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族工业曾有些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民族工业更有了较快的发展。从1911年到1919年的八年间，近代工业中的民族资本，增加了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了以往的五十年。但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没有什么改变，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只表现在某些轻工业上，特别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得比较迅速。1911年投资纱厂的资本，不过一千七百万元；到1919年，投资总数达到六千万元，增加了两倍半还多。1911年全国面粉厂和机器磨坊只有四十家，资本不过六百多万元；1919年增加到一百二十多家，资本达四千五百万元；每昼夜生产面粉的能力，也从四万三千袋增加到十八万八千袋。生产出来的面粉还大量运销国外，变过去的入超为出超，1919年的出超额在一千万海关两以上。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很快壮大起来。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已增加到二百万人左右。他们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几个大城市里，集中在矿山、铁路、纱厂、面粉厂等少数近代工厂大企业里。这种高度集中的情况，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使他们便于联合和团结，容易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中国工人阶级没有从辛亥革命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他们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极其苦痛的生活。一般工人的工资，每天只有两三毛钱，连最低的生活都很难维持。女工和童工的收入，比这还要少。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在十二小时左右，有些矿厂甚至长达十六至十八个小时。由于设备简陋，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工伤事故层出不穷。抚顺煤矿从1913年至1917年的四年之内，发生工伤事故一万六千多起，死伤工人七千二百八十人。许多厂矿中还普遍地存在着把头制、包身工和养成工等野蛮的超经济的剥削，把工人的血汗榨得干干净净。在这期间，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政治压迫也越来越重。工人本来就没有丝毫政治权利，军阀政府又颁布了一些像“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法”等反动的法令，来严格限制工人的活动。同时，这些军阀还一贯用野蛮的血腥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工人的反抗。

在这期间，工人罢工的次数大大增多了。据统计，从1912年1月至1919年5月的短短七年半，发生了一百三十多次罢工，这比以往七十年里罢工的总次数还要多。这期间的罢工次数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例如1916年为十七次，1918年增加到三十次。同时，罢工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也远远超过了以前的罢工。

在这期间，工人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反对非人的待遇和野蛮的压迫，掀起了多次的反抗斗争。1915年4月，湖南乾城大王岩煤矿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和反对延长劳动时间而举行罢工，曾对军警和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进行了坚决抵抗。同年7月，苏州全城三千丝织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同盟罢工，并组织了纠察队。1916年3月，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举行罢工，军阀政府派警察镇压。被激怒的工人群众捣毁印刷局，夺取警察枪械，进行抵抗。1917年7月，上海英美烟厂工人三千人，为反对减低工资而举行罢工，坚持了三个星期。

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运动和1916年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做租界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工人阶级在这两次运动中都起了主力军的作用，把运动推向**。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全国各地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上海所有在日本企业里做工的工人，几乎都参加了斗争。上海日商大阪公司和三井煤栈的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并散发了“不准给日商做工”的传单。工人抵制日货，也最为坚决而彻底。在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罢工斗争中，天津工人显示了工人阶级坚定和团结的力量。他们在罢工期间，组织了“工团”，成立了“工团事务所”，指挥罢工，领导示威游行。他们以一致行动，粉碎了法帝国主义的分化和破坏。法商电灯公司中国工人的罢工，使法租界“化为一片黑暗”，靠这个公司供电的工厂，也只得停工。在全国人民声援之下，这次罢工坚持了五六个月，沉重地打击了法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迫使它最后不得不同意将老西开划为中法共管。

1912至1913年间，在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地出现了最初的工会。1917年，商务印书馆工人在罢工中，还提出要把“不得干涉工会活动”作为复工条件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找到了解放自己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便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历史。从此，中国人民又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