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京剧的历史,有近两百年了。如果从它的前身徽戏说起,那还要早个四五十年。
安徽戏班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开始,先后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班,来到北京,被称作四大徽班。他们丰富多彩的演出,和一些思想内容较好的剧目,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逐渐地取代了本来在北京流行的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地位,成为北京剧坛的主力。
徽戏的唱腔以二黄调为主。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湖北的湖广调(楚调,也就是汉剧)也进入北京,带来了西皮调的唱腔。这两个本来有着血统关系的姊妹剧种,很快地结合起来,使西皮调和二黄调在北京同台演唱。以这两种唱腔为主,然后又吸收融化了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精华部分,构成了本身唱(歌唱)、念(说白)、做(身段动作)、打(武打)一套完整的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戏曲,人们把它叫作京调或皮黄,也就是今天的京剧。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京剧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了许多优秀演员,同时逐步地向外发展,较大的都市如天津、上海、汉口、长沙,都先后有京剧班子演出。
京剧的表演(包括唱、念、做、打),无论生、旦、净、丑,都有一定的程式,但在京剧的发展过程中,不少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在传统程式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创造,形成了各种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
没有一种艺术能够超越于时代之外。京剧和许多别的艺术一样,有着自己的战斗历程。辛亥革命前后,有许多京剧艺人基于祖国的危亡,曾经演出了不少适应当时政治形势要求的剧目,有些爱国艺人还直接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他们当中,如汪笑侬,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位爱国志士。袁世凯窃国后,他编演了《党人碑》,讽刺这个专制独裁者。刘艺舟编演的《皇帝梦》,把袁世凯的奸相和丑态,演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袁世凯已经死了,但对于北洋军阀的丑恶本质,仍然是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在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等,都编演了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目。如梅兰芳的《抗金兵》《生死恨》,程砚秋的《亡蜀鉴》《荒山泪》,欧阳予倩的《梁红玉》《木兰从军》等。由此可见,京剧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战斗的优秀传统,这是非常可贵的。
然而,京剧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曾经遭受过反动势力的摧残和践踏,有过自己的盛衰兴败。在清朝统治时期,它一度被皇帝、贵族、官僚所“赏识”,成为宫廷里的消遣品,被利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一些根据历史题材改编的剧目,如《四郎探母》和《彭公案》《施公案》之类,大都是这个时期编演的,这就使它脱离了广大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京剧遭到的摧残更是十分严重,一些庸俗下流、迷信荒诞,甚至极其丑恶**的剧目,曾经风行一时。反动派把艺术糟蹋得不像样子,许多艺人穷困潦倒,过着辛酸的血泪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曾经产生了如《三打祝家庄》《将相和》等富有思想性的优秀剧目。1964年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是京剧艺术史上的一场大革命。这次观摩演出的许多优秀剧目,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热烈地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成功地塑造了许多革命的英雄形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衷心赞赏。这次观摩演出大会宣告:社会主义的新京剧诞生了。
(龚书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