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和团运动以后，一次新的革命**立即在酝酿着，各地农民的斗争此起彼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政府已经不能照旧地统治下去了。为了挽救它的反动统治，清政府在1901年就发布了个“变法”的通告，宣布要实行所谓“新政”。

“练兵筹饷”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为了加强镇压人民的反动武装，清政府在中央新设“练兵处”，在地方设立“督练公所”，编练新军；并且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为了搜刮钱财，清政府又增添了许多名目的捐税，加紧敲诈和勒索人民——这是“筹饷”的唯一手段。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清政府还把原来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政府各部之首，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外国资本在华特权的章程，进一步出卖国家的主权。

为了拉拢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清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向民族资产阶级让步的措施，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制定实业章程，废八股，停科举，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等。

从以上这些“新政”措施可以看出，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目的，一则是做出姿态，表示自己要“革新政治”，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欺骗人民，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并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二则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通过实行“新政”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起来；三则是想通过“新政”加强封建统治力量。

可是，清政府的“新政”并不能挽救它的垂危命运。1903年后，宣传革命的书报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革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风起云涌。清政府越来越深地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

在革命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上层分子却竭力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企图用改良的办法来对抗革命，以保存清朝统治，并使自己挤进这个政权中去。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便又装出一副准备实行“立宪”的姿态，想用这种办法来逃脱革命风暴的袭击。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玩弄“立宪”的骗局，派遣亲贵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是，人民早看穿了清政府的这一花招。革命志士吴樾就曾写文章揭露“立宪”的阴谋，并在五大臣启程的那天揣着炸弹到车站去炸他们，因炸弹爆炸过早，吴樾被炸牺牲。五大臣吓破了胆，有两个再也不敢出头，清政府只得重新拼凑了五大臣出洋。1906年载泽等回国奏请立宪，说它可以固帝位、减外患、除内乱，还说，今天立宪只不过是“明示宗旨”，至于真正实行立宪的时间尽可推迟。清政府自然很中意，当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立宪”。接着，一面下令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并在各省设“咨议局”；一面却以改革官制为立宪第一步的名义，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大权的政策，还加紧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反动武装力量。“预备立宪”的骗局耍开了。

资产阶级改良派全力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他们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筹备立宪机构，并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早日召开国会；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请求立宪，因此，历史上又称他们是“立宪派”。这时，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更加发展了。清政府被迫在1908年8月又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这个既是“钦定”又是“宪法”的非驴非马的“大纲”，一共有二十三条，其中十四条规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实际上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权利。

“立宪派”为了取得政治地位，在1910年2月到10月，由各省派代表到北京连续三次请求清政府开国会、组内阁。他们向封建朝廷叩头请愿，痛哭流涕，却得不到清政府的半点怜悯。只是在国内革命形势更加发展的压力下，清政府才在1911年5月成立了一个内阁，因为主要阁员都是皇族，人们管它叫“皇族内阁”。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场丑剧才没有继续演下去。

（吕翼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