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中，商品、炮舰和传教士是互相配合的。英、法、美等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取得了深入我国内地传教的特权。从此，外国传教士便纷赴各省设立教堂，其中一些人利用宗教进行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宣传和刺探内地情报的特务活动。这些戴着宗教面具的侵略鹰犬，一方面忠心耿耿地替自己国家的资本家效劳，一方面穷凶极恶地欺压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强占中国人民的田地房产，一个教堂往往占有几百、几千以至成万亩土地和大量房产。这些土地房产，大多是通过“逼让”“圈占”“强买”“罚献”甚至“驱逐业主、据为己有”等办法恃强霸占的。他们**妇女、残害良善：如云南浪穹县有一个天主教堂，法国神父收买了几个中国歹徒，任意强抢民女，亲属前往索要，常被殴打而死。他们包揽词讼，挟制官府：只要信教的人，打起官司来理屈的可以胜诉，杀了人也可以不抵罪。有的地方，教士甚至和地方官一起坐在公案前审理案件。山东有一传教士竟“自称巡抚”，命令各地方官服从教堂的指示。

总之，那些自称是代表“上帝”到中国来传播“文明”和“福音”的传教士，大多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恶霸流氓。他们欺侮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当然会激起各地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早在1861至1862年间，贵州、湖南、江西就爆发了反对外国教会的所谓“教案”。此后教案不断发生，几乎年年有、省省有。到1870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天津教案，成为近代初期反教会斗争的第一个**。

从天津教案以后到义和团运动（1900）这三十年间，中国人民的反教会斗争继续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时期的所谓“教案”，常常不再是为了反对某地洋教会的直接欺压而孤立地发生，而是一处发动，他处响应，连成一片。这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反帝认识有了提高，把洋教会的活动和帝国主义的整个侵略活动联系起来了。例如在中法战争时期（1883—1885），东南沿海和云南、广西相继掀起了反对法国教会的斗争，有力地支持了抗法战争。

清政府采取卖国媚外政策，镇压反教会斗争的爱国群众。初期曾经参加斗争的一些地主绅士，逐渐畏缩，退出了斗争行列，有的反而协同官府进行破坏。但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激起义愤，参加的人更多，斗争得更坚决了。同时，他们对于封建势力破坏反教会斗争也开始表示不满，例如1879年（光绪五年）发生了反对美国教士的福建延平教案，群众散发的揭帖（传单）中即明白指责官员绅士偏袒洋人，而宣称“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

在斗争中，原来存在于民间的秘密结社逐渐活跃，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例如在1890至1891年，西起四川，东到上海，几乎整个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涌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教会运动。沿江各地会党普遍参加，人民利用会党组织，呼应联络，发动武装斗争。1891年冬在热河爆发了反对外国教会和蒙古王公的武装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北方的秘密宗教组织金丹道和在理教。

反教会运动出现了武装起义，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爱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形式。特别是四川东部余栋臣领导的起义，规模大，影响也大。余栋臣原是四川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的担煤工人，1890年，龙水镇的洋教堂勾结官府镇压当地群众的反教会斗争，余栋臣于这年8月领导群众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1898年春，余栋臣被捕，送荣昌区监禁。他的部下劫牢反狱，把他救回龙水镇。他就领导群众第二次宣布起义，传檄远近，声称“但诛洋人，非叛国家”，但若官吏畏惧洋人而镇压群众，那么就是祖国的叛徒，民族的罪人，“于国家法在必诛，于义民理难容宥（宥yòu，宽容的意思）”。提出的口号是“顺清灭洋”，“灭洋”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灭洋”是显明的，“顺清”则是有条件的，这一口号集中反映了这次起义的爱国精神和要求爱国合法的愿望。广大群众热烈拥护，起义队伍迅速增加到一万人，川东、鄂西好多县份的人民纷起响应，到处打击洋教会，声势大震。清政府连忙调遣大军围攻，到1899年初，起义终于失败，余栋臣被捕入狱。

就在这时，山东的义和团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洋教会的斗争已发展成了武装起义。1900年，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便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

（张守常）