劳力代实物或货币的，亦概须以实物或货币纳税。（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劳力的事，亦因力役的习惯亡失，动须出钱雇募。于是有许多事情，尤其是建设事务，因此废而不举。这亦是公家的一笔损失。但就雇役和差役两法而论，则雇役之法，胜于差役多了。而当时的旧党，固执成见。元祐时，司马光为相，竟废雇役而仍行差役。此后虽亦差雇并行，总是以差为主，民受其害者又数百年。田租、口赋、力役以外的赋税，昔人总称为杂税。看这名目，便有轻视它、不列为财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这是前人见解的陈旧，说已见前。然历代当衰乱之际，此等赋税，还总是有的。

如《隋书·食货志》说，晋过江后，货卖奴婢、马牛、田宅、价值万钱者，输钱四百，买者一百，卖者三百，谓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税。又说：都东方山津，都西石头津，都有津主，以收获、炭、鱼、薪之税，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余，小市十余，都置官司收税，此即商税中之过税及住税。北朝则北齐后主之世，有关、市、邸、店之税。北周宣帝时，有入市税。又酒坊、盐池、盐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时，却把这些全数豁免，《文献通考·国用考》盛称之。然以现代财政学的眼光评论，则还是陈旧的见解。到唐中叶以后，藩镇擅土，有许多地方，赋税不入于中央；而此时税法又大坏，中央收入减少，乃不得不从杂税上设法。宋有天下以后，因养兵特多，此等赋税，不能裁撤，南渡以后，国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顿。于是此等杂税，遂渐渐地附庸蔚为大观了。不论在政治上，社会上，制度的改变，总是由事实逼迫出来的多，在理论指导之下发明的少。这亦是政治家的一种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